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法珍斷臂募刻近三十載，方有此書；蔣唯心冒險登舟，才有后來引發學界震動的《〈金藏〉雕印始末考》；史健率領八路軍戰士浴血搶救經卷，才有今日四千余卷《金藏》保存在中國國家圖書館；新中國成立之初，若非各方重視、捐助，部分經卷可能難以得到及時搶救，遭遇不可逆的毀損……幾乎每一步都不容有失，幸好，每一步我們都未錯過。

在驚心動魄的故事之外，研究《金藏》30余年的中國國家圖書館古籍館研究館員李際寧說：“不要光湊熱鬧，光聽故事。我們當用歷史的眼光審視歷史事件，用科學的方法研究歷史資料。”這或許是對故人以青春和生命促成、保存、修復的這部古藏的最好回響。

《趙城金藏》是靠著一個又一個人的虔敬，才存留到現在的。

如果沒有崔法珍和信眾的虔誠發心，就沒有之后歷時近30年《金藏》(又稱《趙城金藏》)的雕版刻印；如果沒有范成和尚的求訪，沒有蔣唯心的冒險登舟堅持前行，就沒有《金藏》的發現和關鍵研究；如果沒有八路軍駐晉將領史健的敏銳眼光，沒有戰士們的舍命相救，《金藏》也不能傳承至今。

1949年，這些黃卷赤軸的經卷被運交當時的北平圖書館(今中國國家圖書館前身)保存時，它們已經千瘡百孔。在國家百廢待興的時候，有關《金藏》的修復工作歷時16年，才有可能為上世紀80年代重編《中華大藏經(漢文部分)》提供主要底本。

“大藏經”，即佛教經典總集，《金藏》則是迄今為止尚存于世的唯一一部金代大藏經。由于《金藏》是第一部刻本大藏經《開寶藏》(從兩漢之際到北宋間，歷代佛教僧人翻譯佛典的集大成者，宋太祖開寶四年開始雕造——記者注)的覆刻藏，有它的存在，后世才有機會一窺《開寶藏》的面貌。

這縷文脈飄搖千載。最終，在那些看似偶然的歷史的眷顧中，亦脆弱亦堅韌地走到我們的時代。

誕生

《金藏》從誕生的那一刻，就蘊含著許多現代人難以理解的細節。比如，為什么會有崔法珍那樣的人苦苦修行，從約1149年至1173年斷臂募緣近三十載，只求印一部大藏經？

從上世紀90年代起，中國國家圖書館古籍館研究館員李際寧便開始將較多的精力放在對《金藏》的研究上。據介紹，傳世文獻中關于崔法珍刊雕《金藏》的資料只有為數不多的幾條。

《永樂大典》等文獻都輾轉引用了已經亡佚的元末熊夢祥所著《析津志》中的內容。其中是這樣介紹雕造《金藏》發起人的身世和主要事跡的：“金大定十八年(公元1178年)，潞州崔進女法珍，印經一藏進于朝，命圣安寺設壇為法珍受戒為比丘尼。二十一年(公元1181年)以經版達于京師。二十三年(公元1183年)賜紫衣宏教大師。以弘法寺收貯經板及弘法寺西地與之。明昌四年(公元1193年)立碑石。秘書丞兼翰林修撰趙沨記。翰林侍講學士黨懷英篆額。”

這些線索證實了《金藏》是由崔法珍發起雕造的。她曾刷印了一部大藏經進獻給當時的皇帝金世宗完顏雍，并在圣安寺受戒為比丘尼，還因為這些獻經板的行動得到了皇帝的嘉獎。可惜記載這條資料的原碑，在明代中期就遺失了。

1996年，李際寧從館藏《磧砂藏》的題記中發現了一條資料，經過研究，其中有一個關鍵細節是：“潞州長子縣崔進之女，名法珍，自幼好道，年十三歲斷臂出家。嘗發誓愿雕造藏經，垂三十年，方克有成。”李際寧認為，題記正是照錄了趙沨碑的文字。趙沨，即是前文提到的金朝“秘書丞兼翰林修撰”。關于崔法珍的事跡，趙沨所記載的內容是一手資料。

