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男人留著大胡子，戴圓片墨鏡，頭上扣著皮帽子，穿綠棉襖，用一張銀行卡撥著三弦，操著一口濃重的西北口音，唱起“早知道在家待這么久，我也不會只買兩包紅蘭州。早知道在家待這么久，我就應該多拉拉妹妹的手”。視頻最后，一位老人莫名走入鏡頭，唱歌的男人回頭對路過的老人說，“好聽吧？奶奶。”

這條短視頻在微博被轉發了近4萬次。歌詞切中了疫情中許多人宅在家中憋悶的情緒，西北民歌改編而來的曲調既陌生又熟悉，它詼諧、無奈又讓人們有些悵然，這個看起來土味盎然的短視頻，讓人們知道了這個叫做張尕慫的男人。

其實，他是個民謠歌手，出唱片，參加音樂節，作為主角被人跟拍過紀錄片，在民謠圈子里早就被人熟知，只不過這一次意外地以這樣的方式被大眾所知。

過年、新冠肺炎

臘月二十三。民謠歌手張尕慫在甘肅天水、定西等地方采風結束，回到家鄉甘肅省白銀市靖遠縣的一個小山村。那時，他覺得這個年會和過去每年一樣，一大家子熱熱鬧鬧過春節。

除夕前，張尕慫專程騎著紅色三輪車，給自己辦了點年貨：一包火柴，兩包紅蘭州煙，灌滿一個塑料桶的兩斤白酒。

但誰也沒想到疫情暴發了。大年初八，村里的路已經被封，張尕慫家里沒菜了，只能吃過年剩下的東西。家人坐在一塊念叨，“早知道在家待這么久，咱們應該多預備點菜，多買點肉。”張尕慫聽著聽著，就借著家人念叨的話題，唱了起來。

第二天，張尕慫坐在院子里，將這首即興而成的歌《早知道在家待這么久》錄成短視頻，發在抖音、微博，迅速走紅。視頻里的歌詞，是他隨口哼的，曲子改編自西北民間音樂《雪白的鴿子》，在他之前，另一位西北民謠歌手趙牧陽，曾用這首曲子唱過《早知道黃河的水干了》。

歌曲走紅，并未給張尕慫生活帶來多大變化。他每天發微博，看手機時間卻并不多，“你不看手機的話，你在農村整個人的狀態很好。”他對《中國新聞周刊》說。

新年里，張尕慫更愿意坐在院子里看月亮，和家人一起聊天烤串或者晚上陪叔叔們打牌。其實，疫情最重的那段時間里，張尕慫不只寫了那一首歌，他還寫了調侃防疫亂象的《防疫農業搖滾》《疫情小唱》，記錄防疫標語的《防疫宣傳標語語錄》，以及講述李文亮事件的《訓誡書》。一共10首歌，有抒情，有諷刺、有批判，連在一起，記錄了疫情的不同切面。這些其實是民謠這種音樂的本意，興觀群怨都在其中。

盧中強是“民謠在路上”的創始人，去年，他的公司“十三月”簽約了張尕慫。聊到張尕慫在疫情中的歌，他會想起周云蓬寫的《中國孩子》，川子寫民生艱辛的《幸福里》《掙錢花》和《我要結婚》，“歌里有人文精神和現實批判的承載。我覺得作為歌者，應該對社會變革、現象、事件做記錄。”

這些歌曲發布之后，張尕慫被有些人賦予了“斗士”色彩，甚至有律師找到他，想讓他將一些案件改編成歌曲，以引起關注，而另一些人則開始來到他的微博下，指責他。

他此前曾參加過選秀，但最終沒有播出，還努力想登上地方春晚，也沒成。對于張尕慫而言，寫那些歌的時候，他沒那么多人文精神和現實批判意識，只是喜歡即興記錄生活，這也是西北民歌的傳統。他寫歌的方式很隨意，生活中遇到有意思的事，就即興變成歌曲。

他還有一臺DV和一支錄音筆，從10年前開始記錄家里的影像。有些錄下的聲音會成為他歌曲中的素材，比如手摸稻子的聲音、耕地犁田的聲音、打呼嚕和咳嗽的聲音。他出生的甘肅鄉村，貧瘠、偏遠，卻民歌氛圍濃厚。那時，村里每年的廟會，就像村莊里的音樂節。他的父親在廟會上吼秦腔，叔叔玩秦琴、三弦、板胡。耳濡目染，他從小就會寫歌玩。

那會的山村供電極不穩定。他和弟弟、妹妹，專門編了首歌叫《停電了》。他家有頭驢，他也和家里的小孩給驢寫歌”。

城市、姑娘漂亮

如今，張尕慫歌曲中最具辨識度的元素，依然是濃烈的西北民歌味道。他每年會花上三個月，穿梭于青海、寧夏、甘肅的村莊和鄉鎮，和民間藝人聊天，學習音樂，但他卻說，他很長一段時間，“忘記家鄉的調子了”。

這要從2000年說起。那年，張尕慫正上初一，得知村里的初中即將取消。他讀的初中，已經連續三年沒有學生考進縣城一中。老師也越來越少，一些教師回家種地，一些教師去了城里。

