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因新冠肺炎疫情封城的武漢將正式迎來解禁的日子。這段時間，武漢大學教授、文化史名家馮天瑜駐足武漢家中，他靜心閱讀、思考，修訂近作《中華文化生態論綱》校樣，在書首寫下“謹以本書敬獻封城兩月的武漢父老鄉親”。日前，馮天瑜先生接受了本報記者獨家專訪。

記者：“封城”期間馮先生讀什么書？

馮天瑜：此次新冠肺炎疫情來襲，人類面臨一次嚴峻的生態危機，其對國際社會沖擊力之巨大，為“二戰”結束后七十余年所僅見。而疫情及抗疫之戰又給我們以諸多啟示，所謂憂患啟哲思。機緣巧合，此間我正在修訂新作《中華文化生態論綱》校樣，三個月來圍繞“文化生態”論題閱覽，重讀了中外典籍，涉獵《詩經》《周易》《左傳》《國語》《戰國策》《史記》《明夷待訪錄》及《伯羅奔尼撒戰爭史》《人類簡史》《歷史的教訓》《羅馬家俱樂部》《寂靜的春天》等篇什，形成“大疫期間議生態”“上醫醫國”“商賈救亡”“采風與詩諫”“勿入修昔底德陷阱”等議題。

記者：您說閱讀孫思邈《備急千金要方》有不少體悟，能談談嗎？

馮天瑜：瀏覽唐初“藥王”孫思邈的醫藥學名著《備急千金要方》，確有入山探寶的感覺，書中尤其開人神智的金句是：“古之善為醫者，上醫醫國，中醫醫人，下醫醫病。”其出典《國語·晉語》對“上醫醫國”題旨有具體鋪陳：上等醫生不僅為人療疾，還應醫治國家的病患。近人孫中山、魯迅、契訶夫等是醫國之上醫；今次悲壯的抗疫之戰中，涌現鐘南山等一批由治病、醫人進而醫國的醫者。這些古今“上醫”值得我們效法。

記者：您讀古近史籍，引出《商賈救亡》《“采風”與“詩諫”》二題，很有意思。

馮天瑜：《左傳》載春秋商人弦高救鄭，抗日戰爭史著載盧作孚及民生公司抗日救亡壯舉，聯想到這次抗疫民營企業家的卓異表現，對商人的歷史功能有進一步認識。古今史事有助于我們走出“重本抑末”、貶斥商人的故套，并使近年一度出現的“民企下課”論調不攻自破。

魯迅說：“讀經不如讀史。”歷史的具體演進將許多經典道理實實在在地展開，教訓不言自明。讀《詩經·國風》《左傳》《戰國策·齊策》，引出《“采風”與“詩諫”》一題，領悟廣開言路的重要性和“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歷史教訓。《史記·太史公自序》說：“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誠哉斯言。

我閱讀關于生態問題的域外典籍，如《人類簡史》《歷史的教訓》《寂靜的春天》等，對文化生態問題有新的體會。

記者：3月中旬以來，北京閱讀季、深圳讀書月兩大閱讀推廣品牌聯手，推出“共讀一本書 點亮南北城”名家線上分享活動。您抱病在線上作近兩小時講座，有京、深兩地上百個書店、讀書會的微信讀者群同步收聽，反響熱烈。您對這一讀書活動有何評價？

馮天瑜：這種由出版界、圖書界組織的活動，用互聯網把學者與讀者聯系起來，就同一主題、同一組典籍展開研討，相互切磋，交流心得，使讀書活動向深廣度拓展。我聽楊天石先生的講座，內容精當、新穎，與讀者的討論也生動多趣。這樣的讀書活動持續下去，必有可觀成效。

記者：在武漢封城前一周，馮先生拿到近年撰寫的《中華文化生態論綱》校樣，近日還在書首寫下“謹以本書敬獻封城兩月的武漢父老鄉親”。可見，這次疫情對您的文化生態研究有新的啟發。

馮天瑜：的確如此。近代武漢有過兩次封城，一是太平軍進攻時清方封武昌城，二是北伐戰爭時吳佩孚北洋軍封武昌城。但這兩次軍事性封城規模有限(僅三鎮之一的武昌)。而此次新冠肺炎疫情暴發，1月23日武漢三鎮封城，一座千萬人口級的特大城市因生態問題封城兩個多月，堪稱史無前例。這使我們對生態問題的重要性、嚴峻性有了新的認識，拙著《中華文化生態論綱》的題旨因此得以深化。

