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導師 董學文

五四運動狂飆般的吶喊聲早已散去,五四運動精神卻一直沉浸在中華民族奮斗的血脈里。今年是五四運動100周年,我們回望那段歷史,重溫100年前那段激情燃燒的歲月,加深對五四運動歷史意義和時代價值的認識,可以更好推動新時代中國青年繼承五四精神,擔負起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重任。

一

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四次集體學習時指出,100年前爆發的五四運動,是一場以先進青年知識分子為先鋒、廣大人民群眾參加的徹底反帝反封建的偉大愛國革命運動。五四運動對當代中國發展進步具有深遠影響。

為什么會爆發五四運動呢?說白了,就是為著反對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這一運動所帶來的影響和效應,確是震天撼地、彪炳史冊的。五四運動的功績,倘用一句話來概括,那就是開啟并推動中國反帝反封建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進入到了新階段。“五四運動是在當時世界革命號召之下,是在俄國革命號召之下,是在列寧號召之下發生的。五四運動是當時無產階級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五四運動時期雖然還沒有中國共產黨,但是已經有了大批的贊成俄國革命的具有初步共產主義思想的知識分子。五四運動,在其開始,是共產主義的知識分子、革命的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和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他們是當時運動中的右翼)三部分人的統一戰線的革命運動。它的弱點,就在只限于知識分子,沒有工人農民參加。但發展到六三運動時,就不但是知識分子,而且有廣大的無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參加,成了全國范圍的革命運動了。五四運動所進行的文化革命則是徹底地反對封建文化的運動,自有中國歷史以來,還沒有過這樣偉大而徹底的文化革命。”(《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99-700頁)

五四運動之所以能成為一場轟轟烈烈的文化革新運動,同它是中國反帝反封建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一種新表現形式是密不可分的。那個時期,由于新的社會力量的生長和發展,致使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出現了由工人階級、學生群眾和新興民族資產階級組成的一個龐大陣營。尤其是十月革命后涌現出一批初具共產主義思想的知識分子,他們成為運動中的“關鍵少數”,成為運動中實際的發起者、鼓動者和組織者。數十萬首先覺醒的愛國青年學生,英勇地站在運動的前頭呼喊與抗爭,起到了“先鋒隊的作用”和“帶頭作用”。(同上書,第565頁)覺悟了的無產階級作為獨立的政治力量第一次登上歷史舞臺,成為贏得斗爭勝利的決定性力量。如果我們再聯系到“五四運動是在思想上和干部上準備了一九二一年中國共產黨的成立,又準備了五卅運動和北伐戰爭”(同上書,第700頁)的論斷,聯系到“建立中國共產黨、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推進改革開放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是五四運動以來我國發生的三大歷史性事件,是近代以來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三大里程碑”(習近平:《在慶祝改革開放4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求是》2018年第24期)的論斷,那么,我們就有理由在反觀和比較五四運動與以往革命不同之處的時候,在深入梳理五四運動精神脈絡的時候,充分認識到五四運動的確是比先前的所有革命都大大地前進了一步,充分認識到五四運動與其后百年間的重大歷史性事件都是有著深刻的內在聯系的。

二

那么,應該怎么看待五四運動的歷史意義呢?

要回答這個問題,關鍵是要看它給中國現代思想史提供了哪些新的東西。五四運動從形式上看是學生的愛國運動,但從整個社會背景和社會發展狀況來說,它的作用和影響卻遠遠不止于此。五四運動波及中國思想文化選擇、政治發展方向、社會經濟潮流、倫理道德教育等多個領域,尤其對中國共產黨的建立和發展所起的作用是極為突出的。