2016年，李際寧又對山西絳縣太陰寺發現的《雕藏經主重修太陰寺碑》進行研究，更詳細地介紹了崔法珍出家的因緣，并提出經板雕造是與多家寺院合作，以及太陰寺一派法脈在雕藏中的作用。二者相互印證，豐滿了《金藏》誕生年代的故事。

斷臂，可能是當時民間為表虔誠之心而選擇的一種修行方式，今天看來早已不是符合現代文明的做法。但這也可從另一個側面理解，為什么崔法珍肯將人生中最好的時光，全部用來完成如此浩大的工程。

對當時的山西南部，民國時期學者、《金藏》研究的關鍵性人物蔣唯心曾用8個字來形容，“物力富饒，民心好佛”。“佛教由印度發源，通過絲綢之路傳至甘肅后分為兩支，一支正是由北至山西后向南發展，直至河南。”李際寧還介紹了另一個重要背景：早期造紙用麻紙，山西出原料且手工業發達，造紙術、印刷術都與之有關；我們見到早期印刷的典籍，保存下來的，很多出自山西。

《金藏》原本印了多少份，如今已無從知曉，但是這個數目不會太多。漢文大藏經的形成，起于公元五至六世紀末的南北朝時期，且以官修的形式發展起來，雕造刊印大藏經的權限被掌握在官方手里。北宋開寶年間，第一部木刻版漢文大藏經《開寶藏》誕生了，此后也有民間集資雕印的功德藏。每一次雕造都要動用巨大的人力物力，這也是大藏經歷代以官修為主的原因之一。

雕造一部大藏經太不容易，崔法珍的發愿和堅持，才更難得。

《金藏》并不因為是一部民間的功德藏就“粗制濫造”。正如中國國家圖書館古籍館研究館員、古籍修復專家杜偉生所說，佛前五供，若是沒有鮮花、水果，也可以供一碗清水。當時的民間信眾，拿出了他們能拿出的最好的東西來造這部大藏經。

僅僅有發心不夠，《金藏》不會憑空產生，它需要一個底本，去雕版，然后印刷。提到《金藏》是《開寶藏》的覆刻藏，正解釋了這個“底本”的問題。

李際寧介紹，雖然《開寶藏》是佛教界有影響的大藏經，但當時對文物的概念與今天不同，人們并沒有把《開寶藏》看得那么珍稀，何況當時距離北宋滅亡并沒有過太久。民間發愿，寫板易出錯，時間又太長，不如贖買一套開寶藏來翻刻，性價比最高。

“把字(《開寶藏》)打到木板上，把表面的纖維搓掉，字就貼到木板上了，然后再刻。”李際寧描述覆刻過程，“所以說，毀一部《開寶藏》，刻一部《趙城金藏》，化身百千。”當時的刻工沒有太多文化，連《開寶藏》的題記、寫著哪些官員做了什么工作的內容全都刻進去了。

《金藏》的版式、字體，跟《開寶藏》是一樣的。李際寧解釋道，《開寶藏》是一個“祖輩”的大藏，影響到了《金藏》和朝鮮半島的《高麗藏》。而今天想研究它，全世界只剩12卷，于是通過仍存世4813卷的《金藏》來反哺《開寶藏》的研究。

在這樣的背景下，再來了解《金藏》的基本信息，“依千字文編帙，自天字至幾字，凡有六百八十二帙。幾字帙收萬善同歸集，示功德圓滿之意，舊刻殆即止于此”(蔣唯心《〈金藏〉雕印始末考》)。中國佛教大藏經原本是沒什么規矩的，發展到唐代開元年間《開元釋教錄》推行后，古版大藏經都是按此系統組織的。《金藏》絕大部分版式為每板23行，每行14字。此后經歷散佚、補雕和抄補，版式有不統一的部分，也有此故。

