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上海財經大學城市與區域科學學院博士后 劉雅媛，上海財經大學講席教授、長三角與長江經濟帶發展研究院執行院長 張學良

《長江三角洲區域一體化發展規劃綱要》的印發，標志著一體化戰略正式進入實施階段。實踐證明，區域協調發展需要考慮歷史的維度、符合當前的需求，也要順應未來的趨勢并具備國際視野。

回望長三角區域經濟發展和改革試驗的歷程可以發現，一體化戰略目標的實現需要關注四對關系，即經濟機制層面的集聚與擴散關系、空間格局層面的中心與外圍關系、資源配置層面的市場與政府關系、區域協同層面的競爭與合作關系。

集聚與擴散

上海的崛起與長三角城市群的形成，有賴于集聚與擴散的經濟機制。

長三角經濟增長是歷史長時段積累的結果。唐宋經濟變革與人口遷移使中國經濟重心從黃河流域向長江流域轉移，江南成為全國經濟最發達的地區。明清時期，商品經濟的繁榮進一步帶來城鎮化水平的提高。

近代以來，上海與長三角各地的關系不是簡單的商品交換，更重要的在于形成了人口、資金、產業的集聚與地域分工，上海、無錫、南通、常州等崛起為新興工業城市。至1935年，地區城鎮化率達到33%，經濟區意義上的長三角初步形成。

改革開放以來，地區資源、要素進一步向上海等中心城市集聚，并為形成城市群經濟發展提供了條件。2019年，區域常住人口城鎮化率超過60%。預計到2025年，長三角一體化發展將取得更大的實質性進展。其中，常住人口城鎮化率會達到70%。這需要中心城市發揮引領作用、提升集聚能力，促進要素集聚產生規模效應，提高中心城市勞動生產率，并利用科研、技術、資本優勢產生的外溢效應，促進創新鏈與產業鏈的深度融合，推動產業體系向中高端科創產業迭代轉型。

同時，為了使要素有序自由流動，還需實現區域交通基礎設施的互聯互通，降低周邊地區獲取外溢的成本，以達成縮小城鄉區域差距、促進城鄉融合發展的目標。

要素的集聚與擴散需要市場的支撐。巨大的市場容量使得長三角地區擁有磅礴的發展潛力。我國大國經濟特征集中體現在勞動力資源充足、國土空間廣闊、交通運輸網絡龐大高效等方面。長三角地區擁有全國16.1%的人口，2018年GDP增速高于6%，背靠長江經濟帶的廣大腹地，擁有46個開放口岸和優良的港口資源。

利用上述優勢帶來的市場容量，有助于長三角地區在城鎮化率、經濟體量及人均GDP等幾方面完成突破，真正達到引領全國高質量發展的目標，并為更大范圍內的區域協作提供激勵。

中心與外圍

在空間格局上，長三角地區以上海、南京、蘇州、杭州、寧波等城市為核心，呈現“中心—外圍”式分布特征。

歷史上，長三角地區從不缺乏中心城市。東吳時期的經營以及永嘉南遷塑造了六朝古都南京，隋唐大運河的開鑿帶來“天下第一”的揚州，宋室南渡使得杭州崛起，區域的整體發展使江南地區在南宋時期便有了“蘇湖熟，天下足”的說法。

明清時期，南京長期是全國或區域的政治中心，蘇州號稱“東南財賦，姑蘇最重”。同時，杭州、揚州、鎮江、無錫、蕪湖等城市依托京杭大運河、長江航道及繁密的內河航運網絡，成為重要的中心城市或專業市場。

近代開埠通商，為上海的崛起創造了條件。上海是聯通國際遠洋航線、長江及內河航道的樞紐港，憑借市場優勢一躍成為全國經濟中心。如今，上海圍繞“五個中心”、大都市圈建設繼續發揮龍頭輻射帶動作用，并與區域內大中小城市、小城鎮共同構成完備的城鎮體系。

從長時段來看，中心城市層出不窮是長三角區域發展史的一大特色。這為區域協調發展、高質量一體化發展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特別是，近代鐵路建設與輪船航運的發展為區域各城市提供了緊密聯系。今天，高速鐵路、高速公路、城際鐵路與城市軌交的建設，助推區域內形成了幾大都市圈。近代滬寧、滬杭甬鐵路建設形成了以上海為中心、以鐵路為紐帶的“中心—外圍”式經濟空間格局，蘇南地區經濟中心則從明清時期的“蘇松常太”轉變為近代滬寧鐵路沿線的“滬蘇錫常”。目前，長三角幾大中心城市仍主要分布在滬寧、滬杭甬兩條鐵路所形成的之字形路線上。

