作者：楊吉

“明星歷史學家”英國人尼爾·弗格森在埋首為美國著名外交家基辛格撰寫傳記期間，深受這位能嫻熟運用人際網絡為自己構建權力、聲望與影響力的人的啟發，決定嘗試一種新的書寫方法來呈現歷史。主題是關于國家、戰爭、和平、經濟等宏大命題的歷史，而切入點是社會網絡在過程中起到的作用，于是便有了這本《廣場與高塔》。

《廣場與高塔》 [美]尼爾·弗格森 著 周逵 顏冰璇 譯 中信出版集團

這是一個經常被同行研究者所疏忽的角度——他們更倚重來自官方、正史、學院體系的材料，對一些歷史事件或社會現象作出詮釋。但弗格森提醒我們，要小心現有檔案形成的“陷阱”，“縱觀歷史上的大變動，它們往往是由一些沒留下多少記錄的非正式組織造就的”。

現年56歲的弗格森，精力充沛，這從他近些年奮筆疾書、著述頗豐的表現中可見一斑，此外，他還經常跨界，擔當歷史紀錄片的主持人、電視節目評論員和報刊的專欄作者。這就讓他的作品通俗易讀、信息量與話題性十足，充滿散落在字里行間的機警。

就像“廣場”與“高塔”，這是具象的事物，但弗格森用它們分別比喻“社會網絡”與“階層等級”。據說這是弗格森在游覽始建于中古或近世的歐洲城鎮時得來的靈感，比如書中提及位于意大利錫耶納的廣場，代表世俗力量的塔樓矗立在進行市集交易的廣場旁，以陰影籠罩著整個廣場。這種借用的筆法，似曾相識。往遠講，它令人想起邊沁的“圓形監獄”，這個被創設的概念用來描述十分隱蔽且無所不在的監控；往近說，它與埃里克·雷蒙的《大教堂與集市》、尤查·本科勒的《企鵝與怪獸》有異曲同工之妙。那兩本書的作者都用了一對比喻，揭示封閉與開放、垂直與扁平、集中與對等、競爭與合作兩種截然對立的生產關系或組織模式。

當然，弗格森討論的議題與他們的完全不同，這至少表現在兩個方面：第一，弗格森筆下的“網絡”有互聯網，但更多是指人際網絡。第二，從根本上講，弗格森還是在寫歷史演進、權力更迭的發生邏輯及其內在機理，只不過他用關系網絡的標尺去丈量，旨在說明一個散落在官方話語體系外的網絡對成事的重要作用。在這個意義上，他的有些結論跟里德·霍夫曼提倡重視人脈資源、利用關系網的見解如出一轍。霍夫曼是全球最大職業社交網站領英（Linked In）的創始人與執行總裁，被稱為“硅谷人脈王”，他在《至關重要的關系》《聯盟：互聯網時代的人才變革》等著作中就闡明過這些道理。

借助網絡這個平淡無奇的概念，弗格森試圖重新梳理與解說歷史，同時，他表示想在主流史學和陰謀論中尋求一種平衡——前者對網絡的作用輕描淡寫，后者對網絡的支配力夸大其詞。而他，則是在新的敘事方式下，要證明一些人際網絡結構對傳統的等級制度、統治階層構成的沖擊與挑戰，與此同時，網絡的發展也會演變成呈金字塔狀的秩序結構。這意味著，很多我們熟知的歷史事件有可能被解析出另一番的意義和文本價值，同時，“廣場”與“高塔”并不必然排斥、緊張對立，而有可能是相互融合的。

弗格森的寫作極具風格，譬如在選題上宏大深刻、在線索上貫穿古今、在舉例上旁征博引、在論證上點到即止。為了說明網絡的存在感與推動力，弗格森領著讀者向前回溯到地理大發現、宗教改革乃至更早時期，向后評述羅斯柴爾德家族、基辛格的發跡史一直到亞馬遜、谷歌、臉書、推特的互聯網時代和2016年的美國總統大選、英國公投脫歐。就題材而言，它已經完全不像是一個敘說陳年往事的歷史讀本，而接近于涉獵廣泛、無所不包的文明史雜談或社會學百科。

然而，這也或許是本書會為人詬病的地方。當一再地將落腳點歸于網絡的作用力，而缺乏細致、嚴謹的論證和必要的文獻佐證，難免會讓人感到弗格森有“先入為主”的嫌疑。他的有些論斷是正確的，即便省略說理的過程。他說：“網絡其實從來存在，只是不為主流歷史所認知。”這一點毫無疑問，自人類從群居、部落發展到今天的社會形態，人際網絡無所不在。

對于這個近乎常識性的結論，弗格森其實無須贅言。這個道理盡人皆知。巴菲特的父親要不是股票交易員，并且自己開了公司，對子女言傳身教，巴菲特的人際網絡可能不是我們后來看到的那樣；比爾·蓋茨母親的好朋友是時任IBM的董事，這個關系幫助了當時正在起步的微軟和作為創業新人的蓋茨拿到了首個訂單……如果弗格森有興趣寫，從華爾街到舊金山，從金融圈到科技界，乃至其他政商文化領域，網絡向來是存在的，且持續發揮著效應。

所以過于強調社會網絡的地位，自然會以偏概全。人們并不會否認像使徒社、骷髏會以及像南希·吉伯斯寫的《隱秘權力》一書中由胡佛和杜魯門兩位總統創辦的“總統俱樂部”，這些或顯露或隱藏的組織系統，又在一定程度上左右歷史進程的能力，但講是它們主導和顛覆了固有的層級結構，即“高塔”模式，顯然有點言過其實。

書中最大的爭議在于弗格森提出，有兩個歷史時期“社會網絡的地位比以往都要重要”，第一個是15世紀古騰堡印刷術傳遍歐洲，打破了知識壟斷，平民革命、思想變革逐漸被引爆；第二個是當今的時代，可以追溯到20世紀70年代，從阿帕網的發明到硅谷的一系列技術創新。弗格森認為，它們均是網絡影響力不斷攀升的絕佳例證。然而，在湯姆·斯丹迪奇看來，從論據到論點顯然站不住腳。他在《社交媒體簡史：從莎草紙到互聯網》一書中明白無誤地告訴我們，從西塞羅和其他古羅馬政治家用來交換信息的莎草紙信，到宗教改革、美國獨立、法國大革命期間印制的宣傳小冊子，這些古代、近代的“信息網絡”早就存在了。只不過，它在今天有個更時髦的名詞，脫胎于社交網絡的“社交媒體”罷了。

不可否認，弗格森以新穎獨特的角度、引人入勝的講述，挑戰了傳統慣性思維下的歷史觀。要說閱讀《廣場與高塔》的最大價值，或許以下兩點可供參考：弗格森為我們提供了一對具有豐富內涵的象征物，即分別象征民主與權力的廣場和塔樓；同時，他又告訴我們，廣場因為有臺階、錯落有致因而形成等級，而世上也需要高塔存在，以登高望遠、樹立必要的核心與威嚴。（楊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