《金藏》名字中的地名——山西趙城縣(今山西省洪洞縣趙城鎮)，并非它的刻造地點，真正的刻造地點是在距趙城不遠的解州(今山西省運城市鹽湖區解州鎮)西十公里的靜林山天寧寺，由“開雕大藏經版會”負責刻造。之所以名叫《趙城金藏》，是因為1933年在趙城廣勝寺首先發現的這個印本，是元世祖忽必烈中統年間(1160～1264)在燕京刷印后，將散頁運到趙城，由龐家經坊粘合裝裱成卷，并在每卷卷首加上了廣勝寺刊刻的“釋迦說法圖”一幅。很多人誤以為扉畫上寫著趙城廣勝寺便是廣勝寺印刷的，其實不然。

李際寧說，《金藏》在廣勝寺被發現，在西藏薩迦寺也有550卷，“是1959年中央人民政府派人去慰問時發現的，550卷只是很殘的一部分，可窺一斑。因此不表述為《開寶藏》是孤本，只說它傳世極其罕見”。

佛教典籍專家、編輯《中華大藏經》的核心學者童瑋在《〈趙城金藏〉與〈中華大藏經〉》一文中講到：“《趙城金藏》不僅保留了數千卷幾乎散失殆盡的開寶藏本和遼藏本的復刻原貌，而且還有少數卷帙的遼代坊刻本在內，為研究佛經版本、校勘和木刻雕印史提供了珍貴史料，可謂’稀世之珍’。”

重現

《金藏》有命運里的“貴人”，在它寂寂無名時，在它九死一生時，總是遇到了對的人。

在《金藏》被發現前，無論是寺院還是學界，都缺大藏經。李際寧在《發現〈趙城金藏〉的前前后后》一文中梳理了發現它的歷史和經過。1930年，時任“華北慈善團體聯合會會長”的朱慶瀾將軍在山西救旱災考察時，發現了罕見的宋元版《磧砂藏》，于是發起組織“影印宋版藏經會”，籌款影印這部大藏經。

但是，想要編纂這部以宋元古本為底本的大藏經沒那么容易。首先面臨的問題是，怎么才能湊齊一部完整的大藏經？1931年10月，一位關鍵人物加入了影印宋版藏經會，他就是范成法師。配補缺卷成了這個“項目”里最重要的工作之一，范成也是其中一條配補的“業務線”。當他擴大調查范圍，于1933年夏天來到廣勝寺時，發現了“無上法寶”。

李際寧將范成法師定義為“從文物角度，山西趙城縣廣勝寺大藏經的發現者”。這位發現者整理經卷時，曾勸說村民將經卷交還，也曾出資回購，總計300多卷。因為在這以前，很多村民到寺里去游覽時會順手取走，糊窗糊墻；也有人覺得這經卷在家能消災降福，于是也保存零星幾卷在家；更有商人、私人收藏家將經卷販賣至外地。

1934年，范成在廣勝寺上寺整理調查后，得到的數字是4975卷。這些經卷對1935年《宋藏遺珍》的影印出版起到了關鍵的作用。然而，范成法師及當時一眾重量級學者仍對廣勝寺這部大藏經的復雜性感到困惑。他們還未弄清這部大藏經的結構、規模、主持刊雕者、助緣人、刊刻年代、地區等情況。

這時，蔣唯心出現了。

1934年秋，南京支那內學院創始人、院長歐陽竟無，派弟子蔣唯心親去廣勝寺調查這本古本大藏經。一路上，他的經歷堪比探險小說，后來，蔣唯心將這段經歷寫在了《〈金藏〉雕印始末考》的開篇：

“今秋，余謹銜師命，前往檢校。九月二十九日渡江，十月一日抵潼關，阻雨不能前。三日侵晨微霽，赴河干喚渡，時風勢未戢，舟子不敢應。適有臨汾、洪洞二客，歸期急迫，冒險登舟，余即提篋隨之。纜既解，浪涌舟橫，櫓楫失效，拕工罔措，惟禁同人轉側，聽其飄流。東下約二十里，始著淺灘，四顧荒野，無援手者。舟子勉曳舟就岸，余隨眾緣草蛇行而上，偶失足落水，耳目皆著泥沙，后遂致目疾，山居數十日不愈，書生誠無用哉。”

