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社昆明10月22日電題：從一而終，只為描繪生命——記植物科學畫家曾孝濂

新華社記者岳冉冉、周磊

有人把曾孝濂稱為“中國植物科學畫第一人”，他自己卻不同意。

“在畫家面前，我懂點植物；在植物學家面前，我就是個畫畫的。”79歲的曾老爺子笑起來像個孩子。

曾孝濂不喜歡“畫家”或“植物學家”的稱呼，他說自己只是中國科學院的一名老職工，一輩子只會從一而終——中學畢業后只進了一家單位，一直干到退休；多年來堅持干一件事，為植物畫畫。要說有點成績，那就是參與了《中國植物志》的繪圖工作，又在退休后為2019年中國北京世界園藝博覽會創作了《改變世界的中國植物》。

在采訪中，曾老不是在思考就是在微笑，聊起植物聊至興奮，他會手舞足蹈，眼睛里有專注也有天真。

小畫種的使命

曾孝濂是中科院昆明植物研究所教授級畫師、工程師，是位植物科學畫家。他畫的三七，連葉脈走向都有講究；他畫的杓蘭，連上下半段的絨毛數量都有不同。

“植物科學畫就像植物的‘身份證’，它是美術跟科學之間比較小的一個分支。它以科學的手法描繪植物，甚至比文字描述更精準。”曾孝濂打了個比方。

7月的一天，曾老到昆明植物園寫生，他特意交代記者說話要輕，不要打擾到面前的“模特”。“地涌金蓮是中國特有種，它的葉似芭蕉，花像金蓮，金燦燦的包片茁壯豐滿。”他對每種植物的特征都稔熟于心。

作為植物學家，曾孝濂的畫作經得住業界考驗。他的一幅畫的信息量極其豐富，除了根、枝、花、果外，連分類學家最看重的葉片正、反、側面的形態都有。作為畫家，曾孝濂說自己在力求把植物畫美，不能改變植物特征，就從光線、色彩、虛實、明暗上下功夫。

“曾老師的畫可以把人美哭！”中科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研究員王立松是曾老的“鐵粉”，在他眼中，植物科學畫有照片不可取代之處，好的植物科學畫甚至與發表新物種的模式標本同等重要，“舉例來說，我可以用微距攝影拍到地衣的細節，但大景深會虛化背景，曾老的畫卻可以同時兼顧植物與環境。”

曾孝濂說自己有強迫癥，畫植物有固定步驟，一般是先看照片，之后去原產地寫生，拿到標本后解剖，直到對植物有了十足把握才下筆。他畫大蒜，為了觀察大蒜的開花過程足足花了兩年時間。

曾老用兩個詞形容自己的作品——“像”與“生命”。像是起碼要求，難的是表現生命。“植物的生命狀態或柔軟或堅韌，這些都源于它們面對自然的從容。每一朵花怎么開，它是有道理的，你要用眼睛去觀察，用心靈去體會，然后畫出來。”

曾孝濂常把一句話掛在嘴邊——世人皆不屑一顧，我偏覺味道足。有的畫家認為畫植物科學畫很枯燥，但他不覺得。“科學畫的最高境界是：在那兒，它就能迸發出生命的力量。”

曾老希望植物科學畫傳遞給觀者一種態度——科學的嚴謹、生命的從容。“這個畫種和我們當下的生態文明建設關系最直接。它就是要反映自然、表現生命，喚起人們對自然的認同感和親切感。”

他說，這是小畫種的使命。

45年為《中國植物志》繪圖

曾孝濂1939年6月生于云南省威信縣。他自幼愛畫畫，上了中學又是班里出黑板報的主力。

1959年，高中畢業的他以半工半讀的方式進入中科院昆明植物研究所。時值《中國植物志》項目啟動，領導見曾孝濂能畫幾筆，就讓他去畫標本。“那個年代的口號是：做一個永不生銹的螺絲釘，需要你在哪兒就給你擰在哪兒。”

中國有3萬多種植物，要把它們編成書、繪成圖，對于當時中國的312位植物學家和164位繪圖員來說，簡直是浩大工程。

“植物志、動物志是一個國家的基本資料。中國要保護環境和生物多樣性，沒有這些基本數據可不行。”曾孝濂深知編纂《中國植物志》的意義所在。

《中國植物志》的科學插圖，主要是以臘葉標本為依據的黑白線描圖，它有一套近乎程式化的繪畫方法。曾孝濂在繪圖員中不算優秀，他畫畫的方法也與其他繪圖員不同——除了像別人一樣摹標本，他還堅持去野外寫生，從活植物身上取材觀察。他認為，樹葉千面，需要畫出生命，“我想把植物畫活”。

正因為此，曾孝濂畫的速度比別人慢。每畫一張圖，他都先打草稿，再給植物學家看，得到確認后才用鋼筆著墨。他為《中國植物志》繪制的插圖大都如此。

當時中科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的領導對曾孝濂“特殊”的工作方式很寬容，不但不催他進度，反而竭盡所能去幫他，還和他一起解剖植物。正是在這種寬松的環境下，曾孝濂癡迷地鉆進了植物的世界，逐漸成長為一代植物科學畫大師。

從上世紀50年代末開始，曾孝濂等繪圖員和植物學家密切配合，用了45年時間為《中國植物志》畫插圖。最終，記載中國301科3408屬31142種植物的《中國植物志》編纂完成。全書共80卷126冊、5000多萬字、9000余幅圖版。2009年，《中國植物志》獲得國家自然科學一等獎。

