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人在欣賞這一派田園風光時，往往看不到牧歌背后的苦衷。民以食為天，農作物的種植對季節把控有著嚴格的要求，唯有“不違農時”才能“谷不可勝食”。于是在農耕文明的“剛需”下，上古的“圣人”們不得不把觀測到的重要歲時制度化成月令，要求百姓遵循。后人眼中詩意盎然的“東風解凍”“雷乃發聲”等候應，在古人眼中一旦沒有按時出現，往往預示著危險，于是在這些重要的歲時，人們自然需要通過一系列禳災祈福的儀式活動以求得五谷豐登、歲歲平安。

作為脫胎于自然規律的人間律法，月令有著酷凜的一面，這一傾向直到南北朝才有所改變。南朝梁時期，宗懔第一次以百姓的眼光觀察起歲時節令，用《荊楚歲時記》如數家珍描述起這些時間節點的民風時俗——那些早已制度化的節日，由此才逐漸卸下禮法的重擔，流露出溫婉的一面。

歲時節令在本質上終究是社會需求的映射。在農耕色彩較強的時代，農人們試圖在恰當的歲時用特定的活動體現他們對自然的敬畏之心；而當經濟逐漸發展起來，節日中的娛樂色彩便日漸明顯。

歲時記里書寫著文明史，而春天作為一年之始，更是歲時節令文化的集中體現。讀懂了歲時記，就讀懂了中華文明；而讀懂了春天，就讀懂了散落在歷史中的一部部歲時記。

【魏晉歲時：春風料峭馀寒重】

立春貼 “宜春”是為了適應春季的展開，元宵祭蠶神是為了祈求蠶業順遂。魏晉時期的歲時節令還相對樸素，人們在一年之初所思所想大體脫離不了禳災祈福，這背后也能折射出當時農人生活的艱辛

中國第一本歲時記誕生于南北朝并不是個偶然。五胡亂華后，中國陷入漫長的分裂期，衣冠士族的舞臺也從天高地迥的中原轉移至層巒疊嶂的江南。月令的森嚴色彩逐漸淡化，崇尚魏晉風骨的文人們更有可能從遠離廟堂的視角來審視時間觀念，于是便有了南朝梁官員宗懔在思鄉之余創作的《荊楚歲時記》。他不知道，這一提筆，昭示了一個嶄新體裁的誕生。

《荊楚歲時記》以時間為序，其開篇自然也要從元旦開始。在中國改用公歷之前，“元旦”一直特指農歷正月初一。這一天“一元復始，萬象更新”，慶祝活動尤為集中，《荊楚歲時記》載：“長幼悉正衣冠，以次拜賀。進椒柏酒，飲桃湯。進屠蘇酒，膠牙餳。下五辛盤。進敷于散，服卻鬼丸。各進一雞子。造桃板著戶，謂之仙木。凡飲酒次第，從小起。”

直到今天，中國人依然講究“過新年穿新衣”，這一習俗其實就能追溯到“長幼悉正衣冠”這六個字。不過，魏晉元旦風俗的“重頭戲”倒不是穿衣戴帽，而是后面的“開春大宴”——這里的每一道菜品，都大有講究。

椒柏酒是椒酒與柏酒的合稱，分別用花椒、柏葉浸制。椒與柏在民間被認為是“玉衡星精”和“仙藥”，能蠲除百病。桃湯是以桃樹枝葉熬制成的汁，古人相信桃木能驅鬼，道士打醮亦常以桃木劍為法器，飲桃湯為的是“伏邪氣，制百鬼”。因為王安石《元日》中的“爆竹聲中一歲除，春風送暖入屠蘇”一句，屠蘇酒可謂大名鼎鼎，其實“屠蘇”指的是草屋，服虔《通俗文》言“屋平曰屠蘇”，魏晉人會在屠蘇中制藥酒，據說在元旦“合家飲之”，能“不病瘟疫”。膠牙餳是用麥芽等原料制成的粘性軟糖，《荊楚歲時記》猜測其意“膠牙者，蓋以使其牢固不動”，自然是討個牙齒健康的口彩。五辛盤其實就是春餅的雛形，取“蔥、蒜、韭菜、蕓薹、胡荽”五種辛辣之物，食之可以發散邪氣、調動氣血。敷于散和卻鬼丸均為方劑，出自于葛洪《煉化篇》有驅邪避鬼的功效。“雞子”即雞蛋，早在東漢張仲景《張仲景方》中就有以雞子、大豆等物以驅“惡氣”的藥方，作為日常食物，雞子依然是辟瘟之物……可以看出，這頓“開春大宴”不為滿足口腹之欲，而是飽含著避除疫疬的樸素愿望。人們希望在新的一年闔家平安、遠離疾病困擾，食用種種“藥膳”就成了元旦里自然而然的選擇。