從1980年開始，我致力于文化史研習，40年來一直把文化生態作為重要切入口。文化史不限于個別文化英雄的生平記述，決非帝王將相的家譜，而是億萬庶眾在特定的生態環境中的創造性“共業”。1990年出版的《中華文化史》，上編“中華文化生態”即論此。以后又在幾種論著中繼續討論文化生態，但始終意猶未盡。

近幾年我得兩場大病，數度垂危，搶救過來后，覺得來日無多，要抓緊深究此題，至2019年下半年，草成《中華文化生態論綱》，從地理環境、人類經濟活動、社會制度三個層面考析中國文化生態的歷史演進。因為我認為文化生態問題不僅涉及人與自然的關系，還包括人的社會關系，是“天人”與“人文”的結合。而修訂校樣之際，恰逢封城抗疫，風云際會，引得浮想聯翩，書稿中留下此類心印，待日后書出，請諸君批評指正。

記者：您長期生活在武漢，又是這次疫情親歷者，您對以后武漢的重振復興有何展望？

馮天瑜：抗戰勝利時我3歲，隨父母來武漢。對于這座居留70余年的城市，充滿深厚的情感。對經歷大疫的武漢的復興，我抱有充分信心。武漢乃九省通衢，具備上佳的自然稟賦和雄厚的經濟、文化底蘊。拙著《張之洞評傳》《辛亥首義史》詳論于此。將武漢置之全中國，乃至全世界考察，其區位優勢都非常突出，早在清代，美國、日本都將武漢稱為“東洋芝加哥”，此非虛譽。漢口外貿曾“駕乎津門，直追滬上”，直到二十世紀中葉，武漢工商業名列全國前茅。上世紀90年代后期，尤其到21世紀，武漢突飛猛進。這里還是全國最大的高等教育基地之一，大學生數量超過百萬，居全國第一，也即世界第一。武漢人民勤勞、智慧，善于學習，富有創造力。諸多因素，決定了武漢一定可以再度崛起，重現輝煌。

記者：在您看來，疫情的世界性蔓延，對“全球化”發生何種影響？

馮天瑜：疫情的世界性蔓延，是十分嚴重的事態，正如一些科學家和政治家所預測，這是“二戰”結束以來人類面臨的最大挑戰。各國用“封城”以至“封國”應對之，這勢必令全球化空前遇挫，各國、各地區的自我封閉將成為一種走勢。而新冠病毒的變異性、頑固性將導致疫情較長時段演繹，加之各種次生災害，將在數年間危及經濟活動，并影響國際政治，故不可對形勢盲目樂觀，我們更當未雨綢繆。

有論者認為，“全球化”萎縮，封閉主義抬頭，是今后趨勢。我以為，不可一葉障目。各國“封城”甚至“封國”以應對疫情，這勢必令全球化受挫，孤立主義借機抬頭，但這是短期現象，也將波及中期，但不會籠罩長期。因為，“二戰”后大半個世紀形成的經濟全球化和信息全球傳遞已成慣性，如產業鏈各國分工，一國一地難以完成生產全過程，故經濟一體的基盤大定，全球化方向不可能扭轉。但各種程度的調適是會發生的，我們應當做好科學的調適。

記者：這次新冠肺炎疫情的發生對馮先生有哪些啟示？

馮天瑜：這場疫情給我們帶來諸多啟示。可略列幾項：

其一，提升國家和民眾的生態意識。工業革命以后，人類中心主義及征服自然，成為主流意識，其無限膨脹，是非常危險的。上世紀70年代以后出現的文化生態學，對此有所反思，主張人類應從“制天”回歸“順天”，從一味征服自然的“強勢人類中心主義”走向尊重自然的“弱人類中心主義”。而新冠肺炎疫情再一次給我們以教訓：在利用自然之際必須順應自然。

其二，面對大疫對人類的懲戒，我們必須完善衛生保健系統。近二十年衛生保健工作有明顯進展，但還須提升，時下我國醫衛支出在財政總額所占份額偏低。今后應當較大幅度增加醫衛投入，建立比較完善的醫衛系統，既滿足常規需用，也有益于應對緊急。這是長治久安之道。

其三，此次全國軍民抗疫中的“仁心俠行”應予保持與弘揚，高舉人道、民主、法制旗幟，發揚南丁格爾治病救人精神，對于本國、本地區發生的災難，充滿憂患和同情，及時伸出援手，對于其他國家和地區出現災難，也應滿懷情志，而不是以鄰為壑。“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大有益于社會的健康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