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孝濂 把花草畫進書本里(講述·一輩子一件事)

曾孝濂作品。資料照片

曾孝濂近照。資料照片

人物小傳

曾孝濂：1939年生，中科院昆明植物研究所教授級畫師、工程師、植物科學畫家；長期從事科技圖書插圖工作，已發表插圖2000余幅；20歲進入中科院昆明植物研究所，參與《中國植物志》植物標本圖創作；美術作品曾在世界多國展出，出版《中國云南百鳥圖》《花之韻》等畫冊。

前不久，八十高齡的曾孝濂趕到北京世界園藝博覽會，來看看自己那幅《影響世界的中國植物》，為了這幅長2.5米、寬1.17米的植物科學畫，他耗時半年記錄37種原產中國的植物。“花了180天，值了！我的任務就是讓大家看到畫后能感嘆一句，哦，原來這些都是土生土長的中國植物！”雖已退休多年，曾孝濂卻絲毫沒有閑下來，時常一出差就是半個月——不是為了推廣科學畫，就是寫生創作。

歷時30余年參與編纂《中國植物志》，已發表各類科學著作插圖2000余幅，設計《杜鵑花》《綠絨蒿》《中國鳥》等九套郵票，又畫了100幅花、100幅鳥……從1958年進入中科院昆明植物研究所開始，曾孝濂再也沒有擱下過畫筆。這幾年，他還開始了自己又一項龐大的計劃——再畫100幅熱帶雨林大畫。“小時候的愛好竟然成了一輩子的事業，我很幸運。”曾孝濂感慨道，這段與植物畫的情緣，一續就是60年。

“無一花無出處，無一葉無根據”

作為全世界最大型、種類最豐富的植物學巨著，《中國植物志》全書近5000萬字，記載了中國301科3408屬31142種植物，僅目錄索引就有1155頁。曾孝濂和全國300多位植物分類學家、164位插圖師，耗時45年才編纂完成。1959年，剛剛工作第二年的曾孝濂就有幸被抽調為植物志繪圖員，為植物志畫插圖。

“《中國植物志》是國之典籍，能夠參與其中的插圖繪制是我莫大的榮幸。”講起當年的創作，曾孝濂依然流露出自豪。“能通過畫畫為國家做一點實實在在的工作，這輩子值了。”

1958年，高中畢業的曾孝濂進入中科院昆明植物研究所，職務是見習繪圖員。“主流派畫家批評誰畫得不好，會說你畫得跟標本似的；可對植物科學畫來說，畫標本卻是最基本的要求。”曾孝濂說，為了完成《中國植物志》的插圖，不少美院的學生被抽調來；但植物科學畫的嚴謹，讓很多學生打了退堂鼓，反倒是像曾孝濂這樣的植物科學畫愛好者堅持了下來……

“其實植物科學畫比工筆畫更難，一朵花是5個雄蕊還是6個雄蕊？這個不能畫錯。沒有植物學知識做支撐，容易出錯。”曾孝濂說，植物科學畫必須要做到“無一花無出處，無一葉無根據”。

最初，植物志插畫一般是對照臘葉標本臨摹的黑白線描圖，但年輕的曾孝濂認為，插圖不僅要畫對，也要到大自然里寫生，否則沒有生命力。“所里領導和專家知道這意味著交稿時間會延長，卻還是支持了我的建議。”曾孝濂說，當時在昆明植物園，為了跟花的自然衰敗搶時間，他常常一整個上午不吃不喝、不上廁所，全神貫注搞創作。他每畫一張畫都先用鉛筆打草稿，再給植物學家看，確認后才用鋼筆著墨。這樣大概持續了好幾個月，曾孝濂畫彩畫的能力比早期參加工作時高了一大截。

“每張畫都不完美，但到現場畫得會好一些”

退休后，曾孝濂依然想要最大限度地利用時間，繼續用畫筆描繪自然。按照他最初的想法，他要畫100幅花、100幅鳥，還要畫100幅獸類。前兩項已“交了作業”，第三項曾孝濂選擇了放棄。“自然界中很難找到100種獸類安靜地待在那里讓我畫，動物園里的獸類，總讓我覺得少了些生命力。”曾孝濂說。

