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既是高質量發展的主線，也是高質量發展的抓手。

首先，要發揮企業作用，提高企業的供給質量。企業是供給側改革、創新驅動和高質量發展的重要主體，也是供給側改革和創新驅動的落腳點。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關鍵是激發企業活力，實質是給實體經濟企業減負，以調動其增加有效供給的積極性，提高企業的供給質量。一是提高企業的創新意識，把創新放在企業戰略的高度來推動企業創新活動。在供給側改革和高質量發展戰略的實施中，制定企業的創新戰略，明確企業的創新目標，提高企業的創新效率。二是給企業以活力。通過簡政放權，把原來政府掌握的權力放給市場、放給企業，讓企業活起來，讓企業自覺提高有效供給的質量，讓社會資本愿意投入企業，激發企業創業創新的熱情。三是完善企業創新的環境。支持和鼓勵企業實施模式創新、制度創新、技術創新、產品創新的政策和制度。

其次，要以企業家的創新精神為引領，培育高質量發展的供給動能。企業家精神解決的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和高質量發展的動力問題。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市場活力來自于人，特別是來自于企業家，來自于企業家精神。”。“企業家精神”代表著敢于冒險、勇于創新、頑強奮斗，既是市場經濟最可寶貴的動力，也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和高質量發展的動力。“企業家精神”是在市場環境中被激發出來。市場環境好，就會有更多人勇于創業創新，就會有“企業家精神”。從我國當前區域經濟發展的現狀看，走在全國前列的浙江、江蘇、廣東等都是“企業家精神”得到高度激活的地方；而一些經濟落后或者低迷的地區，缺乏的是“企業家精神”。當前我國經濟下行壓力仍未消除，不論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還是高質量發展都需要企業家精神。因此，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否落實，高質量發展是否取得實效，就需要看“企業家精神”的環境是否形成。

第三，要增加要素的有效供給，提高要素供給的質量。高質量發展的重點在于供給端，供給端的質量決定了整體經濟的高質量，而供給端的高質量又取決于要素的有效供給質量。因此，在高質量發展中，要通過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提高要素的供給質量：一是增加勞動的有效供給，通過改革收入分配體制、完善勞動力市場、保護勞動者權益等，調動勞動者的積極性和創造性。二是增加資本的有效供給，就是要按照市場需求，供應投資回報率較高的資金、股票、債券、廠房、機器設備、原材料、基礎設施等。為了增加資本的有效供給，推進金融市場化改革和投資體制改革、吸引外資等。三是增加企業家管理的有效供給。增加企業家管理的有效供給就是要重視企業家的作用，增加企業家的數量，提高企業家的管理水平。四是增加政府管理的有效供給。政府管理也是形成產出的一種必要投入，因為政府可以提供產權保護、秩序維護、市場監管、公共服務、環境保護等公共產品和服務。要通過政府改革、轉變政府職能等，促使政府提供更多的有效管理和服務。

第四，優化組織能力，提高企業供給側的創新能力。供給側質量的提升取決于企業的創新能力，在高質量發展實施中，需要通過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提供寬裕的市場進入空間，優化組織能力，提高企業供給側的創新能力：一是通過減稅等措施減輕企業負擔，促進企業活力的恢復。降低企業的制度性交易成本，包括交易成本、各種稅費、融資成本、社會保障成本等，促進企業等組織提高創新能力。二是組織能力的優化有利于增強企業創新能力、提高供給質量與效率、改善供給結構，最終提高全要素生產率。通過組織能力的優化，以高效的制度供給和開放的市場空間，激發微觀主體創新、創業、創造的潛能，構建我國經濟長期穩定發展的新動力。

第五，完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制度供給，為高質量發展提供激勵。供給側結構改革需要把制度因素與經濟增長的長遠目標相匹配。讓“供給側結構改革”達到預期效果，制度供給的創新是最重要的前提。因此，在高質量發展中，需要完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制度供給，為高質量發展提供激勵：一是進一步放寬準入，加快行政性壟斷行業改革，以改善供給、降低成本，通過競爭全面提升效率。二是加快完善市場體制和機制的改革，進一步放開市場準入，嚴格破產退出制度，理順市場價格體系和定價機制，通過發揮市場競爭優勝劣汰作用，激發企業創新活力。三是進一步推進財稅體制改革、國企國資改革、價格體制機制改革，為企業、人才、社會資本在高質量發展中發揮作用提供一個更加寬松的發展環境。

第六，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中轉變政策措施，為高質量發展提供政策導向。供給側結構改革意味著宏觀調控從總量調控轉向結構調控。一是通過減稅、放松壟斷、減少管制等措施，放松供給約束，讓生產要素從那些供給成熟和供給老化的產業，盡快向新供給形成和新供給擴張階段行業轉移，更新供給結構。二是財政、金融、稅收都要服務于供給側的結構改革，促進落后產能的淘汰和新產業的不斷成長，從而加快結構改革的步伐。三是把供給側改革的政策與需求管理政策相結合。供給側改革與結構調整是一個長期過程，不是短期內能完成的。因而供給側改革中不能放棄需求側的擴大內需，需要把供給側改革的政策與需求管理政策相結合，在高質量發展中通過供給側改革實現結構轉化，通過需求管理政策保增長和保就業，把長期目標和短期目標相結合。

（作者系西北大學研究生院院長、中國西部經濟發展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