相對于“吃”，“凡飲酒次第，從小起”別富深意。古時禮法尊老，飲酒一向是長者為先，為何元旦飲酒卻要從年輕者開始？杜公瞻在《荊楚歲時記》按語中如此解釋：“小者得歲，先酒賀之；老者失歲，故后與酒。”細品之余，竟有一絲時光逝去的落寞。

如果說元旦代表了萬象更新，那立春就昭示著一年勞作的開始。此時大地回春，天氣轉暖，《時訓解》中第一個“風不解凍”的“兇兆”，正是從這一天開始計時的。相對于元旦的“華麗陣容”，《荊楚歲時記》中的立春風俗只有“悉剪彩為燕戴之，貼‘宜春’二字”。不過千萬不要小看了這一句話，清代潘榮陛《帝京歲時紀勝》中有“宜春百福字銷金”一句，可知當下人們在新年貼“福”字的傳統，源頭正是這個“宜春”貼。及至元宵，人們白天“作豆糜，加油膏其上，以祠門戶”，夜晚則“迎紫姑，以卜將來蠶桑”。其實南北朝時期還有一個傳說：在正月十五用膏粥祭蠶神，可以求得養蠶豐收——貼“宜春”是為了適應春季的展開，祭蠶神是為了祈求蠶業順遂，雖然節日不同、風俗有異，但背后的美好愿望卻是一理。

去冬節一百五十日，是歷史悠久的寒食節。寒食節最重要的習俗是禁火，然而在魏晉民間，寒食前后卻是嬉戲娛樂的好時節，斗雞、打球、秋千等活動層出不窮，大約此時已臨近夏天，天氣漸漸暖和。寒食雖然名中帶“寒”，其風俗卻是魏晉春季中一抹難得的“暖”色。

魏晉時期的歲時節令還相對樸素，人們在一年之初所思所想大體脫離不了禳災祈福，這背后也能折射出當時農人生活的艱辛。魏晉春天的詩意，是“春風料峭馀寒重”。

【宋代歲時：紅杏枝頭春意鬧】

寒食節宋人祭拜祖先、踏青春游，商販們則不放過“消費者”出行的契機，紛紛賣起“伴手禮”。在經濟繁榮的“底氣”中，宋代的歲時節令有了濃濃市井氣，人們雖也不忘禳災祈福，但更愿意花時間享受人生

從宗懔生活的時代向后四個世紀，就來到了宋朝。這是一個經濟發達、文化昌盛且節假日密集的時代，歲時記春季風俗，也熱鬧了許多。

宋人元旦最主要的風俗是關撲——城市居民尤其如此。《東京夢華錄》載：“正月一日年節，開封府放關撲三日……坊巷以食物、動使、果實、柴炭之類，歌叫關撲。”關撲其實是一種賭博，參與者將銅錢擲在瓦盆中，以銅錢的正反面確定輸贏大小。平日里這種賭博被明令禁止，唯在元旦、寒食、冬至三個“小長假”中開放，手癢難耐的市民們參與其中自然熱火朝天，常常致使道不成行。

關撲老少咸宜，民眾喜聞樂見。貧者可以用生活器具、食物、柴炭為賭注，富者則以珠翠、玩好、玉石等為賭注，洪邁《夷堅志》中還記載了一個關于關撲的夸張故事：“會有持永嘉黃柑過門者，生呼而撲之，輸萬錢。慍形于色，曰壞了十千，而一柑不得到口。”這里的“撲”做動詞，李生看到門外有人持黃柑經過，第一個念頭不是買而是關撲，直到輸了萬錢還沒有吃到一口黃柑——雖然嗜關撲至此的一定是少數，但管中窺豹，將關撲稱為宋人的“全民元旦嘉年華”也絕不為過了。

相對于貼“宜春”，宋朝立春時的鞭春儀式就繁復了許多。在立春前一日，官府需準備一頭土制“春牛”，待立春時迎至府衙前進行鞭打，這便是鞭春。鞭春之禮源于《禮記·月令》中的“出土牛以示農耕之早晚”儀式，但形制更為華麗：不僅“春牛”要“以太歲所屬彩繪顏色，干神繪頭，支神繪身，納音繪尾足”，就連鞭子也要用五彩絲纏繞。這頭“春牛”在民俗中渾身是寶：牛身對應著“宜蠶”，牛角對應著“宜田”，就連被鞭后的碎泥撒在檐下都可以驅趕害蟲，于是“春牛”被鞭打后往往引發百姓爭奪，竟達到“毀傷身體者，歲歲有之”的程度。

