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少紅在電影《解放了》片場和工作人員溝通

1989年5月24日,李少紅的名字第一次出現在《北京日報》的版面上。當天的《北京日報》二版中心區偏左的位置,有一個“豆腐塊”,標題有些聳動——本市上映的第一部“兒童不宜”影片《銀蛇謀殺案》。李少紅身上的另一個“第一”,是她1995年執導的電影《紅粉》,開啟了國產片分賬模式的先河。而隨后拍《雷雨》,更是讓她成為國內最早轉型拍電視劇的電影導演之一。

從上世紀80年代初期進入影視行業的李少紅,是為數不多在電影和電視兩個領域皆有建樹的導演。不管是電影《血色清晨》《紅粉》,還是電視劇《雷雨》《大明宮詞》《橘子紅了》《新紅樓夢》,皆有李少紅的鮮明烙印。盡管已過耳順之年,李少紅卻依然保持著年輕時超乎尋常的精力,自稱“影視兩棲動物”的她感慨:“能慢慢和這個時代一起發展和進步,我自己收獲很大,這幾十年也很充實?！?/p>

■一個選擇

“不當導演我應該是醫生”

改革開放前,李少紅還在南京部隊醫院工作。1978年恢復高考,成了她命運的轉折點。原本準備考醫科大學的她,誤打誤撞學了導演,以致很多年以后她開玩笑說:“如果不當導演,我應該是一名醫生?！蹦菚r,有個同學遞給她一張《人民日報》,報紙的文藝版上有一欄北京電影學院(簡稱“北電”)的招生廣告。這位同學問她:“你媽媽不是學電影的嗎?”這讓李少紅有了學電影的想法,但不管是她自己,還是從事拍電影工作的母親,都認為她考上北電的可能性極小——幾萬名考生中僅招收百余人。然而,幸運女神垂青了她。

考入北電,李少紅與陳凱歌、張藝謀等人成了同學,其后成為中國第五代導演的中堅力量。第五代導演,他們的成長背景有著抹不去的“文革”十年的時代烙印。特殊的成長背景,造成了他們在導演生涯的前10年對中國歷史和現實有著“耿耿于懷”的電影表述——《霸王別姬》《活著》《藍風箏》乃至《紅粉》皆是那一時期的代表作品。

提及自己形形色色的同學,李少紅總是津津樂道,她說陳凱歌永遠很文藝,有領袖氣質;田壯壯比較實際,經常告訴旁人少看書,因為電影是拍出來的,而不是看出來的。當時,李少紅在班上的外號是“女人比男人更兇殘”(1967年英國電影名),“我們當時習慣用電影來起外號,當時有人說我比男人還狠,堪比昆汀,后來我確實也拍了《銀蛇謀殺案》《血色清晨》這樣的驚悚片?！?/p>

事實上,北電在“文革”前已經進行了10年的教學,導演系、美術系、攝影系、錄音系都已經比較規范。1978年恢復全國招生后,北電的老師們按照那個年代能給予的最明確、最系統的教學體系進行教學。曾教過李少紅的北電教授倪震不無自豪地說,北電沿用的是蘇聯的教學方法和愛森斯坦、普多夫金的蒙太奇理論,“是單調了一些,但是保證了剪接的清晰流暢,保證了做電影的基本功?！?/p>

李少紅入讀北電的時代,有兩門課最受歡迎,一門是周傳基的“電影的聲音”,一門是倪震的“銀幕的造型”。拋開電影技術層面接受的專業教育,她更愿意把自己接受的電影教育,看成一個有機的整體。北電美術系的孔都教授以及中央美院的吳達志教授,在美學方面給予她極大滋養。著名文藝評論家李陀則幫助李少紅建立起歷史觀,“李陀告訴我,別光想導演是什么,要把自己缺的知識充實起來,一本本看世界各國的歷史,慢慢從縱向和橫向了解歷史,隨后才有歷史觀和電影理論的結合?！?/p>

■一段陣痛 大師情結撞上了商業片時代

1982年,李少紅走出北京電影學院大門,就進了北京電影制片廠的大門。仿佛是冥冥中的安排,她來到謝鐵驪導演身邊做了副導演,就像她母親20年前從北電畢業,馬上做了謝鐵驪的副導演一樣——當年,謝導帶著她的母親拍《早春二月》;這一次她給謝導打下手的則是《包氏父子》。

李少紅在謝鐵驪身邊做了3年副導演,因為要生孩子,不得不暫停。等她生完孩子復出時,社會大環境的變化已經不可避免地影響電影行業。1988年,時任北影廠廠長的汪洋專門抽調了幾位年輕導演,嘗試拍攝適合市場的影片,李少紅是其中之一。彼時,“商業片”這個詞剛被提出,所有人都不清楚?！躲y蛇謀殺案》是北影廠分配給李少紅的,她第一反應“覺得自己特別倒霉”,哭得稀里嘩啦,“同學們都拍了《一個和八個》《黃土地》《盜馬賊》這樣的文藝片,我的命運卻不如他們?！?/p>

1978年到1982年期間,北電從老師到學生,心中有一道邁不過去的坎,就是大師情結。不向世俗和票房妥協成為那時青年人的精神主流。換句話說,電影學院從來不會教商業片的招數。倪震教授解釋:“不能說故意不教,即使反復搞斯皮爾伯格,反復搞香港電影研究,也不能壓抑、湮沒學生們對大師們的向往和尊崇?！?/p>