前后總共用了40多天，但書生并不“無用”。在這么短的時間里，蔣唯心展示出了他極大的學術天才。李際寧認為，蔣唯心調查報告最核心的學術價值，反映在他將本部大藏定名為“金藏”。蔣唯心在考察辨證了相關史料后，首次將有關崔法珍的史料和這部大藏的刊雕歷史結合了起來。此外，蔣唯心推測全藏應有7000卷左右，而后來在趙沨所寫的碑文中發現崔法珍運到中都的經版是6980卷，證明蔣唯心的推測相當準確。

“蔣唯心的這篇文章是迄今為止揭示《趙城金藏》最全面、最科學的一篇文章，是奠定《趙城金藏》今天研究的基礎。”李際寧說。范成和尚有首發之功，但蔣唯心才是《金藏》的真正發現者。正是他的發現，才奠定了這部大藏經真正的文物價值和學術地位。

令人唏噓的是，這樣一位學術天才，1935年年底奔赴四川崇慶縣上古寺校驗《洪武南藏》，途中被土匪綁架，夜里想逃跑時不幸被殺害。一個偉大的人物就這樣消逝于虛無。

搶經

蔣唯心這份天才般的研究結果，受到國內學術界的重視，同時引起日本學界的注意。1934年，日本學界整理編纂的《大正新修大藏經》剛剛印行。可想而知，此時中國宣布發現《金藏》，對他們是何等的震撼。

彼時距離1937年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只有3年。日寇在山西期間，一直謀求搶奪《金藏》。《金藏》在劫難即將來臨時，遇到了又一位關鍵人物：當時太岳根據地的創建者之一、1940年任太岳區第二地委書記兼軍分區政委的史健(原名李維略)。搶救時間發生在1942年2月。

1986年2月16日的《人民日報》，發表了原太岳第一地委書記高揚文等當時一批與史健共同戰斗的老同志撰寫的《追憶史健同志》一文。文中概述了這段“搶經”的歷史：

“1942年春，史健得知日寇企圖搶劫廣勝寺《趙城金藏》。他意識到這是一場保衛中華民族文化遺產的斗爭，必須采取果斷措施，先敵之手將藏經拖運回來。因事關宗教政策，他立即向區黨委安子文請示，經區黨委批準后，史健作了周密的布置，將任務交給軍分區政治部主任張天珩和趙城縣委書記李溪林執行。分區基干營和洪趙縣游擊隊、地委機關同志與群眾密切配合，夜入廣勝寺，從日寇的虎口下奪經。大藏經有4000多卷，全部人背馬馱，安全運抵地委機關。還未來得及運交區黨委，便碰上日寇大掃蕩。反掃蕩出發前，史健宣布了紀律：’人在經卷在，要與經卷共存亡。’于是這些寶物隨隊伍與日寇周旋。后在薄一波、陳賡、牛佩琮等領導關注下，歷經6次轉移，于1949年4月運抵北平，經當時華北局書記薄一波批準，交給北平圖書館保存。”

為了還原這段歷史，史健之子李萬里耗費了近40年的時間。李萬里采訪了數十位當事人，不斷挖掘八路軍當年保護《金藏》的歷史真相，試圖以一力與偽史“死磕”。“搶經”過程的歷史亦有1942年7月6日《新華日報(太岳版)》報道佐證。

紙上數行字，故事的背后卻并不簡單。無論是日軍搶經消息的獲取，還是史健對文物保護的意識、戰士的冒險搶救，只要有一步行差踏錯，《金藏》或許就不會是我們今天引以為傲的國之瑰寶，而只能充滿遺憾地望洋興嘆了。