五四精神的基本核心是愛國主義。五四運動所體現的愛國主義精神,既是中華民族百折不撓、自強不息精神的生動體現,也是注入了新的世界觀因素的結果。“振興中華”的口號,是孫中山先生于1894年在《興中會宣言》中最早提出來的。從那以后,大多數愛國志士無不以此為終生奮斗的目標。可以說,中國自此之后的一切革命斗爭,無一不是為了振興中華民族;所取得的一切進步和成就,無一不是受它的催動和鼓舞。站在這個角度,我們也可以把五四精神概括為三點,即憂國憂民的愛國情懷,無私奉獻的社會責任感,以及追尋時代潮流的科學民主精神。

五四精神的形成以及它所以能夠帶來破天荒的變化和巨大影響,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最重要、最根本的原因,就是由于五四運動的開展為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敞開了大門,從而為改變中國近代歷史的航向與航程創造了前所未有的條件。這一點,是決定五四運動在中國現代思想史上樹立開先河的地位、在整個中國思想史上豎起“現代”的明確界標的根源。

眾所周知,自從國門洞開以來,中國的先進分子不斷地向西方學習,追求進步,探索救國救民的真理。可是,無論是甲午中日戰爭還是戊戌維新變法,無論是義和團運動還是辛亥革命,都沒能拯救中華民族于水火,中國仍處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境地。究其原因,歸根結底是前面這些運動都沒有跨越舊思想的藩籬,都沒有先進世界觀的指導,因之,徹底地進行反對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斗爭是不可能的。

五四運動就不同了。早在“五四”前夜,李大釗就第一個在中國的大地上舉起了馬克思主義大旗,撰寫了《庶民的勝利》《我的馬克思主義觀》等多篇振聾發聵的文章;五四運動期間,一批初具共產主義思想的知識分子,如鄧中夏、張太雷、陳潭秋、瞿秋白、張聞天、周恩來、沈澤民、馬駿等人,已經成為學生運動的中堅;“五四”過后,被譽為五四運動“總司令”的陳獨秀,也宣布自己站到了馬克思主義旗幟之下。隨后,在“五四”影響下的新文化運動,更是令馬克思主義學說在思想界和知識分子中得到廣泛傳播。雖然其傳播過程并非風平浪靜,但經過多次論戰,馬克思主義非但沒有銷聲匿跡、偃旗息鼓,反而在中國以摧枯拉朽的磅礴之勢迅速風行開來。

五四運動中涌現的一批具有進步思想的知識分子,迅速轉變為馬克思主義者,開始自覺地到工人群眾中去宣傳馬克思主義,組織和領導工人運動。這促進了馬克思主義與中國革命道路選擇的結合,為中國共產黨的誕生、為中國共產黨在新民主主義時期的指導思想的確定,提供了極大的助力,實際地推進了中國邁入現代社會的步伐。

今天,當我們回顧百年前那場五四運動的時候,不難發現,以往研究得出的結論,是站得住腳的,是不容懷疑的。這個結論是:五四運動大大提高了中國人民的覺悟,特別是初具共產主義思想的知識分子,認識到無產階級力量的強大,他們到工人群眾中宣傳馬克思列寧主義并進行組織工作,促進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和中國工人運動的結合,從而為中國共產黨的成立創造了階級上、思想上和干部上的條件。這個結論的價值之一,在于它把五四運動的歷史功績和意義揭示了出來。

