委員簡介：

許進，第十二、十三屆全國政協委員。現任清大筑境規劃建筑設計研究院副院長、九三學社第十四屆中央委員會委員。

編者按：

正在京展出的“偉大歷程輝煌成就——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周年大型成就展”，以一幅幅精彩圖片搭建了一條時間走廊，展現了70年來中國共產黨團結帶領全黨全國各族人民，經過艱難探索和不懈奮斗取得的偉大成就。當參觀者留連期間，直觀感受到了70年間國家面貌和國民生活的巨大變遷，不由為祖國的偉大成就感到驕傲和自豪。今天起，“新聞眼”推出全媒體產品《跟著委員看成就》，邀請全國政協委員到展覽現場作“向導”，講述他們最關注、最有興趣的那些歷史圖片背后，輝煌歲月中的故事。

1964年10月，中國第一顆原子彈在羅布泊試驗場爆炸成功；1967年6月，第一顆氫彈爆炸成功。

東方欲曉，莫道君行早。這兩件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大事，打破了西方國家的核壟斷，中國的核事業就此進入了嶄新的階段。“太有分量了，這才是我們應該追的星！”10月29日上午，在北京展覽館“慶祝新中國成立70周年大型成就展”的一面英雄人物墻前面，兩位年輕觀眾駐足許久，不時發出贊嘆。在這面墻上，整齊地陳列著23位“兩彈一星”元勛的相片和名字，他們中少數仍健在、多數已故去，相片中的他們或莊重、或清癯、或英氣，隔著年代仍引人無限遐思。

半個多世紀過去了，為共和國核事業做出巨大貢獻的英模們，并沒有被人們淡忘。

這面“英雄人物”墻上的相片，是上世紀60年代，姑父（鄧稼先）40多歲時拍攝的。在姑父生前，我從來沒聽他講過與他工作有關的事情，他的工作內容一直是個謎。原子彈爆炸成功時，我尚年幼，《人民日報》印發了號外，周圍人都奔走相告，知道國家發生了大喜事，但并不知道幕后功臣都是誰。一直到1986年6月，中央軍委決定將這段歷史解密，《人民日報》和《解放軍報》刊登了長篇報道《兩彈元勛——鄧稼先》后，我才知道了姑父人生中的這段輝煌歷史，那時我已27歲，纏綿病榻的姑父也即將走到人生的終點。

從原子彈到氫彈，美國用了7年，法國用了8年，中國僅用了2年8個月的時間！在五個核大國中，當時中國的經濟和科技水平是最落后的，但這項速度卻是最快的。不得不說，我們的前輩只爭朝夕、創造奇跡，讓中國在國際上的地位發生了深刻的變化。作為研究團隊中的一員，姑父做出了他應有的貢獻。他曾說過，“不為名不為利，工作必須達到一流。”這是他的價值觀，也是他成功的基礎。除了“兩彈一星”元勛外，中科院院士、著名核物理學家、中國核武器研制工作的開拓者和奠基者，姑父哪一個身份都不普通。但與眾多科學家一樣，他的工作與生活涇渭分明，不管工作上取得多耀眼的成績，在生活中，他只愿自己如同大海中的一滴水，過最平常的日子。一個紀錄片的主持人曾說，“中國可以沒有核武器，但是不能沒有鄧稼先”。我更想說的是“中國不能沒有核武器，更不能丟掉兩彈一星精神。”

我永遠記得，在姑父臨終前，在病床上和我姑姑說的三句話———“如果有來生，我還選擇中國，我還選擇核事業，我還選擇你。”這三句話其實也是他整個人生的概括。

1950年，在美國取得物理學博士學位后，姑父同100多位青年才俊乘船回到中國。當時，在美國，他們也算佼佼者，可以擁有非常光明的學術前途和安逸的生活，但是愛國心切的他們不約而同放棄了優厚的待遇回到祖國。對于這一代人的貢獻，在2013年10月歐美同學會成立100周年大會上，習近平總書記曾經給予肯定。他說，“歷史不會忘記，面對新中國百廢待興、百業待舉的困難局面，一大批留學人員毅然決然回到祖國懷抱，在極其艱難困苦的條件下嘔心瀝血、頑強拼搏，為新中國各項事業發展奠定了堅實基礎，取得了‘兩彈一星’等舉世矚目的重大成就，李四光、嚴濟慈、華羅庚、周培源、錢三強、錢學森、鄧稼先同志等就是他們中的杰出代表。”

回國以后的最初8年，姑父任中國科學院近代物理所副研究員，在學術上取得了不俗的成績，他常在報刊上發表文章；兩個可愛的孩子承歡膝下，生活幸福。直到1958年，他接到了一項絕密任務——秘密研制核武器。核武器的研究涉及物理學的各個專業，美國的原子彈研制團隊里有14位諾貝爾獎獲得者，而中國的研究團隊中沒有人接觸過真正的原子彈，他這個領軍人物也只是一個畢業8年的博士。國家把這么重要的任務放在他肩上，可想而知，他的壓力有多大。

在姑父生前，我國一共進行了32次核試驗，他親自指揮的有15次，凡是他作出的重大決策無一失誤，這也是非常值得驕傲的成績。上世紀70年代末，一次核試驗中，氫彈沒有爆炸。姑父不顧大家的勸阻，親自進入預定爆心300米半徑的危險區域，第一時間掌握了試驗失敗的原因。他不是不知道彈頭里裝的钚239的輻射有多厲害，但他更清楚，這一顆核彈頭花了國家多少錢！這次強烈的核輻射，成為他后來身患重病、英年早逝的導火索。

事實上，自姑父接到這個重大國家任務起，就意味著他們這個小家庭失去了平凡的溫馨和快樂。此后20多年時間，戈壁荒漠成了他的“家”，回北京反而成了出差。因為紀律，姑父不能和我姑姑許鹿希透露半分工作上的事，姑姑也不追問。姑姑當時在北大醫學院任教，科研任務很重，還要包攬家里所有的大小事，讓姑父能夠全神貫注地工作。這也足以說明兩人之間的感情、信任和默契。

在個人利益和國家利益沖突的時候，人們應該做出什么樣的選擇？我覺得姑父樹立了一個榜樣，這也是鄧稼先精神的精髓所在。今年國慶節，在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周年慶典活動中，我有幸參加了群眾游行中的“致敬”方陣。當時，我腦海中閃過1986年7月17日，姑父在接受全國勞動模范獎章時所說的一段話———“核武器事業是要成千上萬人的努力才能成功。我只不過做了一小部分應該做的工作，只能作為一個代表而已。但黨和國家就給我這樣榮譽，這足以證明黨和國家對尖端事業的重視。回想新中國成立前，我國連較簡單的物理儀器都造不出來，哪里敢想造尖端武器。只有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解放了全國，這樣才能使尖端科技研究蓬勃地開展起來。”這段話，令我今天在參觀新中國70周年成就展時，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取得的成就有了更加深刻的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