當年提供搶經情報的人是穆彬，原名馬殿俊(曾任太岳區第二地委敵工部長)，當時受史健派遣，潛入臨汾日寇69師團任情報班長。李萬里訪談當時的太岳第二軍分區政治部主任張天珩時，張天珩說：“殘酷的‘反掃蕩’戰斗間隙，本不起眼，也不是重點熱點，極易被忽視的一則‘搶經’消息，卻引起史健高度的警覺。那時切膚之痛關注的都是敵情調動和軍火糧草，為解生死之憂或伺機奪取，文化教育類信息往往不關心也排不上隊。大家十分欽佩史健慧眼識寶、遠見卓識的果斷，在根據地干部普遍文化素養不高的當時，稍縱即逝難能可貴。每天你死我活生死未卜的浴血奮戰中，還能有文物保護的意識和眼光尤為難得。”

李萬里說，這批經卷雖然珍貴，但是“當年保護也就保護了，非專業的駐軍，每天的任務就是打仗，擦肩而過也不會被追究”。史健能作出這樣的決策，有其特殊的淵源。史健本人有良好的文化素養，其父是開明士紳，曾創辦女子小學和縣里第一個圖書館，還曾任當地勸學所所長多年，雅好收藏。

搶救經書也是牽一發而動全身，必須請上級批準，否則弄巧成拙就是“破壞統一戰線”。趙城一共有兩座寺廟，興唐寺比廣勝寺大。李溪林接到史健通知后，先派縣游擊大隊長徐芳生去興唐寺調查，撲空了，方知經書在廣勝寺。

于是，李溪林帶著徐芳生和警衛員趕往廣勝寺。然而，住持力空和尚一開始態度很冷淡，面露難色道：“太原失守前，一戰區中央軍衛立煌的中將軍長親自來找我要經，我沒給。太原淪陷后，二戰區閻長官派師長來要經，我也沒給。”李溪林等人跟他說明，據可靠情報日寇馬上要來搶，軍情急切，刻不容緩。最終，力空和尚同意給經，但只肯親手交給朱總司令。

抗戰初期，朱德曾率隊在趙城縣馬牧村住過，給當地居民留下了很好的印象。李溪林勸力空和尚說，朱總司令在千里之外的太行山，先把經書運到根據地，再讓朱總司令的秘書補個借條送回來。力空和尚才勉強同意。

當時除廣勝寺東北方向有山路可通根據地，其余均有日軍駐扎，陷于敵人包圍中，隨時都可能發生危險，搶運任務定在夜間緊急執行。經卷被藏在三米多高的大佛基座里，從晚8時到凌晨12時左右，全部安全運出。

在撤退的過程中，部隊曾與日軍發生交火，有多名戰士犧牲。我軍沒有戀戰，將經卷直接運到根據地內安澤縣的亢驛村，當時這里是太岳第二地委的機關所在地。史健當時就在進出根據地的隘口石門峪迎候經卷，靠前指揮，以防不測。

“今天知道這是文物，但當年的普通人并不理解。領導人要帶著強烈的歷史感(與戰士)說通這件事，恐怕不容易。”李際寧說。在當年轉移經卷的過程中，確實有小戰士不懂這些文物的價值，還將經卷空白處撕下訂成本子，史健發現后極其痛心，稱誰再損害必須受紀律處分。

但也是這批小戰士，背著經卷輾轉于崇山峻嶺中。渡河時，先遣隊拿著樹枝探深淺，將經卷頂在頭上，生怕弄濕它。戰士們背著重重的行囊，有時候幾天都吃不到糧食。但保護這些經卷是軍令，它們躺在戰士的背上，就像他們的糧食、水和槍支彈藥那般重要。

面對日軍的頻繁騷擾，經卷沒有如計劃般運抵延安，而是存在了山西沁源縣山區的一個廢棄煤窯里。這里是太岳區的核心根據地，也是運往延安的必經之地。

修復

多番轉移，雖然在特殊形勢下保住了經卷，但因條件簡陋，等到1949年北平和平，文化接管委員會文物部將《趙城金藏》移交給當時的國立北平圖書館時，文物情況已不樂觀。經卷受潮，很多經卷長滿黑霉，粘連在一起。杜偉生形容：“從外觀上看就像一根木炭，硬得就像一根木棍。”