富貴之家不屑于搶“春牛”又喜愛其喻意，于是又激發了百姓制作“小春牛”工藝品的風潮。這種“小春牛”做工精致，“上列百戲人物、春幡雪柳”；富人購得后彼此贈送當“豐稔之兆”——宋代的鞭春之禮也由此多了商品經濟的色彩。

宋代元宵花燈在炫麗熱鬧方面更是不遑多讓。歐陽修在《生查子·元夕》中描繪的“花市燈如晝”，《水滸傳》第七十二回李逵到東京(今開封)里說的“家家門前扎縛燈棚，賽懸燈火，照耀如同白日”絕無一絲夸張之處，《東京夢華錄》卷六中描繪元宵的文字更加炫目：“燈山上彩，金碧相射，錦繡交輝，面北悉以彩結……彩山左右，以彩結文殊，普賢，跨獅子白象，各于手指出水五道，其手搖動。用轆轤絞水上燈山尖高處，用木柜貯之，逐時放下，如瀑布狀。又于左右門上，各以草把縛成戲龍之狀，用青幕遮籠，草上密置燈燭數萬盞，望之蜿蜒如雙龍飛走，自燈山至宣徳門樓橫大街，約百余丈……”字里行間，與其說是東京城內置花燈，更不如說是花燈群里置東京了。

宋代春季的最后一個重大節日，是寒食節。魏晉時期寒食節已經形成了娛樂游玩的風氣，宋朝更在此基礎上推而廣之。據陳元靚《歲時廣記》載，因為寒食節已臨近夏天，宋人便多以扇子為賭注進行關撲；又因打球、秋千是寒食節的傳統活動，市場上又多有“賣小秋遷以悅兒童”以及專門針對擊球者售賣花球棒的商販。寒食之后第三天又迎來清明，宋人在此時祭拜祖先、踏青春游，而商販們自然不會放過“消費者”們出行的契機，或賣起“稠餳、麥糕、乳酪、乳餅”之類供游人食用，或賣起“六外土儀”“湖中土宜”等泥偶，當做游人們的“伴手禮”。

在經濟繁榮的“底氣”中，宋代的歲時節令已有了濃濃的市井氣。人們雖然也不忘禳災祈福，但更愿意花時間享受人生，宋朝春天的詩意，是“紅杏枝頭春意鬧”。

【清代歲時：萬紫千紅總是春】

“清明開園”，是前所未有的風俗，園林主人似已有“假日經濟”意識，愿意開放私人庭園，只收取少量“掃花錢”。幾千年文化、經濟的累積下，清人的歲時節令更少小心翼翼，更多肆意歡縱

作為中國歷史上最后一個傳統王朝，清朝的歲時節令可謂集歷代之大成。清朝的節日種類豐富，除去傳統的元旦、立春、元宵等之外尚有填倉、龍抬頭、花朝、道誕等不一而足；清朝的歲時記也百家爭鳴，如《帝京歲時紀勝》《燕京歲時記》《金陵歲時記》《清嘉錄》《吳郡歲華紀麗》等，均是歲時記中的名作。此外，清朝的幅員遼闊帶來了更豐富的文化層次，民族融合又使各地民俗氣象萬千。清朝的中原與江南，其歲時節令之精致，均大有可觀之處。

潘榮陛《帝京歲時紀勝》描繪北京元旦道：“士民之家，新衣冠，肅佩帶，祀神祀祖；焚楮帛畢，昧爽合家團拜，獻椒盤，斟柏酒，飫蒸糕，呷粉羹。出門迎喜，參藥廟，謁影堂，具柬賀節。路遇親友，則降輿長揖，而祝之曰新禧納福。”“椒盤”與“柏酒”明顯有魏晉遺韻，而“出門迎喜”則不乏宋代的熱鬧：清人元旦訪親探友，“縱非親厚”也會“奉節酒三杯”，而遇到了“至戚忘情”，更是“何妨爛醉”。

千里之外的蘇州，元旦同樣鼓樂喧天。顧祿《清嘉錄》載，蘇州人外出拜年時，街市一派“鮮衣炫路，飛轎生風。靜巷幽坊，動成哄市”，商業中心玄妙觀內更是“茶坊酒肆及小食店，門市如云……托盤供買食品者，亦所在成市”，“高竿”“走索”“攤簧”等五花八門的雜耍曲藝項目熱鬧非凡。縱然不出家門，人們也習慣在家召集親友一起玩 “狀元籌”“升官圖”——從名字中也可猜出，這兩種“桌游”在娛樂之余，還能占一占自己能否科舉得意、官運亨通。