那正是中國城市化的起點。張尕慫開始能見到外地打工回來的村民，他們帶回了新奇的東西。有人買了摩托車，有人腰間別了BB機。那時張尕慫家里的電視，只能收到兩個臺，一個是央視一套，一個是當地的白銀電視臺。這種條件下，張尕慫能獲得的音樂資源，除了民間音樂，僅限于外地打工回來的年輕人哼唱陳星的《流浪歌》和陳紅的《常回家看看》。

村里初中取消之后，張尕慫去了鄉里讀書，每天起大早，翻兩座山去學校。初二那年，班級轉來一個父親在城市做包工頭的學生，戴著眼鏡，同學管這個人叫“外星人”。有幾天，“外星人”用隨身聽播放了何勇的歌曲《姑娘漂亮》。就是這幾天，聽到這首歌的張尕慫覺得，自己“想做這個”。

聽到這首歌之后，夜里，張尕慫開始經常站在村里，一站幾個小時，望著遠處白銀市的街燈。對于生活在偏遠、落后山村的張尕慫，白銀市結結實實地投射了他對城市的向往。

那年，張尕慫的叔叔在白銀市強灣鎮給政府蓋食堂。張尕慫在叔叔的工地打了兩個月工，掙了210塊錢。他花180塊錢買了人生中第一把吉他。這是他第一次來到白銀市，那天他穿著迷彩服，臉上有油污和灰塵，走在街上覺得“很不好意思”。

有了吉他，練琴卻沒人教。早先，他跟村里的民間藝人學過三弦，就用彈三弦的方式摸索著彈吉他。以至于多年之后，他最初開始在酒吧演出時，連大橫按的和弦都不會。后來，他去網吧找遍各種音樂網站，下載了周云蓬、萬曉利、二手玫瑰等獨立音樂人的歌曲。也是從這時起，他很少聽民歌了，“我忘了家鄉的調子。”他說。

高三那年，他出生的村子大旱，村里決定集體搬遷到附近的劉川鄉。搬遷后，張尕慫發現家里的木門不見了。門上面曾記錄了他們一家四兄弟姐妹的身高，他們每長高一點，就劃一道線。搬遷之后，村里舉辦廟會的次數迅速減少，這種承載著西北民間音樂的儀式，從逐漸現代化的村莊中慢慢退出。就像當年張尕慫聽到了《姑娘漂亮》之后就忘記了家鄉的調子，有些事情，不可回轉。

土地、民間音樂

2008年，張尕慫進入中南林業科技大學讀書。他之所以選擇這個學校，是因為他覺得家鄉到處都是黃土，他想給家鄉栽上樹。但真的讀了大學之后，他覺得很多課程都是在應付差事。大二起，他大量翹課，將時間花在音樂上。他在校內組了一個名叫“獵人”的樂隊。那時的歌曲是搖滾風格，如今張尕慫回看，覺得是大學生的無病呻吟。

大三那年，有一次他和4個樂隊成員在長沙一家酒吧排練。彈到副歌，張尕慫無意哼出一段他童年聽過的西北小調，抬起頭時，發現每人的眼神里都透著一股驚喜。他才發現，原來自己曾經最熟悉的東西，有不同凡響的力量。

暑假的時候，他去了青寧采風。師傅帶他到一個茶館，一邊聽一邊錄。也是這一年，張尕慫開始在全國各地“流竄”演出。他在豆瓣上挨個給各地的Livehouse、酒吧發私信，詢問是否能給自己一個演出的機會。有時在酒吧演出，他就住在酒吧。有時在地下通道演，就睡在地下通道。

此時，他寫的歌已經從大學生式的矯情變為對農村生活的白描。一些歌里的故事，取材于他童年村子里的真事，比如《張老漢》原型是他村里的“首富”，是村里第一個去蘭州吃過面，有9個女兒的男人。

放眼西北出身的民謠音樂人，幾乎都像張尕慫一樣，在民間音樂中汲取營養。比他更早的有趙牧陽、野孩子、低苦艾和蘇陽。蘇陽比張尕慫年長20歲，音樂軌跡很相似，先被搖滾樂吸引，最終卻在民間音樂中找到自己的表達。

2012年，張尕慫選擇從大學退學。之后的演出節奏堪稱瘋狂，最多的一年他給自己安排了103場演出，自嘲“民謠流竄犯”。

在張尕慫離開學校的第二年，紀錄片導演張楠決定把他當做拍攝對象。“他對農村經驗有一種很肯定、很積極的態度，但他在城市里巡演，又是一個很現代的事情，這個事情就很有趣。”張楠對《中國新聞周刊》回憶。

在張楠的紀錄片《黃河尕謠》中，有一幕是張尕慫對著曠野喊，“張尕慫，你一定能紅。”但他連續演出兩三年之后，還是沒紅，生活漸漸穩定下來。2015年，他結了婚，定居在大理龍尾街。現在他每年三個月住在大理，用來休息，再花三個月采風，其余時間用來巡演。

去年10月，在北京江湖酒吧，“民謠在路上”的創始人盧中強看了張尕慫兩個小時的演出后，決定和他簽約。在盧中強看來，張尕慫與其他民謠歌手相比，最大的優勢，是唱歌沒有儀式感，“不管是在酒桌上，還是大家聊天的時候，隨著狀態就出來了。”

沒有演出的日子里，張尕慫將自己隨口哼唱的歌曲，發在抖音和微博上，平均幾天發一條。他沒想到，直到2020年的春節，在這場席卷而來的疫情里，他即興唱出的那些歌，讓自己頭一次“紅了”。

《中國新聞周刊》2020年第1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