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古老的微笑”

陶塑是人類藝術創造中的重要門類，肇始于人類文明起始的早期階段，在蚌埠雙墩遺址出土的陶塑人頭像，則被譽為人類早期藝術的珍品，是原始雕塑的代表之作。它的出現為我國雕塑史和陶藝史上譜寫了光輝燦爛的一頁。

蚌埠雙墩遺址刻劃符號

這件雙墩遺址出土的陶塑雕題紋面人頭像殘通高9.2厘米、面寬8.4厘米。面部保存基本完整，頭像左耳缺失，頸部殘斷，頭后部殘損。該頭像造型寫實，五官端正，形象生動。特別是陶塑人頭像額頭與面部兩頰有兩組刻紋，雕題紋面塑形獨特，是人類歷史上，發現最早的、珍貴的早期陶塑藝術珍品之一。“1994年，賈樹憲先生從雕塑藝術美學的角度，首次撰寫了《雙墩陶塑紋面頭像》一文，刊發在《中國文物報》上，并引起中央美術學院教授湯池的關注。”闞緒杭表示：“因此，這件陶塑最終被印刷在由中央美術學院美術史系中國美術史教研室編寫的教科書《中國美術簡史》封面之上，足見其重要性。”

“2018年10月初，作為對雙墩陶塑雕題紋面人頭像文物征名活動的總結，新華社刊發了《你該擁有怎樣的美名？7300年前的“微笑女神”》一文，令這件原始陶塑再次回到藝術考古界視野。”德國學者何小蘭表示：“從描述性的學名‘陶塑雕題紋面人頭像’到具有還鄉色彩的微笑女神、薩滿女巫、淮河之母，這件原始雕塑從視覺藝術的角度，闡述著‘最古老的微笑’這一猜想。”

“中國考古學走過了近100年的歷程，各區域的文化譜系日益清晰，每一階段的社會發展狀態、生產力水平、社會文明化程度日益清楚。”河南省文物考古學會會長孫英民研究員指出：“在距今7300年前后，古老神奇的東方大地開啟了第一次史前藝術高潮，雙墩陶塑雕題紋面人頭像便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之一。”

“雙墩遺址出土了大量文化遺物，紅陶盆、陶罐、獸形盤、鹿角鉤形器、灶形器座、豬形雕塑、刻畫符號以及陶塑人頭像都具有很高的審美價值。”中國美術館研究館員黃丹麾認為：“這個陶塑，是我國已發現的最早、最美的人物雕塑之一，開啟了中國雕塑史先河，堪稱世界雕塑史上的杰作。”

“可以說，雙墩陶塑人頭像是一件具有象征人類自我塑型、自我認知、自我欣賞和自我崇拜的審美觀的陶塑藝術珍品。”劉國祥表示：“這件陶塑人頭像根植于淮河流域，是原始文明發展所產生的藝術精品，除與雙墩文化、禹會村遺址、賈湖遺址、順山集遺址等淮河流域文明有著深厚的文化聯系以外，與良渚文化、仰韶文化、西遼河流域史前文明等也有著諸多聯系。加強相關文化現象的縱向綜合研究，是在更廣闊的時空視域范圍內研究雙墩陶塑人頭像重要意義的必然選擇。”

“刻畫符號”背后的意義

雙墩遺址三次發掘出土了大量的陶器，共生的陶塑藝術品與陶器均為手制，其陶質夾蚌末（云母），在泥料和燒制方面，采用同種方法。2013年以來，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安徽隊陸續開展了淮河中游史前遺址考古調查和雙墩遺址的聚落考古工作，目前已獲得了諸多雙墩聚落的結構信息。

“雙墩遺址三次發掘共發現633件刻畫符號，是中國新石器時代出土刻畫符號數量最多、內容最豐富、年代也較早的遺址。”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館員方向明強調，這些符號分為象形、幾何和其他三類。它們并非孤立存在，幾乎囊括了雙墩人生活的各方面，共同組成一幅7000年前的雙墩遺址生產生活圖景。

“在這些符號當中，以象形符號存在較為多樣。其涉及生產、生活和精神領域，如各種動態形式的豬、魚、植物，以及不同種類和形式的建筑、太陽、甚至水的波浪等。”方向明認為：“雖然考古發掘僅是揭開遺址廢棄堆積的一角，但如果結合整體考察，這些刻畫符號為遠古生活場景的復原，提供了極多的素材和啟示。”

對此，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助理研究員張東表示：“從目前研究方法看，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安徽隊正多學科合作研究同時進行，雙墩聚落旱稻混作，兼及狩獵采集野生動植物資源，形成了初步的定居社會。除了原始農業，雙墩古人類在與定居生活密切相關的動物馴化、陶器制作和磨制石器技術方面，都有了長足發展，這些知識在刻畫符號中有明顯的反映。”

“通過分析刻畫符號的載體，我們判斷刻畫符號的創造者很可能就是聚落內的陶工。”張東說：“他們同時也是早期定居社會中各種技藝和知識的擁有者和傳播者。”

“是神，還是巫？”

“對于考古工作者而言，相比器物，人像是具有特殊意義的文物。”遼寧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員、紅山文化研究專家郭大順表示：“史前人類雕塑人像，是史前社會生產力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是一定文化群體所共同接納的生產生活希望的理想闡發，它體現了社會生產力的提高、社會分工的細化、各區系文化的交流與碰撞，對于史前陶塑人頭像的解讀需要多學科的協同攻關。”