畫了60多年植物科學畫，曾孝濂有自己的堅守。“不能為了好看，故意畫錯。每張畫都不完美，但到現場畫得會好一些。”曾孝濂說，沒到現場，就沒有生物在自然界中的第一印象，那種生命的狀態就無法感受到。“那種感覺會引導著我的整個繪畫過程。”曾孝濂說自己有“強迫癥”，畫植物一定是先看照片，對植物有了表象認識后，再去原產地觀察植物的生長，拿到標本后進行全面解剖……

并非所有的現場都那么容易抵達。為了畫好綠絨蒿，曾孝濂爬上海拔4700米的白馬雪山，在缺氧的狀態下完成了畫作。“沒有到過那個環境，就見不到真正的綠絨蒿。那種生命的神奇，不到現場是感受不出來的。”

野外寫生和采集標本的艱辛超乎人們的想象，與螞蟻、螞蟥、馬蜂、馬路虱子的“親密接觸”更是常事。有次采集標本回來，曾孝濂就覺得身體不對勁，可由于太累倒頭就睡著了；第二天醒來才發現，身上很多地方與被單粘在一起了，一數足足有42個血塊。“那是我被螞蟥咬得最多的一次。”別人聽了往往驚訝，可曾孝濂卻帶著微笑，仿佛在講述自己的幸福往事。

野外寫生最危險的是遇到蛇。有次野外科考遇到了呈攻擊狀態的眼鏡蛇，曾孝濂沒躲，反而拿出相機拍下了那一瞬間。“事后同伴說，離那里最近的醫院足足有兩個小時，要是被咬了，后果不堪設想……”

“我想用畫筆謳歌自然，讓更多人來關注自然”

如今，植物科學畫可以用電腦合成，但曾孝濂依然認為手繪不可替代。“用電腦做出來的畫，終究是呆板生硬了一些。”現在，曾孝濂越來越多地從單純地畫生物轉為畫“生態”。“我想用畫筆謳歌自然，讓更多人來關注自然。”他說，“人類不是自然界的主宰，也不是旁觀者，而是其中的一部分。”

曾孝濂說：“科學畫的最高境界就是：在那兒，它就能迸發出生命的力量。我不期盼人人都喜歡這些畫，但希望看畫的人能關愛這些大自然里的生命。”他很喜歡陶行知的那首自勉詩：“人生天地間，各自有稟賦。為一大事來，做一大事去。”心懷對大自然最純真最原始的關愛，畫植物畫、推廣植物畫，是曾孝濂這輩子唯一的“大事”。

除了創作，曾孝濂也會時不時地當評委、做講座。“隨著《中國植物志》編纂完成，我們這個行當的人，退休的退休，轉行的轉行，我想讓更多的人認識和接觸科學畫這個畫種。”這幾年，不少參加比賽的畫作讓他耳目一新，年輕人的涌現讓他仿佛看到了植物畫的春天。“當下的年輕人有了更多審美訴求，能喚起更多人對大自然的認同感和親切感。”

不過，曾孝濂有個信念：“不必要的社會活動，能少參加就少參加。”“畫畫的人，還是要靠畫說話。”曾孝濂喜歡孤獨，“孤獨時能從大自然中學到更多。”

年逾八十，曾孝濂又開始了自己一項新的創作計劃：100幅以西雙版納熱帶雨林為題材的景觀圖。粗略估算了一下，一幅景觀圖最快也要半個月，即便按最快速度，也要花費5年時間。他還在期待自己的第十套郵票。“一息尚存，折騰不止，但愿能給我這么多時間！”

科學畫的未來，值得期待(記者手記)

采訪中科院昆明植物研究所教授級畫師曾孝濂，計劃被一拖再拖。早已退休的他，仍有很多工作安排。畫畫不易，但跟曾孝濂接觸下來，記者卻感受不到“難”。因為他的愛好恰恰是他的工作——熱愛繪畫，也熱愛自然。

曾孝濂最初從事植物科學畫，是因為編寫《中國植物志》的需要。“莫道桑榆晚，為霞尚滿天”。并不高調的曾孝濂，這兩年除了投身熱愛的科學畫創作，同時致力于科學畫的推廣。他希望有更多年輕人參與進來。這既是因為科學畫之美，也是因為曾孝濂期待更多人來了解自然、熱愛自然。值得欣慰的是，越來越多的人因為科學畫的美而愛上科學畫，還有越來越多的年輕人專注于創作科學畫。

中國科學畫的未來，值得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