清代官府極重農事，立春的風俗也較前朝更為豐富，鞭春、貼春帖、咬春等儀式一個不少。《帝京歲時紀勝》載：“進春：立春日，各省會府州縣衛遵制鞭春。京師除各署鞭春外，以彩繪按圖經制芒神土牛，舁以彩亭，導以儀仗鼓吹。”富察敦崇《燕京歲時記》載：“立春先一日，順天府官員至東直門外一里春場迎春。立春日，禮部呈進春山寶座，順天府呈進春牛圖。禮畢回署，引春牛而擊之，曰打春。”這里的“進春”“打春”，或多或少都有古時“鞭春”的影子，寓意所在，也是祈農勸農。

引人注意的是咬春。立春時，“富家多食春餅”，春餅是否就魏晉的五辛盤呢？答案是肯定的。《帝京歲時紀勝》描述了這種春餅：“雖士庶之家，亦必割雞豚，炊面餅，而雜以生菜、青韭芽、羊角蔥，沖和合菜皮，兼生食水紅蘿卜，名曰‘咬春’。”春餅的餡料雖與五辛盤不盡相同，卻同屬辛辣之物，功效自然相似。不過《荊楚歲時記》中的五辛盤是元旦美食，而春餅則是立春小吃，這其中又能看出歲時節令的變遷。

宋朝盛極一時的元宵花燈在清朝依然蔚為大觀。《清嘉錄》中對元宵燈市的列舉簡直令人目不暇接：“各色花燈，精奇百出。如人物則有老跎少、月明度妓、西施采蓮、張生跳墻、劉海戲蟾、招財進寶之屬；花果則有荷花、梔子、葡萄、瓜藕之屬；百族則有鶴鳳雉雀、猴鹿馬兔、魚蝦螃蟹之屬；其奇巧則有琉璃球、萬眼羅、走馬燈、梅里燈、夾紗燈、畫舫、龍舟，品目殊難枚舉。至十八日始歇，謂之‘燈市’”。《吳郡歲華紀麗》中對花燈形制描繪得更細致：“通衢竿檁樓閣，插松柏枝作蔭，夜則懸燈，謂之‘天燈’。或植竿橫竹，逐層張燈如塔形，謂之‘塔燈’。或架木系索懸燈，謂之‘橋燈’。鄉村或縛稽作棚，周掛雜燈，門逕屈曲，入者迷誤，名‘黃河九曲燈’。或點小盞燈數十，遍散井灶門戶，謂之‘散燈’。”這一派紛繁璀璨，真是讓“東風夜放花千樹。更吹落、星如雨”這一名句也自嘆不如了。

宋代以后，寒食風俗漸漸并入清明節，寒食節漸漸退縮成地方性節日，而清明卻成了大江南北盛行的重要節日。歷代寒食清明本娛樂性較濃，清代清明依然如此，人們延續著踏青的習俗，也不忘記在行程中游樂一番。宋代街市、商販在清代一個不少，在經濟發達的城市，清明出會時一派“簫鼓悠揚，旌旃璀璨，鹵薄前行，幡幢林列。男婦充囚，桁楊枷鎖，執香隨會”，其熱鬧比之當今的國慶黃金周也毫不遜色。

而“清明開園”，則是前所未有的風俗。《清嘉錄》載：“春暖，園林百花競放，閽人索掃花錢少許，縱人瀏覽。士女雜逐，羅綺如云……”“士女雜逐，羅綺如云”并不稀奇，奇的是園林的主人似乎已有了“假日經濟”意識，愿意開放私人庭園，只收取少量“掃花錢”。蘇州名園極多，平日里尋常百姓無緣一見，此時自然興致勃勃。一旦開園，游人“頭不得顧，眾擁身移”自是不在話下，人頭攢動之時，亦大有“兒童爭集，投錢如雨。輕薄之子，隨逐少艾，如蜂聚花……約指斷釵，男女定情密贈”的小確幸。雖然袁景瀾在《吳郡歲華紀麗》是將這一派景象作為鋪張靡麗的“反面教材”來寫的，但清代清明之富貴繁華，到底讓人悠然神往。

在幾千年文化、經濟的累積下，清人的歲時節令中不乏魏晉宋代的風俗遺存，但更少小心翼翼，更多肆意歡縱。清代春天的詩意，是“萬紫千紅總是春”。

江隱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