“與紅山文化牛河梁女神廟遺址出土的人物塑像的頸部特征相比，這件雙墩陶塑雕題紋面人頭像雖然十分珍貴，但保存卻不甚理想，其人頭后部嚴重殘損，頸部殘斷，整體的器物形制并不清楚。”闞緒杭表示：“除紅山文化牛河梁女神像以外，洛南縣焦村仰韶文化遺址出土的陶塑人頭壺，亦有頸部；此外，地處黃河上游的馬家窯文化出土的人頭形蓋鈕和人頭瓶同樣有頸部存在，因此，通過以上幾例，可以推斷，雙墩人頭像并非單獨塑形的人頭像，很可能是一件陶器或者人物形象塑形的頭部。”

“從文化類型學與圖像類型學的角度而言，與河北省易縣北福地遺址、山西臨汾陶寺遺址、甘肅省秦安大地灣遺址出土的同時代相似器物相比，此件紋面陶塑頭像具有陶器裝飾附件的明顯特征。”中國工藝美術學會雕塑專業委員會會員陳培一表示：“其在考古領域和雕塑藝術領域，都具有重要的代表性意義。”

“淮河流域與西遼河流域屬于南北不同的史前考古學文化區，文化面貌和生產方式存在顯著差異，在中華文明起源和形成階段表現出鮮明的區域性特征。但同時也表現出一些相似的文化因素，兩個區域間可能存在一定程度的文化交流。”劉國祥表示：“對其出土背景、造型特征、使用功能、演變序列等進行對比分析，以期對兩個區域間史前文化交流關系進行深入探討。蚌埠雙墩遺址出土的陶塑人頭像、凌家灘遺址出土的玉雕人像具有極高的考古價值與藝術價值，同時，西遼河流域的小河西文化、興隆洼文化、趙寶溝文化、紅山文化具有發達的人物造像傳統，演變序列清晰，距今5300年的紅山文化晚期，祖先崇拜觀念發展成熟，成為中華五千年文明形成的重要標志之一。”

“石峁、良渚和石家河玉石神像人像額首冠面上出現的裝飾，都屬于頭徽一類的裝飾。一系列的發現表明，頭徽在距今四五千年的史前末期，不僅已經出現，而且成為流行風，它的存在具有非同尋常的意義。”中國社會科學院王仁湘研究員提出：“由于雙墩遺址陶塑人頭像的發現，似乎說明頭徽的出現還有更早的源頭。”

“在原始人類中，史前頭徽的出現，看是小事一件，卻又非同小可。”王仁湘表示：“頭徽既是不同文化不同部族的象征符號，互相區別，一方面突顯的是政體區別，或軍事武裝區別；另一方面體現的是對立與對抗。這樣的時代，可能離文明出現的時代已經不遠了。”

“雙墩陶塑人頭像首額頭圖像應為太陽符，與常見太陽圖像相似。之所以增加線條，也是為了與整體風格相符。”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員顧萬發認為：“在肖家屋脊玉祖神上，類似的表現形式曾經出現過；而在順山集遺址出土的陶塑面額頭上，則出現了菱形，這是太陽的典型表現。三星堆銅人首上，也有神獸面額頭上為太陽的圓符，而在中亞、美洲等地青銅時代、瑪雅時期也存在著于額頭表現太陽的案例。”

“可以說，雙墩陶塑人頭像額飾太陽的做法，是一個歷時久遠的國際文化現象。而雙墩陶塑人頭像為何在額頭上表示太陽，這是一個非常特別的問題。”顧萬發表示：“古人可能存在尤為注重額頭的情況。這是視覺學、相面術、松果體現象等主客觀原因使然。”

“考古界對一些史前玉器的命名方法屬于因形命名，以器名直接表達對玉器的認識。”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館員劉斌指出：“隨著良渚玉器的大量出土和深入研究，完整的‘神徽’圖像成為解讀良渚玉器造型的鑰匙，其反映的‘寓像于形’的設計理念，對于在缺乏文獻資料的情況下，認識一些造型抽象的史前玉器，尤其是雙墩陶人很有啟發。”

除頭頂的特殊紋飾，“紋面”特征也成為雙墩陶塑人頭像備受矚目的另一原因。“雙墩出土陶塑人頭像，凸現出“雕題紋面”藝術歷史悠久，淵源深厚，生命強盛”。中國南海博物館館長辛禮學根據現代民俗學研究成果和現有的文獻考古資料，對雙墩陶塑人頭像雕題紋面現象產生的原因、含義及意義作了初步探索。他認為，在7300年前的陶塑人頭像上出現“雕題紋面”，這不僅是民俗學研究的重要領域，也是考古學研究的重要方面。

“這件陶塑人頭像的紋面，主要出現在所謂的法令區。”顧萬發表示：“其中，一個重要的作用就是增加視覺威嚴。此外，依據海南黎族民俗學資料，面紋能帶來‘福魂’，這也有利于理解雙墩陶塑人頭像紋面的意義。”

“雙墩陶塑人頭像面頰兩側飾有10個刺點，加上2個鼻孔，共有12個孔洞。”闞緒杭表示：“兩組數字與額頭處的同心圓構成‘天文歷法’的標志符號。雙墩時期，人們已開始栽培水稻，這也是通過日、月、星來測得時節、物候的表現。”

“是神，還是巫？”正是因為雙墩陶塑人頭像特別的面部特征，考古學家對于其身份的猜想，同樣深入且細致。

“紅山文化已發現包括大、中、小各種規格的陶泥塑和玉石雕刻等多種質地的人體雕像30多個，其源頭可以追溯到查海、興隆洼時期，時間可以從新石器時代延續到商周前后。”郭大順表示：“這些人獸組合中的人，其身份多是借助動物而通神的巫者，而并非作為崇拜對象的神。當然，也不能排除，其中有關紋飾中的人獸形象，由巫者向神像的身份轉化。”

“神與巫的定位，普遍存在，這也為雙墩陶塑人頭像的研究提供了范本。”郭大順表示：“這些有助于對中華文明起源道路與特點的研究與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