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劉軍（河南大學文學院副教授）

對于散文而言，除了“文類之母”這個曖昧不清的指稱之外，能夠直指人心的命名是匱乏的。各種教科書上的定義，具備了流水線生產的特征，這種被生產出來的定義，并非為了讓人們銘記，而是用來陳列、考試、宣講或者其他。

無論是在散文研究界還是在散文理論界，“散文理論的貧困”幾乎成了認知的共識。部分學者還進一步闡發，認為散文理論的貧乏是世界性的，散文理論建設是個普遍性的難題。在描述完這個現狀之后，出于本體論的考慮，人們往往著手給散文下個定義，或者為散文重新加以分類，以彰顯自我理論建構的獨特性。確證散文的內涵或者確立散文的類型，成了大部分理論建構者的必由之路。新時期文學以來，文學理論與寫作教材的豐富與多元，又加劇了散文定義不斷膨脹的趨勢。而在散文理論專著之中，首先以定義的形式解決散文的內涵問題，似乎也成了某種約定俗成。每一種定義往往是不重復的，區別于前人的，有獨立性特征的定義。源于各自闡釋立場的不同，以及基于創新的心理訴求，造成了關于散文的定義差異性顯著、互不搭界的情況。下面分別就文學理論教材、寫作教材、散文理論專著這三種載體形式為例，探查關于散文定義的林林總總，以上三種也涉及不同的學科要求與規范內容。

童慶炳的《文學理論教程》對散文的定義如下：文學散文是一種題材廣泛、結構靈活，注重描寫真實感受、境遇的文學樣式。它的基本特征主要包括，題材廣泛多樣，結構自由靈活，描寫真實感受。

在劉海濤的《文學寫作教程》中，關于散文的定義是這樣的：散文是一種可以充分利用各種題材，創造性地運用各種文學的、藝術的表現手段，自由地展現主體個性風格，以抒情寫意、廣泛地反映社會生活為主要目的的文學文體。

而陳劍暉是當下散文理論研究界的代表性人物，再看其理論專著《中國現當代散文的詩學建構》中關于散文的定義：散文是一種融記敘、抒情、議論為一體，集多種文學形式于一爐的文學樣式，它以廣闊的取材、多樣的形式、自由自在的散文文句，以及優美和富于形象性、情感性、想象性和趣味性的表述，詩性地表現了人的生存狀態和心靈狀態，它是人類精神的一種實現方式。

對照以上三種關于散文的定義，基于立場的不同，闡釋的內容相去甚遠，童慶炳的定義取泛化的散文定義，從中可見“真情實感論”的余波。劉海濤的定義則基于文學是對社會生活反映的立場來闡釋散文的基本特性。而陳劍暉的定義則去除了附加在散文身上的其他要素，回到散文自身來考察散文的基本內涵，涉及散文的取材、表現形式、語言傳達及精神內涵，因此，更接近散文的本體內涵。

不過，即使是考慮到學科要求，決定了不同定義間的差異性，但相互之間形同陌路的狀態，還是令人感到詫異。好像彼此說的是不同的事物，或者可以這樣說，考辨諸多教材或者學術專著里關于散文的定義，它們之間缺乏基本的通約性。這種現象也充分表征了散文的困境和難題所在。

如果說因為學科建設的思路不同，導致了散文定義的相互獨立尚能夠理解的話，那么，在散文研究、散文理論內部，散文定義的不相切性依然突出，這一點尤其能夠充分說明問題。新時期文學以來，佘樹森、林非、傅德岷、梁向陽、范培松、劉錫慶、樓肇明、吳周文、陳劍暉、孫紹振等專家學者，紛紛就散文的定義或者散文的類型立言。對比這些散文的定義或者散文分類方法，即可發現，他們彼此間各自成說，令人眼花繚亂，彼此間看不到理論的繼承性，這也意味著新時期散文理論史上，關于散文何以是散文的問題，不斷地被推倒然后重建，然后再推倒，再重建。這足以說明，散文是難于被準確定義的，只能根據個體的方法論和立場，給以描述性的說明。同時，通約性的喪失以及理論積累的匱乏，恰是散文理論難以建構，趨于貧乏的重要原因。

近現代以來，西方的小說和詩學理論漸趨于發達與繁復，在重視概念和邏輯演繹的西方哲學傳統的照耀下，反觀西方散文理論，同樣也缺乏體系性的構建。甚至是關于散文的定義，也沒有通行的認識成果。《大英百科全書》是一部權威的百科辭典式的著作，其中關于散文的定義也是基于一種描述，其內容如下：“給非小說散文下文學定義，是一項具有很大挑戰的任務。很明顯，非小說散文作為一個無限廣闊、多樣的文學領域，是不能以任何單一的內容、技巧或風格概括其特征的。它的定義只能被規定得很松弛，以它不是詩歌、戲劇、小說來表示。”由上述描述性的話語可知，西方語境中，給予散文以很大的自由度和彈性。

散文創作盡管也有遲滯的時候，但總的來看，有一直往前的審美態勢。這種情況下，試圖給予散文一個定義，然后一勞永逸地解決散文內涵問題，明顯是不現實的。基于這些情況，散文何以為散文的問題，并非散文理論建構必須要解決的問題，即使無法繞過，也應該充分考慮前人的論述，面對的對象同一的情況下，不必自立門戶。在這個問題上，也許英國文學理論家伊格爾頓和美國學者卡勒能夠帶來啟示。

他們在各自的文學理論體系建構過程中，對于文學是什么的問題，并沒有強行給出一個通用的定義。尤其是伊格爾頓，在還原和論證文學的一個個經典定義之際，總能找出反證來突破定義的限定，他甚至宣稱，文學根本就沒有什么“本質”。作為反本質主義的理論巨擘，伊格爾頓和卡勒最后給出的文學定義與中國學界盛行的本質主義思維方式大不相同，他們認為，所謂文學就是某一時期人們所認為它是文學的那個東西。

在學科建設問題上，作為文類特征突出且兼具實用功能的散文，不妨先擱置散文是什么的問題，在幾個重要的問題上發力，以理清脈絡，聯系實際，并對散文創作形成指導性意義。這些問題包括：散文觀念演變的梳理與考辨，散文文體的演化與分蘗情況，當代散文的經典化問題，白話散文與中國文統的繼承性，散文思潮與散文現象背后的思想文化機制構成，散文在取材、藝術處理、語言傳統系統上的獨特性，散文的審美個性與散文的主體性，散文與小說、詩歌的相切部分的內容與獨立部分的內容。如果能夠對上述八個問題加以厘清，那么，散文何以是散文的問題也許就能夠迎刃而解。

總的來說，對于散文何以是散文的問題，應該把重點放在厘清散文的文體特性、散文的審美品格上。繞開慣用的下定義的方法，逐漸達成有效的觀點聲音，進而在散文批評與創作實踐中達成共識。如此這般，對散文場域的健康生態或許方有良好的推進。

《光明日報》（ 2019年11月13日 1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