三

“在中國文化戰線或思想戰線上,‘五四’以前和‘五四’以后,構成了兩個不同的歷史時期。”(《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96頁)這一判斷的根據是,“五四”以前,中國文化戰線上的斗爭,是資產階級領導的新文化同封建階級的舊文化的斗爭。這一時期的新文化是舊民主主義性質的文化,屬于世界資產階級的資本主義文化革命的一部分。“五四”以后情況就不然了。“五四”以后的新文化,是新民主主義性質的文化,屬于世界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文化革命的一部分。中國產生了完全嶄新的文化生力軍,而這個反帝反封建文化新軍的“盟長”的資格,落到了無產階級文化思想的肩上。這里的“無產階級文化思想”,就是中國共產黨人領導的共產主義文化思想,即共產主義的世界觀和社會革命論。而“這支生力軍在社會科學領域和文學藝術領域中,不論在哲學方面,在經濟學方面,在政治學方面,在軍事學方面,在歷史學方面,在文學方面,在藝術方面(又不論是戲劇,是電影,是音樂,是雕刻,是繪畫),都有了極大的發展。……這個文化新軍的鋒芒所向,從思想到形式(文字等),無不起了極大的革命。其聲勢之浩大,威力之猛烈,簡直是所向無敵的。其動員之廣大,超過中國任何歷史時代。……這是鐵一般的事實,誰也否認不了的”。(同上書,第697—698頁)盡管這時的資產階級頑固派毫無常識又無比狂妄地叫囂:“收起”共產主義。可是,共產主義思想體系和社會制度,卻以排山倒海之勢,雷霆萬鈞之力,磅礴于全世界,而葆其美妙的青春。對此,毛澤東同志曾這樣總結道:“中國自有科學的共產主義以來,人們的眼界是提高了,中國革命也改變了面目。中國的民主革命,沒有共產主義去指導是決不能成功的,更不必說革命的后一階段了。這也就是資產階級頑固派為什么要那樣叫囂和要求‘收起’它的原因。”(同上書,第686頁)從這里,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出,馬克思主義(或曰共產主義)的世界觀和革命論,對中國社會變革和文化發展具有何等突出的重要性。

自鴉片戰爭以來,中國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經歷了多個階段,各個發展階段也都有各自的若干特點。但各階段“其中最重要的區別就在于共產黨出現以前及其以后”。(同上書,第559頁)也就是說,共產黨的出現,是中國民主革命從屢遭失敗轉折到勝利方向的起點,是舊民主主義革命和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分水嶺。換言之,只有中國共產黨才能徹底推翻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建立獨立的民主國家;只有中國共產黨,才能實現中國通過完成新民主主義革命而邁向社會主義制度的“兩步走”。這無疑就是中國共產黨成為其“出現以前及其以后”民主革命各發展階段特點中的“最重要的區別”。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使中國共產黨人有了實踐這種宏偉“兩步走”綱領的勇氣、信心和能力?按照毛澤東同志的說法,那就是因為有了馬克思主義的指導,才能“走歷史必由之路。”(同上書,第559頁)

四

嚴格說來,五四運動時代有兩股潮流,一股是革命的潮流,一股是逆動的潮流。我們不妨從“五四”時期的文化論爭中,看一看這兩股潮流的較量以及中國現代文化發展方向選擇的歷史規定性。

一個時代文化方向的選擇,不是哪位思想家靈機一動拍腦袋構想出來的,也不是哪位思想家移植照搬外國某種模式就可以奏效的。文化方向的選擇,歸根結底是經濟、社會、歷史變動的結果。“五四”時期的文化論爭,本質上是從文化的角度就整個國家是否需要改革以及如何進行改革展開的一場大辯論。“五四”時期,為什么守舊派抵制新文化在中國的傳播行不通呢?為什么以傅斯年、胡適等人為代表的資產階級學者,雖也認為守舊派的觀點是“閉眼瞎說”,極力主張文化上“全盤西化”,但在實踐上也沒能行得通呢?為什么像梁啟超、張君勱等人那樣既反對社會主義取代資本主義,又譴責資本主義腐朽與沒落,而主張以中國古代文明和吸收一切西方文明,來構建一種所謂“新文明”,這種折衷主義的方案也成為一種泡影了呢?其根本原因就在于,這些文化方向的選擇都沒能跟中國當時社會和經濟生活變化的大趨勢取得內在的一致性。所以,盡管五四運動時期關于“救治中國”“再造文明”的“方案”和現代文化發展方向選擇的“路線圖”很多,但真正觸及痛處,真正切合中國國情,并真正在未來的社會變革和文化衍進中發揮了實際作用的見解,還是出現在了那些以無產階級世界觀為主導的社會主義(它的前一步是新民主主義)新文化的思想家身上。

