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想給張謇一個定義,卻沒有一個定義能完全概括。

張謇第一個標簽,是實業救國的民族工業家,這是毛主席提過的。

但若說張謇的首要角色是工業家,則遠遠不夠,他的政治色彩更為濃重。在中國近代史幾大政治轉折處,他都扮演了關鍵角色。僅以“走向共和”前的幾件事為例。是他將梁啟超引薦給翁同龢,開啟了維新運動序曲；是他促成劉坤一、張之洞提出了東南互保,成為地方自治的首倡者；是他發起了預備立憲公會,成為立憲運動的領袖；是他起草了清帝退位詔書并幕后主持了南北議和,成為“民國的助產士”。

在張謇與清末民初一百個風云人物的交往中,有清帝光緒與攝政王載灃,以及善耆和端方；有清流名臣翁同龢、張之洞、沈葆楨；有維新派康有為、梁啟超、譚嗣同；有北洋政權袁世凱、黎元洪、徐世昌、馮國璋,以及唐紹儀與熊希齡；有奉直皖系幾大首領張作霖、吳佩孚、孫傳芳、徐樹錚；有革命先驅黃興、陳其美、蔡鍔、章太炎；有國民黨元老胡漢民、汪精衛、譚延闿；還有各界翹楚蔡元培、黃炎培、羅振玉、王國維、竺可楨、丁文江、梅蘭芳、吳昌碩……如此等等,不勝枚舉。這些人物的年齡跨度約半個世紀,立場上涇渭分明、有的甚至互為仇讎,但都對他基本認同,且都與他在不同時段共同謀辦了歷史大事,這種能量與維度,在當時的政治家中并不多見。

萬變不離其宗。張謇萬變中所堅守的“宗”,是大一統與共和。他的政治理想,一是現代民族國家的大一統政治文化格局,以及維持大一統的強力政府；二是保證中央權力不淪為私屬的憲法,即共和憲政。兩者缺一不可。

他在清帝宣布退位之前五十天(1911年12月22日)發布的《共和統一會意見書》,是這一理想的集中表達:“夫欲維持中國今日之分割,不得不以維持領土為第一要義”“夫吾人之所謂為共和主義者,非誰某一族一姓之共和主義,乃合全國之二十二行省,及蒙盟藏衛,而為一大共和國。要以言之,即統漢、滿、回、蒙、藏之五種人,而納之一共和政體之下者也”“設共和政治進行時代有力之樞機,而即成一鞏固健全之大共和國家者。”

他始終貫穿著這一原則。

他的共和,是大一統制度下的共和。辛亥革命之后,各省通電獨立,他明確主張,此“獨立”是指各省相對于清廷政權而獨立,但絕不是指背棄大中華共同體而各自獨立。“夫獨立云者,離北京政府而獨立,非各自獨立之謂者。”

他的地方自治,是大一統制度下的自治。東南互保,只是暫時不聽從清廷亂命,中央穩定后,還是要回歸的。

他的立憲和議會,也是大一統下的立憲和議會。當議會變成亂源,他便命令兒子拒絕參加。“……在滬及舟中,又知議會種種幻象,污濁昏擾甚矣。開會期近,兒其堅辭,以全我父子之清白。”

在內憂外患最為嚴峻的關鍵時刻,張謇為首的立憲派為維護大一統做出了特殊貢獻。

辛亥革命前后,革命黨“驅除韃虜”的排滿狂潮引發了滿蒙王公的恐懼。日本趁機插手滿洲,俄國策動外蒙獨立,內蒙古、西藏、新疆也日趨不穩,大中華分裂迫在眉睫。張謇大急,提出以共和政治解決民族問題的方案:“俄人垂涎蒙古,非止一日。為今之計,唯有蒙漢合力,推誠布公,結合共和政治。強鄰覬覦,可以永絕。漢、蒙、滿、回、藏五族,皆有選舉大總統之權,也都有被選為大總統之資格。”