1949年5月14日下午4時，北平圖書館專門為《趙城金藏》修復工作召開展覽座談會。會議由北平圖書館代館長王重民主持，于力、范文瀾、王冶秋、馬叔平、向覺明、韓壽萱、周叔迦、巨贊法師、晁哲甫、季羨林、張文教、程德清、趙萬里等一批與《金藏》有關、或對古文獻有研究的官員、重量級專家出席了會議。

會上，大家一致同意趙萬里提出的“保存原樣”，即整舊如舊，最大程度保存書本身的“時代背景”，而非一律改為新裝。等待修復的，除了這批轉移來的經卷，還有北平圖書館此前收購的192卷，和其他私人收藏的二三十卷。

修復工作進行得不易。當時經費很少，連找修裱用的紙張，都要靠巨贊法師、李濟深和其他社會名人向香港等地的海內外人士募得捐助。直到1950年6月，修復用紙才準備完畢。

找合適的修復人員更難。新中國成立之初財政緊張，不得不考慮支出。原本有4人參加修復工作，每人每月以180斤小米為工資。但是因為要修復的古籍藏書太多，全館人手不足。當時很難談得上對古籍修復進行大規模的人才培養，《金藏》修復人員一度減少到1人。1957年，這種情況還引起了時任全國政協委員李一平的不滿。李一平在政協會議上公開批評北京圖書館的工作，“再這樣下去，這部有名的藏經就會霉爛完了”。后來，文化部批準增加裱工3人。杜偉生介紹，當年為了找經驗豐富的修復人員，圖書館四處物色，到琉璃廠請來了很有經驗的老師傅。

這份工作從1949年7月到1965年，用了近16年的時間，只留下了一冊“金刻趙城藏修理簿”，僅記錄了從書庫中取走了幾卷《金藏》。

李際寧認為，在當年人員、經費困難的情況下，承接這么大型的文物保護項目，是很了不起的。我們不可以苛求前人，但是總結經驗才能更好地前進。比如，有的經卷碎成兩截，不同的人修不同的部分，但是一個經卷修完了，卻變成了兩件。

由于被選作新編《中華大藏經》的主要底本，《金藏》更加聲名大噪。今天，《金藏》從誕生到修復百轉千回的故事，也成了各方感興趣的熱點。但如李際寧在講述《金藏》發現始末的文末寫的那樣：“《趙城金藏》發現至今，歷史距我們并不算太遠，但是，一段學術史已經‘模糊’得難以辨認了。以訛傳訛的‘故事’廣為傳誦，歷史走樣，真相‘遺失’。”

有人對學術成果不加嚴格考證，就否定蔣唯心的研究；而就八路軍搶救《金藏》的一段，則有各色演繹。李萬里去實地調研時，也見過為了證明本村曾存放過經卷、爭搶“紅色旅游”的名目，一些含糊其辭、往自己臉上強行貼金的現象。

《趙城金藏》的故事很熱鬧，但里面充滿了需要仔細研究的東西。“不要光湊熱鬧，光聽故事。”李際寧說，我們當“用歷史的眼光審視歷史事件，用科學的方法研究歷史資料”。從稱呼上，外界愿意說《金藏》是國圖四大鎮館之寶之一，但李際寧覺得，國圖可堪被稱為“寶”的古籍不勝枚舉，“我們更喜歡叫重要館藏”。

此前限于公布資料的手段有限，如今數字化之后，《金藏》的文獻研究才剛剛開始。實事求是地用學術的方法做好研究，用平實的心態了解《金藏》的來龍去脈，或許是對故人以青春、生命來促成、保存、修復的這部古藏的最好回響。

中青報·中青網記者 胡寧 來源：中國青年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