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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培勇:該怎樣面對當前經濟下行壓力
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學部委員高培勇發表主旨演講。新華網 伍嘉煒 攝
距離2019年年末已經非常近了,在這樣一個時間點上,無論我們是對當下的經濟形勢做出研判,還是矚望中國經濟的下一程,對明年的經濟形勢做出預判,一個繞不開躲不開的關鍵表述就是經濟的下行壓力。由此也可以進一步提出中國經濟下一程的一個非常關鍵的問題,我們面對經濟下行壓力應該并且能夠做些什么?我想在這個時候,在座的各位會不約而同甚至異口同聲說出一個方案,那就是穩增長。沒錯,在面對經濟下行壓力的時候,我們必須把穩增長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聚精會神做好穩增長方方面面的工作,但問題在于,穩增長可是一個專業性極強的精細活,不能大而化之,必須審慎行事,把它做到精細化。怎么才能做到精細化,并且體現出專業特色?在這個時候,我想有幾件事我們必須看得特別清晰,也必須把它做得特別的精細。
一、要盤點藥箱,選好、備妥可用的藥品
我們知道,穩增長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工具,就是以逆周期調節為代表的需求管理。環顧我們周邊,包括我們自己,大家談到穩增長的時候,給出的第一個選擇就是逆周期調節。我相信對此大家沒有異議。但接下來的問題是,我們的藥箱當中是只有逆周期調節一種藥物嗎?恐怕不是。如果放在2012年之前,可能就這一種藥物,或者這一種藥物可以把其他藥物都覆蓋掉了,但是從2012年走到今天7年時間過去了,這7年當中,我們圍繞著中國經濟所發生的轉折性變化,一直在苦苦地探索,在探索當中提出了一個同樣對經濟增長直接有效的一個重要工具,那是什么?——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所以我想提醒各位的是,在選好、備妥試用藥品的時候,除了逆周期調節之外,還得想到“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這樣一個應對經濟下行的穩增長工具。
除此之外,大家還要看到,在匹配高質量經濟發展的經濟環境當中,我們已經形成了一套相對完整而系統的宏觀調控體系,在這樣一個宏觀調控體系當中是有主角和配角之分的。主角是什么?剛才嚴社長和傅部長都談到了,剛剛閉幕不久的四中全會明確提出: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主線就是主角。在多個穩增長的工具線索當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主角。因此,我們立刻可以得到一個結論,穩增長的操作,首先要兩者兼容——讓需求管理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各揚所長、相得益彰,進而要主輔相濟——形成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以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為主要手段,就業、產業、投資、消費、區域等多方面政策協調發力的穩增長調控體系和新時代宏觀調控格局。在這個時候,我們既不能把全部希望寄于需求刺激一身,更不能忘記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才是長遠大計、治本之策。
二、找準病因,對癥下藥
在今天的中國,影響或導致經濟下行壓力的那個病因是什么?我們冷靜地捋一捋、分分類,就會看到,從去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到今年的兩會一直到最近的四中全會,都對當前導致經濟下行的原因做過總體描述,比如有這樣一個表述:短期與長期、外部與內部、周期性與結構性矛盾和問題相互交織。也就是說,我們面臨的導致經濟下行的原因不止一個,而是多個,不止一個方面,而是多個方面。如何找準病因?選好什么樣的藥品可以醫治經濟下行的病呢?很顯然,如果大家選用的是以需求管理為導向的逆周期調節政策,它所針對的病因至多是短期的因素、外部的因素、周期性的因素。除此之外,當我們所導致目前經濟下行或者經濟下行壓力的原因還有結構性的因素、體制性的因素、長期性的因素、內部的因素的時候,這個時候的逆周期調節,這個時候的需求刺激,就不一定具有針對性,就不一定是匹配的,很可能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的。因此,這時候必須強調穩增長的對策,要對癥下藥,一把鑰匙開一把鎖——在實施逆周期調節應對來自于短期的、外部的或周期性的矛盾和問題的同時,以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行動應對來自于長期的、內部的或結構性、體制性的矛盾和問題。不能把所有問題和矛盾不加區分的一鍋煮、一勺燴,更不企期望用一種政策工具包治百病。
三、要長短期目標兼容,急性病和慢性病一起治
當前的經濟下行壓力主要表現為短期總量的失衡,所以啟用逆周期調節的時候肯定是奔著短期的平衡去的,注重實現短期的總量平衡。但是,如果跳出這樣一種視野局限,而伸展至長期與結構性的問題的時候,我們就會發現,長期的結構平衡同樣不可或缺。多年的實踐反復提醒我們,短期的總量平衡,必須以長期的結構平衡為基礎。離開了長期的結構平衡,短期的總量平衡也是不可持續的。而且,相對于高速增長階段而言,高質量發展階段經濟運行的主要矛盾是結構問題,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給側,所以,這時候的穩增長的操作,一方面須兼容短期目標和長期目標,在總量平衡和結構優化之間“跳舞”。以總量平衡為結構平衡創造條件,以結構的優化推動可持續的總量平衡。同時還必須區分矛盾的主次,哪個是主要矛盾,哪個是次要矛盾,鎖定結構問題和供給側問題,將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挺在所有穩增長操作的前列,將著力點和著重點放在推動事關供給側結構性矛盾的基礎性改革上。既不能顧此失彼,只管短期,不顧長期,只管總量平衡,不顧結構優化;又不能主次不分,將非主要矛盾誤作主要矛盾,將非矛盾的主要方面誤作矛盾的主要方面。
四、不為表象所迷惑,立足于高質量發展
我們必須說,同樣是經濟下行,高質量發展階段的經濟下行和高速增長階段的經濟下行,盡管表象是類似的或相近的,但其內在成因、效應傳遞機理大不相同。比如說,同樣20度的氣溫,在廣州的感受和在北京的感受不是一回事,環境變了、背景變了,我們說在總量性和需求側矛盾的背后,隱藏著結構性與供給側矛盾和問題的深刻內容。此經濟下行壓力非彼經濟下行壓力,此穩增長也非彼穩增長,倘若不加區分地簡單復制高速增長階段的方式方法去應對高質量發展階段的經濟下行壓力,很可能事與愿違。如果試圖畢其功于一役,很可能不由自主地走向大水漫灌。在這個時候特別要強調,穩增長的操作,一方面要與新時代的主題和新發展階段的使命相契合,尋著匹配高質量發展階段的理念、思想和戰略而展開;另一方面,還要有打一場持久戰的思想準備。既不能因循守舊,以慣性思維追求穩增長目標,更不能急功近利,企望通過速戰速決而大獲全勝。
說到這里,我可以十分明確的一點是,在今天的中國,穩增長必須在政策調整和深化改革兩個線索上雙重發力,且以后者為主。在今天的中國,穩增長的操作將集中考驗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方面的能力和水平。在今天的中國,穩增長的成效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我們能否將經濟下行的壓力轉化為深化改革的動力。所以一句話表述,注重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辦法穩增長,絕不能也不會是一句空話。
編輯:董雨吉
關鍵詞:經濟 增長 下行 結構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