高鐵技術的發展，使快速的人口流動成為可能。近年來，高鐵站點城市通達性的提高，使都市圈的同城化及區域空間的網絡化趨勢增強。伴隨這一進程，需要進一步發揮上海龍頭帶動作用、蘇浙皖各揚所長，加強跨區域協調互動，提升都市圈一體化水平，推動城鄉融合發展，構建區域聯動協作、城鄉融合發展、優勢充分發揮的協調發展新格局。

市場與政府

在資源配置層面，長三角一體化中的市場與政府關系，是市場主導與政府引導相結合的機制。

從歷史經驗來看，雖然市場因素塑造了近代長三角經濟區以及東部地區的優勢地位，但國家區域政策導向也影響著長三角地區的發展。孫中山先生在《建國方略》中，曾以北、中、南三大區域來規劃國家經濟戰略空間，并以上海為中心提出“東方大港”計劃。

新中國成立以后，平衡發展的區域思想以及國際局勢的惡化，進一步影響著區域政策制定。諸如156項重點工程、三線建設等重大舉措，在政策范圍內調節著經濟布局，一定程度上平衡了區域發展的差距，但也或多或少帶來了資源浪費與環境污染。

在傳統的計劃經濟體制下，條塊分割還給要素自由流動設置了重重壁壘，市場機制無法充分發揮調節資源配置的作用。

改革開放以來，鄧小平同志有關“兩個大局”的論述明確了沿海地區率先發展、帶動內地共同富裕的區域非平衡發展思想。由此，長三角地區的區位優勢得以更好發揮，在順應經濟規律的前提下，實現快速發展。

在改革開放的實踐中，我們對于市場作用的認識，經歷了從最初的忽略市場機制到強調計劃與市場相結合，進而再到確立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目標。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核心問題是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

就長三角一體化發展而言，產業的合理布局需要堅持市場機制主導和產業政策引導相結合。長三角要打造強勁活躍增長極，需要堅持深化市場化改革、擴大高水平開放，將市場置于主導地位，激發市場主體的創造力。在此基礎上，發揮政府引導作用，健全一體化機制，消除行政壁壘，為實現要素有序自由流動提供理想的政策環境與優質的公共服務。

競爭與合作

在處理市場與政府關系的同時，地方政府間的合作與競爭也會影響區域協同的質量和效率。

計劃經濟體制下，國家能力空前提升的同時，也在一定程度上約束了地方的主動性。改革開放以來，經濟上的分權為地方經濟發展創造了空間和基礎。長三角地區縣域經濟孕育的“蘇南模式”等，通過刺激地區間的競爭與合作，使產業趨向集中，有利于區域分工的形成，但也帶來了“以鄰為壑”以及同質化競爭的弊端。

一體化戰略需要協調處理好區域競爭與合作關系。長三角一體化發展的一個基本原則是堅持創新共建、協調共進、綠色共保、開放共贏、民生共享，目的就在于形成多層次多領域的協同。

經驗表明，長三角在區域、都市圈及平臺園區等層面，在政府、企業、社會等多個領域如何實現分工合理、優勢互補、各具特色并形成合力，是有效實現高質量一體化的關鍵。近年來，長三角區域一體化從項目協同走向制度模式創新，包括毗鄰區合作、新型“飛地經濟”、跨區域跨流域生態補償等方式。通過城市間功能統籌、交通對接、技術孵化、環境共治等手段，逐漸彌補地方政府之間過度競爭所帶來的資源浪費，從而有助于實現區域資源的整合與高質量發展。

總之，新形勢下促進區域協調發展，需要按照客觀經濟規律調整完善區域政策體系，發揮各地區比較優勢，促進各類要素合理流動和高效集聚，增強創新發展動力，加快構建高質量發展的動力系統，增強中心城市和城市群等經濟發展優勢區域的經濟和人口承載能力，增強其他地區在保障糧食安全、生態安全等方面的功能，形成優勢互補、高質量發展的區域經濟布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