此時,革命黨武昌起義的旗子是“十八星旗”,象征著建立不包括滿蒙藏疆的十八省漢族國家。而張謇等立憲派主導的江浙等地,使用的則是五族共和的五色旗,象征著包括滿蒙藏疆在內的二十二省。為“五族共和”上下奔走的江蘇督軍程德全與浙江督軍湯壽潛等人,都是張謇的立憲派骨干。張謇與革命黨黃興、陳其美、宋教仁、伍廷芳等人交情深厚,并在“五族共和”上達成一致。最終,立憲派與革命黨內部力量共同促使孫中山正式提出了“五族共和”。

而在清廷這邊,張謇一方面支持袁世凱維系多民族大一統,一方面在起草的《清帝遜位詔書》中明確提出“滿、漢、蒙、回、藏五族完全領土為一大中華民國”。如今史學界對梁啟超、楊度等人在“五族共和”基礎上創造的“中華民族”概念已有定論。但深究史料當可發現,從革命黨到袁世凱到清廷,以張謇為首的立憲派“一手托南北”,對政局向“五族共和”的實際轉變發揮了更為重大的作用。看到如今的中華民族共同體,看到如今的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當念及“張謇們”當時的良苦用心與慘淡經營。

張謇與袁世凱有五年緊密合作。

1911年6月,他繞道彰德與斥退在家的袁世凱共商大計勸其出山；1912年幫袁世凱協調南北運作臨時大總統；1913年為袁世凱將梁啟超請回國共組“進步黨”以對抗國民黨；1915年底在袁世凱稱帝之前辭職回家。

對袁世凱的歷史評價另當別論。但有一點可以肯定,張謇對袁世凱絕非政治依附。他青年時即認識袁世凱,深知其權術心性,并因此斷交二十年。與許多士大夫一樣,張謇當時心中迫切希望的,是找到一個能盡快維護大一統的中央權威,哪怕這個權威是脆弱的。如同他在《共和統一會意見書》中所寫,“設有力之樞機,而即成一鞏固健全之大共和國家”。更如同他在去世三年前寫的《嗇翁自訂年譜》序言中所說,民主發端于法國和美國,因民主政治在“滅害平爭”方面優于君主政治,所以自己篤行民主十四年。但后來發現,單純的民主制度雖然將一二人之專分散為千萬人之專,但爭戰還是一樣的。因為國家權力像鹿散于野而無主,反而激發了更多的惡斗。要熄爭止戰,只有建立唯一且強大的政治中心,才能恢復統一和秩序。“一國之權猶鹿也,失而散于野則無主,眾人皆得而有之,而逐之,而爭以劇。一人捷足而得之,則鹿有主,眾無所逐,而爭以定。”

當宋教仁被刺案激起國民黨“武力討袁”時,他力戒南北分裂,主張法律解決,譴責國民黨好戰派“不憑法律,不憑議案,而先自南北分裂”。他的觀點影響了革命黨人汪精衛與黃興,使黃興秉持“法律解決”徘徊了較長時間之后才最終反袁。

當袁世凱取消國會后,同為“名人內閣”的熊希齡與梁啟超憤而辭職。作為國會的創制者,在沒有國會的一年多里,他卻留了下來,冀望著袁不要邁出最后那一步。但他徹底失望了。張謇為了大一統能容忍“終身大總統”,卻不能容忍復辟帝制。因為,他的底線不只有統一,還有共和。

誰搞分裂,張謇反對誰；誰反共和,張謇亦反對誰。他的一切變與不變,都圍繞著“統一”與“共和”這個雙向合一的主題。

當袁世凱維護大一統,張謇選擇支持袁；當袁世凱走向帝制反對共和,張謇選擇與袁分道揚鑣,袁再度請求他幫助“轉圜南北”,他斷然拒絕。但護國戰爭亦不是張謇心中所望,他沒有參與梁啟超在各地的策反活動。他認為,打倒一個大強人,會放縱出無數小軍閥,造成更大的分裂。他當時做的是勸馮國璋在南京成立中央政府,維持共和國體,繼承而不是分裂北洋,以換取全國“統一”與“秩序”。