瞿秋白說:“二十世紀以來,物質文明發展到百病叢生。‘文明問題’就已經不單在書本上討論,而且有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運動實際上來求解決了。”(《現代文明的問題與社會主義》,《東方雜志》1924年1月第21卷第1號)他還說:“只有世界革命,東方民族方能免殖民地之禍,方能正確的為大多數勞動平民應用科學,以破宗法社會封建制度的遺跡。方能得真正文化的發展。”“所以必須以正確的社會科學的方法,自然科學的方法,為勞動平民的利益,而應用之于實際運動,……如此,方是行向新文化的道路。”(《東方文化與世界革命》,《新青年》季刊,1923年6月第1期)可見,文化問題上的革新主張,是作為政治和經濟上變革的輿論準備和思想先導而存在的,它關乎國家的前途和民族的命運,馬克思主義的主張是最為可行的。

從五四運動開始,中國思想界對中國現代文化發展方向的選擇上發生了巨大變化。而這種變化中,最為亮眼的就是早期馬克思主義者對中國社會發展出路和文化更新問題給出的答案。陳獨秀開始摒棄“全盤西化”說的影響,在駁斥新舊道德調和論的同時,開始指出西方社會的一切不良現象正是由“私有制度之下的舊道德造成的”。“現在他們前途的光明,正是要拋棄私有制度之下的一個人一階級一國家利己主義的舊道德,開發那公有、互助、富有同情心、利他心的新道德”。(《調和論與舊道德》,《新青年》1919年12月第7卷第1號)李大釗更是從唯物史觀的高度,對新文化運動的歷史必然性做出了科學的理性分析。他認為,“直到十九世紀后半,這最高道德的要求之本質才有了正確的說明,為此說明的兩位學者就是達爾文與馬克思。”(《物質變動與道德變動》,《新潮》1919年12月第2卷第2號)在《由經濟上解釋中國近代思想變動的原因》一文中,李大釗不僅剖析了中國新思想代替舊思想、新文化代替舊文化的客觀必然性,而且明確指出了近代中國只有社會大變動一條路可走。并進而指出:“曉得中國今日在世界經濟上,實立于將為世界的無產階級的地位。我們應該研究如何使世界的生產手段和生產機關同中國勞工發生關系。”“新思想是應經濟的新狀態社會的新要求發生的”。(《由經濟上解釋中國近代思想變動的原因》,《新青年》1920年1月第7卷第2號)尤為難能可貴地預示了社會主義文化和無產階級的歷史地位和光輝前景。

五

回顧歷史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盡管五四運動前后關于東西方文化的論戰經歷了一些波折,盡管中國在文化更新問題上要比其他的國家來得復雜,也盡管在文化戰線上沖鋒陷陣的先進戰士們其理論深度和廣度還很不夠,但五四運動之后,沒有哪一派勢力能像早期共產主義者那樣拿出真正有價值的文化觀點與主張,沒有哪一派勢力能像早期共產主義者那樣對中國未來文化選擇的藍圖做出如此高瞻遠矚又準確明了的勾勒與判斷,這是無法抹煞的事實。這筆“先驅者的遺產”,是“革命史上的豐碑”,它代表著五四運動的方向,代表著當時文化戰線最高的思想成就,代表著早期馬克思主義者和中國共產黨人的初心。

學界長期以來習慣把五四精神簡單稱之為“科學”“民主”精神,這在一般意義上講是不錯的。因為五四時期的代表人物,確實高舉了“德先生”和“賽先生”兩面旗幟。但就五四運動的全景來看,不難發現,同樣是張揚“科學”和“民主”,其內里,各派實際的涵義是頗為分歧、很不一樣的。實用主義、實證主義、進化論思想、西方民主等各種學說都有,五花八門。其中,惟有以李大釗等人為代表的早期共產主義者,操持的是新式的思想武器,并把目光投向了科學的唯物史觀和工農勞動群眾當家作主的社會主義民主上面,這才賦予了五四運動以真正的魂魄。