那時李少紅已畢業五六年,張藝謀、陳凱歌等同學都已經扛著拷貝,走出國門奔各大電影節去了,可她還是個副導演。田壯壯勸她:“拍吧,等于是個入場券。”李少紅咬咬牙,就把《銀蛇謀殺案》接下了。結果,那一年,北影廠最賺錢的影片就是《銀蛇謀殺案》,光拷貝就賣了二百多個。人們驚訝,一個女導演,竟能拍出這樣的影片——當年《大眾電影》雜志曾列舉《銀蛇謀殺案》的18處兇殘血腥鏡頭。提起這,李少紅很驕傲,“那時候沒有什么特效,都是真刀真槍拍出來的?！?/p>

1992年,鄧小平南巡講話吹響了改革的號角,也倒逼著電影業體制深入改革。在那段時間里,中國電影人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劇變。李少紅說:“原來都是計劃經濟,電影廠會把所有東西都配齊,1993年后開始體制改革,取消導演室,所有人的電影都是自籌資金?！?/p>

1995年1月5日,《北京日報》刊登了李少紅新片《紅粉》上映的消息。這部當年摘得柏林電影節銀熊獎的作品,花了李少紅好幾年時間去找錢。香港導演徐克資助了《紅粉》前期籌備的錢,但等到電影立項時,相關政策規定取消合拍片,李少紅回憶:“徐克當時就傻了,連著問我‘怎么辦’,這錢等于打水漂了?！?/p>

《紅粉》最終籌到250萬元人民幣,因為在發行上急于收回投資,在1994年11月電影局審查通過《紅粉》之后,香港大洋影業有限公司就以380萬元人民幣買走了該片的全球版權。該片最終收獲了2800萬元人民幣的票房,也是國產片第一次實行國際通行的分賬模式,制片方分成35%,電影公司+影院分成65%。李少紅感慨:“這個模式到今天幾乎沒有變,比例上都差不多?！?/p>

■一種審美

電視劇可以用電影語言來拍

從電影轉向電視劇,對李少紅來說,多少是被逼的?！都t粉》在藝術和商業上是成功的,但在尋找投資上讓她感到心力交瘁,相比之下,拍電視劇不用為籌錢操那么多心。當時,李少紅、滕文驥、夏鋼、何群等一批第五代電影人都“下海”拍起了電視劇。大家的普遍心態,不過是想“混口飯吃”——他們的眼光里還流露著對電視劇的不屑,但在嚴峻的生活面前,只能暫時把藝術的夢想藏在心里,希望有朝一日能夠“曲線救國”。

“第五代”們剛拍電視劇時,困惑是難免的,李少紅的北電師兄吳子牛導演說過一句大實話:“一個導演特別喜歡戰爭題材,但投資方不喜歡,而投資方喜歡的,他又不是非常喜歡。怎么辦?第一年拒絕,第二年拒絕,到第三年還能拒絕嗎?”而另一個矛盾是,從前只需要拍幾十分鐘的東西,現在卻要拍幾千分鐘,從敘事、結構到表現手法都不同。

李少紅選擇了《雷雨》作為自己試水電視劇的第一部作品。理由是,《雷雨》自己比較熟,上學時演過這個戲。當然,那時電視劇之于她,還顯得十分陌生,“了解下來,大概摸索出一些規律:第一個就是室內劇,第二個就是家庭倫理,和老百姓比較接近,再一個就是場景比較集中,不能像電影那樣散,倒有點兒像舞臺劇,人物也比較集中,但也不能太多,多了拍起來不方便?！?/p>

《雷雨》的成功,讓李少紅發現,電視劇完全可以是另一種面貌,而不必都拍成土得掉渣兒的生活原生態,“它的影像和造型可以是很精致的,它的敘事也可以有很強的戲劇性。”隨后她又拍攝了《大明宮詞》和《橘子紅了》,影像和造型的地位被有意識地強化?！洞竺鲗m詞》獲得極大成功,又鼓舞她在《橘子紅了》中更加淋漓盡致地發揮了影像和造型的審美。

從2000年3月到2002年3月,因為《大明宮詞》和《橘子紅了》,李少紅的名字在《北京日報》上出現近十次。將電影鏡頭般的唯美畫面與精雕細琢的細膩情節完美地結合在一起,這種詩一般的“美麗與哀愁”成了李少紅的招牌。吳子牛的評價是:“李少紅讓人知道了電視劇也可以這樣拍?！蹦撤N意義上說,李少紅的這種審美風格,是對時代的一種呼應——觀眾不僅希望能了解更多的東西,還希望能獲得更好的視聽感受。

盡管拍電視劇似乎顯得更為“穩妥”,但這些年李少紅從未放棄自己對電影的初心。拍完《大明宮詞》《橘子紅了》,她又回頭拍愛情片《戀愛中的寶貝》《門》《生死劫》。2004年,《戀愛中的寶貝》上映前,電影業處在轉型期,真正有序的電影市場還沒有建立起來,她形容自己就像古代戍邊的將士,懷著馬革裹尸的悲壯,“當時拍電影環境困難,但我學的就是電影,后來干的也是電影,我怎么能放棄它呢?”今年,李少紅的新片《媽閣是座城》在備受期待中終于與觀眾見面,她的另一部電影《解放了》和電視劇《大宋宮詞》不久也將和觀眾見面。

而電影導演和電視劇導演這兩個角色,之于李少紅并不存在什么沖突,因為不管拍什么,她運用的一直都是電影語言。時間倒回到40年前,李少紅從南京到北京備考北電,借住在母親的北電導演系同窗張暖忻的家里,耳濡目染著張暖忻和李陀夫婦談電影語言。他們告訴她:“你必須要有一套自己的語言系統,不是文學的,但是你能表現文學,表現文學里的含義?！边@種只可意會不可言傳的“電影語言”,還會出現在李少紅接下來的每一部作品里。(記者 徐顥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