也是在《嗇翁自訂年譜》序言中,他寫道,雖然一人可“得鹿”,但如果得之而不為公心,一定會失去。人皆有私欲,確保權力為公不為私屬,只能依靠憲法。而民國憲法的根本精神,正是共和。“然一人獨有眾之所欲,得而又私,而不善公諸人,則得亦必終失……世固不能皆舜禹也,不能舜禹而欲其公,固莫如憲法。”

可惜,在張謇的時代,擁有統一能力的人,沒有共和之靈魂；擁有共和靈魂的人,又沒有統一之能力。這是他依違不定、彷徨其間、無力回天的時代悲劇。他生早了二十年,他的理想,只能由一批新的歷史人物來實現。

1916年之后,張謇不再涉足政治。他回到南通,轉向了扎實的地方建設。

張謇建設了中國第一個擁有城市規劃的近代城市,第一個實行小學義務教育的縣級單位,創辦了第一所師范學校,第一所盲啞學校,第一個紡織學校、水利學校、水產學校、航海學校、戲劇學校。第一個公共博物館,第一個氣象站,第一個測候所。他建設醫院、養老院、劇院,扶植了中國第一個科學社團“中國科學社”,他甚至制定了中國第一部《森林法》……其實,這又何嘗不是他的政綱。他搞了大半生政治,無非是想在全中國土地上作這樣宏大的開發。既然時非所與,那只能建一個小小的烏托邦作示范了。

這些眼花繚亂的“第一”之中,最重要的,是教育。這是他的第三個標簽。無論在他權力鼎盛事務繁忙時,還是在他退出政壇能量微薄時,都不遺余力辦教育。但他辦教育的方法,又與別人大不相同。

他的朋友中,蔡元培重塑了北大,嚴修創辦了南開,辦的都是大學。只有他,力主中西合璧的新式教育應從娃娃抓起,應覆蓋全社會而不留任何盲點,應從幼兒園、小學、中學、職業教育開始。他自己生活上至勤至儉,卻傾其所有,連續十幾年,一口氣辦了近四百所各種門類的基礎學校,完成了一個完整的近代國民教育體系。早在1903年他去日本考察教育時,要求“學校形式不請觀大者,請觀小者；教科書不請觀新者,請觀舊者；學風不請詢都城者,請詢市町者。”

蔡元培不同意張謇。他說:“沒有好大學,中學師資哪里來?沒有好中學,小學師資哪里來?所以我們第一步當先把大學整頓。”可張謇卻認為,老師可以從師范里來。小學為先,師范為本,辦基礎職業教育,才是數十年后徹底提升國民素質的根本之法。他和黃炎培一起創辦了中華職業教育社,甚至還去改造妓女和囚犯,還去教盲啞人。這些觀點即便在今天,對國民教育方向是精英化還是平民化的問題,對扶貧攻堅等民生工程,仍有探討價值。

他的朋友們辦的那些大學里,出來了一批批中國現代化精英名流,他的朋友們也自然成了一脈脈學派領袖,名滿海內外,桃李遍天下。而張謇學校里出來的,是一批批優秀基層教師,一批批有文化的工人農民,一批批醫生與農技師,一批批學會基本技能的殘疾人和被改造過的囚犯妓女。這些人沒有能力來光大他的名聲,支撐他的學派,而是化成了中國現代化沃土中的一粒粒種子,化成中國國民素質脫胎換骨過程中的一滴滴清泉。至今,沒有一個近代名人說自己是張謇的學生。

