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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光明:文學對城市的想象與書寫

2020年04月07日 14:46 | 作者:朱光明 | 來源:光明網-文藝評論頻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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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朱光明

城市,是人類審美的重要載體,也是文明高度發達的象征。作家與城市有著千絲萬縷的關系。流經城市的河流、公園中盛開的繁花、高大的梧桐樹、夕陽下的碼頭,都可能成為作家難忘的記憶,形諸筆端,代代流傳。意大利作家卡爾維諾在《看不見的城市》談到,“記憶既不是短暫易散的云霧,也不是干爽的透明,而是燒焦的生靈在城市表面結成的痂,是浸透了不再流動的生命液體的海綿,是過去、現在與未來混合而成的果醬,把運動中的存在給鈣化封存起來:這才是你在旅行終點的發現”。卡爾維諾虛構了“看不見的城市”,探索它的記憶、符號、貿易等,這座城市雖不是實際存在,卻是很多城市的影子。通過它,我們能看到人類的過去、現在和未來。

文學對城市的想象與書寫

海明威的《流動的盛宴》記錄了20世紀20年代在巴黎度過的青蔥歲月,巴黎的塞納河、莎士比亞圖書公司等給他留下了深刻印象。在同一時期,一群年輕人在杭州西子湖畔詩情勃發,寫下了一首首關于青春、愛情的詩歌,在現代文學史上留下濃墨重彩的一筆。1922年,應修人、潘漠華、馮雪峰、汪靜之結成“湖畔詩社”,出版詩歌合集《湖畔》《春的歌集》,在詩壇異軍突起,引起廣泛關注。他們的詩歌清新自然,富有青春活力,對未來充滿澎湃的希冀與熱情。杭州城的山水花草在他們的詩行里,成為抒情的意象。如應修人的《我認識了西湖了》:“從堤邊,水面/遠近的楊柳掩映里/我認識了西湖了!”在這里,詩人從堤邊、水面、楊柳掩映里來觀察西湖,使得詩歌帶有一種朦朧的、獨特的美感。而潘漠華在《黎明在涌金門外》描述秋寒的黎明,獨有一番韻味。“假使那番鴨會飛/我將托他寄封信/寄往畈滿豆花的南鄉/慈愛的母親/在今天秋寒的黎明/你兒又在此地認識了一位朋友/他是立在近岸的浮草中/用個方網捕蝦的老人。”詩人發揮想象力,梅花、殘荷、湘湖、郵局、錢塘江等成為重要意象,出現在他們的筆端。

人事有代謝,往來無古今。然而,有些感情是不同時代的人們所共通的。時間向前移,在唐朝的杭州,白居易也曾書寫不朽的詩篇。如作于長慶三年(823年)的《官舍》,有“早梅結青實,殘櫻落紅珠”,描寫“梅”和“櫻”;作于長慶二年(822年)的《初領郡政衙退登東樓作》,有“山冷微有雪,波平未生濤。水心如鏡面,千里無纖毫”,描繪詩人登上鳳凰山杭州刺使所的東樓,看到山上的積雪和波平如鏡的水面。這些意象,是白居易情感的重要寄托,表現詩人的閑適之情。在詩人筆下,那些看似平常無意義的風景,經過重新發現,再次審視,成為具有獨特內涵的意象。

和詩人一樣,城市也是文學作品中的典型意象,承擔著眾多的敘事功能,具有象征性和隱喻性,推動著情節的發展。張愛玲、王安憶筆下的上海,賈平凹筆下的老西安,帶有獨特的審美特質,散發著屬于城市性格的氣息,其文字也逐漸成為城市文化的一部分,形塑著、展示著日常生活的場景。

現代城市作為審美對象,與古代不同,不僅在于詩歌的價值導向,還體現在形式的變化。尤其是白話詩廣為流行之后,城市的公共設施開始較多地出現在詩行中,展現人類社會的秩序和邏輯,無論它是想象中的,還是現實中的,富有深廣的內涵。城市,作為審美的對象,完成了人對公共設施等事物的重塑,賦予其多層次的美感。在詩人的筆下,時間和永恒成了探討的重要主題。傳統和創新,可能出現在同一個詩人身上,也可能出現在具有相似文學觀念的詩社中,如前述的湖畔詩社。他們在語言和概念上不斷探索,不斷實驗,不斷突破語言的束縛,帶給詩歌,乃至文學創作新的可能性。在某種意義上,這或許是將城市作為審美對象賦予文學的重要價值。

正如瓦爾特·本雅明在《巴黎,19世紀的首都》中所說:“在波德萊爾筆下,巴黎第一次成為抒情詩的題材。”杭州在湖畔詩社成員的筆下,亦成為重要的抒情素材。城市,發揮著實實在在的日常生活的功能,也提供著或新或舊的意象,滿足著不同時期人們的審美訴求。隨著現代化的日益推進,城市作為審美對象的地位定將日益突出。(朱光明)


編輯:董雨吉

關鍵詞:城市 詩人 光明 文學 審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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