對于《中國植物志》取得的功績，曾孝濂謙虛地說：“全國80余家科研教學單位的312名植物學家、164位繪圖員，都是編纂《中國植物志》的功臣，作為參與其中的一分子，我很榮幸。現在，繪圖員們已過世大半，但大家共同的勞動化作《中國植物志》保存了下來。”

能為國家做一點實實在在的工作，他覺得很值。

被螞蟥叮咬留下42個傷口

除了參與《中國植物志》編纂外，曾孝濂的人生還有兩個關鍵階段：一個是“參與找抗瘧藥”；另一個是退休后的“時不我待”。

上世紀60年代，曾孝濂參加了國家“523”瘧疾防治藥物研究項目。這一項目是要在民間尋找可食用的抗瘧中草藥或方劑，用以研發抗瘧新藥。曾孝濂參與了其中的繪圖工作，他的主要任務是把項目組初步篩選出的有效抗瘧植物繪成一本畫冊，交給部隊和科研機構去做實驗。

在找植物的那段時間，曾孝濂每天穿梭在深山老林，在野外寫生和采集標本的經歷讓他更加熱愛大自然。從那時起，他立志要把這些美好的植物生態、植物種類、奇花異草盡可能多的畫下來。他明白了最好的植物科學畫一定不是誕生在辦公室，而是在大自然。

野外科考的艱苦超乎人們的想象，遇到螞蟻、螞蟥、馬蜂、毒蛇更是常事。一次科考中，曾孝濂深入到一片灌木叢，就在滿懷喜悅帶著標本返回的路上，他隱約覺得身上有血滲出。曾孝濂沒有在意，以為只是被蚊子咬了。“后來我才知道，那是螞蟥。螞蟥咬你的時候不會感覺疼，等它吃飽走了，你也不會察覺，但血會不停地流。”

當晚回到駐地，疲憊至極的曾孝濂很快睡著了。第二天起來卻發現，自己身上好多地方的干血塊竟然與被單粘在了一起。曾孝濂數了數，有42個傷口。也就是說，那天他被多只螞蟥襲擊了。

曾孝濂的青春基本獻給了包括《中國植物志》在內的50余部科研著作，他繪制的科學畫插圖有2000多幅。退休后，很多人覺得他該享福了，曾孝濂卻覺得新挑戰才剛開始。

退休后的他甚至比工作時更忙。他想畫胡楊，就去了內蒙古；想畫紅杉，就去了美國。他說自己特別貪心，什么生命都想畫。

曾孝濂教過的學生很多，大多沒能堅持把植物科學畫繼續下去。“現在只要有人想學，我定會傾囊相授。”有時候老同事去看他，即便是心血來潮想畫幾筆，他都會認真地教。

退休后，曾孝濂出了12本個人繪畫集。2017年，在深圳舉辦的第19屆國際植物學大會上，曾孝濂專門為大會創作了10幅作品，獲贊無數。

曾老喜歡孤獨，他總說熱鬧是大家的，孤獨是自己的，孤獨時能從大自然身上學到很多。“我經常看著樹葉發呆，看著看著，就會覺得樹葉不是一般的美，一種燦爛之極、歸于平淡的美。它秋天飄落，掉到地里，腐爛后為新芽提供養料，之后又從小苗長成大樹，帶來生命的綠色。”

改變世界的中國植物

對曾孝濂而言，退休后的突破就是——《改變世界的中國植物》。

8月的一天，在曾孝濂位于昆明市翠湖附近的家中，記者提前欣賞到了這幅長2.5米、寬1.17米的大型畫作。這一作品將在2019年中國北京世界園藝博覽會上亮相。

曾孝濂對這幅作品的立意高度贊賞：“畫中37種植物原產地都在我國，之后輸出到國外，影響并造福了整個世界。我的任務就是讓大家看到畫后能感嘆一句，哦，原來這些都是土生土長的中國植物！”

曾孝濂說話時，頭上戴著的放大鏡帽子一顫一顫的。這個放大鏡是他作畫時的重要工具，兩個鏡片均可放大3倍，能助他更精確地畫細節，比如稻穗上的細刺、獼猴桃的絨毛。

對于這些植物的家底，曾孝濂如數家珍：歐美很多花卉都是從中國傳過去的，比如野生月季，傳到歐洲后成為象征和平和友誼的觀賞花卉；還有長在高海拔的綠絨蒿，因為它氣質高貴，歐洲人叫它“東方女神”；又如“中國鴿子樹”珙桐，因為它開花雪白，像一群群鴿子停在枝頭。此外，像水蜜桃、獼猴桃、柿子等水果，都是從中國傳出國門，它們是人類的共同財富。

目前，這幅畫作已接近完成，曾孝濂正在做最后階段的調整。 “我爭取順利完成任務，也算我這個退休老人為中國植物科學傳播做的一點貢獻。”

一花一鳥皆生命，一枝一葉總關情。曾孝濂說自己不奢望人人都喜歡植物科學畫，但愿看畫的人能關愛這些大自然里的生命。“它們和人類一樣應該擁有生存和繁衍的權利。”

離開時，記者發現曾老的床頭柜上堆滿了各種藥品，有治療失眠的片劑，也有緩解疲勞的眼藥水。“要是身體好，我會一直畫下去。要是老天說，你畫不了了、手也抖了、眼睛也不行了，那我就高高興興說拜拜。”

“一輩子就畫植物了，我不孤獨，我覺得很幸福！”曾孝濂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