功成不必在我。功不必急功近利而成。功當在多年后驗其效。南通既不是政治中心,也不是經濟中心,但一百多年來,卻始終保持著模范城市的地位。正是這些有文化的普通人,持續孕育出幾代新中國的各界骨干。張謇創辦和支持過的那些學校,他生前絕沒料到,多年后都發展成為海內聞名的大學。他1902年創辦的通州民立師范學校附設農科,變成了揚州大學；他1905年支持創辦的復旦公學,變成了復旦大學；他1915年參與創辦的南京高等師范學校,變成了南京大學、東南大學、南京師范大學和上海財經大學；他1917年支持復校的同濟醫工學堂,變成了同濟大學。他曾經資助并任校董的南洋公學,變成了上海交通大學；他參與發起并任校董的暨南學校,變成了暨南大學。還有一批他創辦的更為專業化的技術學校,也變成了各行業的最高學府。如他1910年創辦的中國陶業學堂,變成了景德鎮陶瓷大學；他1911年創辦的吳淞商船學校,變成了上海海事大學和大連海事大學；他1912年創辦的南通紡織專門學校,變成了東華大學；他1912年創辦的吳淞水產學校,變成了上海海洋大學；他1915年創辦的河海工程專門學校,變成了河海大學。

再回到人們最熟悉的那個老標簽“民族工業家”。和其他搞航運、交通、化工、金融的巨子相比,他主要搞輕工業,兼以開墾鹽荒治理淮河。一度想發展航運,但并沒有成功。大生紗廠只有1912年到1921年的十年好光景,1925年就被債權人接管了。然而,是張謇,而不是那些更成功的巨商們,被現代企業家們追溯為精神領袖。因為他主動挑到肩上的社會責任,遠遠超出了“實業家”和“商人”的身份。他從來不是想建立一個商業帝國,而是想建設一個理想社會。他所提倡并身體力行的是,企業家不僅要做大,更要做實；不僅要愛國,還要愛社會；不僅要辦慈善辦公益,還要育平民擔責任。這是士大夫的根本價值觀所決定。而企業家精神加傳統士大夫精神正是中華近代商道的內核。這方面研究成果已有很多,就不多講了。

張謇逝于1926年8月,是因為發燒。發燒了他還要照常一意孤行,和工程師們一起去視察江堤。結果越燒越重,二十四天以后就去世了。臨終時沒有言語,沒有計劃,沒有留下遺囑。

他的最后幾首詩,是生病前三天的《星二首》。這一天是農歷六月十八,本來應該有較圓的月亮。他夜深不眠,守候許久,卻沒等到。

“江昏不得月,暑盛獨繁星。”沒有皓月一輪,只有星斗漫天。如同1926年的中國,幾十個割據的軍閥,百十個爭斗的政黨,實質的統一仍遙遙無期。此時,北伐軍剛剛誓師出征(7月9日)。“斗箕勿相笑,南北正煙塵。”新的歷史因緣,將在這煙塵中誕生。

關于對張謇的歷史評價,胡適的“序言”流傳最廣。胡適比張謇小三十余歲,從沒見過張謇,但卻是張謇參與籌辦的“中國公學”所培養出來的。是他撒播的諸多因緣中的又一個。胡適寫道:“張季直先生在近代中國史上是一個很偉大的失敗的英雄,這是誰都不能否認的。他獨立開辟了無數新路,做了三十年的開路先鋒,養活了幾百萬人,造福于一方,而影響及于全國。終于因為他開辟的路子太多,擔負的事業過于偉大,他不能不抱著許多未完的志愿而死。”

張謇的政治道路,是失敗的、中斷的。但他頑強地創造了無數條覆蓋于荊棘下的小路,經過百年大潮洗刷之后,這些小路顯露出來,密密麻麻連成了一條新的路網,到今天還能供人行走。

他做的時候,未必知道哪些能留下來,不過憑借著一顆純正的初心。家國天下的初心,無論如何變遷,始終不會錯。

因此,張謇是誰?胡適的序,不是結束,只是開始。對一部中國近現代史的研究,一樣沒有結束,只是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