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范成和尚在山西調查古版大藏經，在趙城縣廣勝寺發現了后來被蔣唯心命名的《金藏》。范成和尚發現該藏中有許多罕見經典，1934年他給太虛法師信中寫道：趙城縣霍山廣勝寺有藏經，裝為手卷式，五千一百余卷中，有三百余卷是海內孤本。范成立刻致電報告上海影印宋版藏經會及北京三時學會徐森玉居士。不幾日，徐森玉趕到廣勝寺，與范成和尚共同挑選當時罕見的經論注疏及經錄，商借到北京，影印《宋藏遺珍》。

2009年9月，參與保護轉運《趙城金藏》的八路軍戰士后人史健之子李萬里（左）、曾遠之子曾安勝（右）在國圖參觀《趙城金藏》。（圖片除署名外，均由國家圖書館提供）

影印《宋藏遺珍》過程的資料，今日保存下來的不多。蔣維喬在《影印宋磧砂藏經始末記》中略有記述：“所借《趙城藏》手卷式藏經，多數在平。凡關于目錄學者，北平圖書館留印。關于相宗者，三時學會留印。此外則已運滬，先由蔣、徐二理事就經目約選若干卷可印，再定影印辦法，其用款另計。”“蔣”指蔣維喬，為上海“影印宋版藏經會”的人員，“徐”為徐森玉，他既是北平三時學會的代表，也是北平圖書館的代表。北平圖書館是三個編輯影印單位之一。

《宋藏遺珍》最后選印罕見經典46種249卷，分上、中、下三集，140冊，6開式，用中國手工連史紙，照相石印，線裝布函，由三時學會（北平北長街十五號）和影印宋版藏經會（上海威海衛路七一四號）兩家分別發行。著名學者葉恭綽為影印書題寫書名，因“所刻經籍多有磧砂藏所無，亦有各藏所無者”，故“為擇名曰《宋藏遺珍》，不忘所自也”。這部書出版后，對學術界影響很大。

1935年，由朱慶瀾、蔣維喬、歐陽漸、袁同禮、葉恭綽、徐乃昌、許文霨、周叔迦八人合署的《宋藏遺珍》出版序言，對這部書收錄的文獻做了說明，指出：“總之，此藏之為山西民間所完成，殆無疑義。其版齡距今多則九百五六十年，至少亦七百八十年以上也。北派刻風，字體樸勁，行款疏密相間，綽有古趣。……海內耆碩，力贊其成，巨籍巍然，重興于世，豈非現代佛化事業中之一大因緣乎！”

借出的經卷，約在1935年春運回廣勝寺。蔣維喬記載：“運滬之《趙城藏》一百三十八卷，于（1935年）三月二十一日，由范城護送北平，交三時學會，一并運還廣勝寺。”這些借出的經典，現在收藏在國家圖書館。

1934年和1935年，國內先后出版了仿真本《因明論理門十四過類疏》一卷和《大佛頂首楞嚴經》十卷。可惜的是，仿真本《因明論理門十四過類疏》沒有說明印刷人、印刷時間和印刷裝幀地點。到后來任繼愈先生主編《中華大藏經》時，遍尋《因明論理門十四過類疏》原件未得，該經竟然從《趙城金藏》中佚失，不知下落。影印《中華大藏經》不得已，只能用原來的仿真本再復制印刷。2014年第五批國家珍貴古籍名錄申報期間，專家們在河北大學申報的資料中，赫然發現《因明論理門十四過類疏》，經過方廣锠等先生鑒定，此為《趙城金藏》原件，一段歷史公案得以告落。

二十世紀七八十年代間，當時的北京圖書館將館藏《趙城金藏》拍攝成縮微膠卷。從膠卷來看，保存較好的原件都已拍攝，殘破膠卷也有部分攝入，明清補抄部分也已拍攝。但從目前保存的實物與縮微膠卷對照來看，仍有不少殘損原件沒有拍攝成膠卷，這不能不說是一種遺憾。

1997年，任繼愈先生主編的106冊《中華大藏經》（漢文版）由中華書局出齊。這部《中華大藏經》以《趙城金藏》為基本框架編制，在《趙城金藏》原件做底本的基礎上，缺佚部分用薩迦寺本《金藏》或其他大藏配補，成為中國佛教大藏經歷史上一個新版本。我們應該清醒地認識到，中華書局本《中華大藏經》不是《趙城金藏》的全貌，是應當時中國佛教學研究需要之所為。

進入新世紀以來，影印《趙城金藏》的呼聲一直未斷，學術界對該藏的需要，更為迫切。我們呼吁，如果再次印刷出版《趙城金藏》，應重視尚可使用的每一點信息，那些當年沒有用到影印本中的“棄卷”、那些沒有拍攝成縮微膠卷的殘卷，都是深入研究《趙城金藏》的原始資料。我們要為學術界提供一個盡可能反映原貌、完整的《趙城金藏》。

（李際寧，作者系國家圖書館古籍館研究館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