這個結論,是實事求是的。這個結論,不僅從五四運動的大量文獻資料中可以得到察考,而且也為五四運動以來百年中國現代社會和思想文化波瀾壯闊的歷史所證明。

六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五四運動是我國近現代史上具有里程碑意義的重大事件,五四精神是五四運動創造的寶貴精神財富。五四運動倡導的愛國、進步、民主、科學思想對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重大意義,是新時代激勵人民奮勇前進的精神力量。

我們總結和回顧五四運動100年的經驗和教訓,不難發現,處在中國歷史變遷關節點上的五四運動,正是由于其核心有了先進的世界觀和革命論指導,它才提出了對中國現代文化發展方向和現代社會制度選擇的科學訴求,它才激勵了新的階級力量的代表勇敢地登上歷史舞臺,它才預示了古老而青春的中國將在革命的烈焰中誕生,它才宣告了不屈奮斗的中華民族將迎來偉大復興。

歷史的腳印擺在那里,歷史的篇章擺在那里。五四運動兩年之后,中國共產黨誕生了;五四運動三十年之后,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了;五四運動六十年之后,中國又踏上了改革開放的民族偉大復興的新征程。這些變革,說到底都是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勝利。習近平總書記說得好:“從五四運動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中華民族迎來了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偉大飛躍。這在中華民族發展史上、在人類社會發展史上都是劃時代的。”(習近平:《在北京大學師生座談會上的講話》,2018年5月2日)這個飛躍的事實本身,證明了從五四運動發軔的中國現代文化,“只能由無產階級的文化思想即共產主義思想去領導,任何別的階級的文化思想都是不能領導了的”(《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98頁)這一結論的極端正確性。同時,也證明了我國社會進步與“我國哲學社會科學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是近代以來我國發展歷程賦予的規定性和必然性”(習近平:《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2016年5月17日)這一結論的無比科學性。

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絕不是輕輕松松、敲鑼打鼓就能實現的,我們必須準備付出更為艱巨和更為艱苦的努力。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當前,改革發展穩定任務之重、矛盾風險挑戰之多、治國理政考驗之大都是前所未有的。我們要贏得優勢、贏得主動、贏得未來,必須不斷提高運用馬克思主義分析和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不斷提高運用科學理論指導我們應對重大挑戰、抵御重大風險、克服重大阻力、化解重大矛盾、解決重大問題的能力,以更寬廣的視野、更長遠的眼光來思考把握未來發展面臨的一系列重大問題,不斷堅定馬克思主義信仰和共產主義理想。”(習近平:《在紀念馬克思誕辰20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2018年5月4日)這是我們克敵制勝、永葆青春活力的看家法寶和基本經驗。

當代青年是同新時代共同前進的一代。這代青年所面臨的這個新時代,既是近代以來中華民族發展的最好時代,也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關鍵時代。1939年5月,毛澤東在延安慶賀模范青年大會上曾說:“中國的青年運動有很好的革命傳統,這個傳統就是‘永久奮斗’。我們共產黨是繼承這個傳統的,現在傳下來了,以后更要繼續傳下去。”(《毛澤東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90頁)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這是我們這代人難得的歷史際遇。每個青年都應當珍惜這個偉大的時代,爭做“永久奮斗”這一光榮革命傳統的繼承人。

正是基于此,習近平總書記在五四運動95周年的時候,曾經語重心長地說過這樣一段話:“廣大青年對五四運動的最好紀念,就是在黨的領導下,勇做走在時代前列的奮進者、開拓者、奉獻者,以執著的信念、優良的品德、豐富的知識、過硬的本領,同全國各族人民一道,擔負起歷史重任,讓五四精神放射出更加奪目的時代光芒。”(習近平:《青年要自覺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在北京大學師生座談會上的講話》,2014年5月4日)我們應該把這一親切的叮囑牢牢地記在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