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政協(xié)網(wǎng)北京4月17日電 “詩書傳家”是我國最有名的古訓之一。然而，隨著全媒體時代的強勢來臨，綿延幾千年的閱讀習慣被生生阻斷，以至于不少孩子對最易讀、最可讀的文學作品產(chǎn)生了有意無意的疏虞。

文學之所以易讀，一是因為它的基因：來自口口相傳的神話和朗朗上口的歌謠，二是因為它不像近親——哲學、歷史那么抽象和概括；之所以可讀，除了上述原由，還因為文學是形象的、具體的、審美的和富有情感的、色彩斑斕的。提到情感和色彩，《詩經(jīng)》不必說，《荷馬史詩》也沒有因為荷馬是孤獨盲人而使情感和色彩有任何的闕如。究其原因，生活是其一，想象是其二。生活本身的豐富多彩加上想象，也便使文學如虎添翼，可以游走、翱翔于形象的、具體的、審美的天空。舉個例子，我們吟誦“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詩經(jīng)》）；“舉頭望明月，低頭思故鄉(xiāng)”（李白）；“露從今夜白，月是故鄉(xiāng)明”（杜甫）；“晨起動征鐸，客行悲故鄉(xiāng)”（溫庭筠）等等，鮮有不思念故鄉(xiāng)、不產(chǎn)生共鳴的。同樣，我們讀到《岳飛傳》或《北宋楊家將》時，又怎能不熱血沸騰、陡增家國情懷？當然，假如我們讀到柯爾律治：“設(shè)若你夢見自己去了天堂，并從天使那里接過一支玫瑰；而你醒來之時，玫瑰就在手中”，又當如何？這樣的問題自然會將我們引向西方神學、西方傳統(tǒng)。

一

說到西方傳統(tǒng)，我不由得想起了德國作家托馬斯·曼的故事。在逃離納粹德國、登上前往新大陸的郵輪時，曼忽然想起了那個著名的問題：如果將你送到一座荒島，且只許你帶一件物品，你會選擇什么？而當時曼的手提箱里除了少量衣物，僅有一套德文版《堂吉訶德》。那是1938年的春天，《堂吉訶德》陪伴了曼的整個航程。最后，他在日記里這樣寫道：“3月29日：我夢見了堂吉訶德。他是活生生的一個人，數(shù)日里和我促膝長談……他和我一樣謙恭友善，而且充滿了難以名狀的熱情。于是我想起了昨天的閱讀：‘我已經(jīng)不是從前的堂吉訶德·德·拉曼恰了，我現(xiàn)在是好人、善人阿隆索·吉哈諾，在家受人尊敬，外出也人見人愛。’于是，無限的悲痛和憐憫、崇敬和思戀在我心中油然而生……有一種傳統(tǒng)，它非常歐洲，那就是懷舊……然而，透過晨霧，眼前漸漸浮現(xiàn)出曼哈頓的高樓大廈。那是一抹神奇的殖民地風景，聳立著一座高塔入云的偉大城市。”

據(jù)曼回憶，《堂吉訶德》是他童年接觸到的第一部印象深刻的文學作品。是的，一開始讀什么非常重要，因為它關(guān)系到能否使孩子從小喜愛經(jīng)典，然后漸成習慣。無論做什么，一旦成為習慣，也便成了生命的有機組成部分。因此，欲使孩子喜歡閱讀，就必先讓他們親近文學，而且最好是文學經(jīng)典。

事實是，曼一發(fā)而不可收，并終究激發(fā)、成就了他的天才。我唯一不敢茍同的是他關(guān)于懷舊的指涉。我以為懷舊同樣非常中國，并且是人類共通的情狀。尤其是在中國，懷舊與土地、鄉(xiāng)情關(guān)聯(lián)，蓋因中華民族歷經(jīng)幾千年農(nóng)耕社會而繁衍至今；用故友柏楊先生的話說，世界上找不到第二個民族像我們這樣依戀故土矣。是啊，從隆古的謠曲到唐詩宋詞，我們最美的篇章莫過于思鄉(xiāng)懷舊之作。

我生于緊鄰“三味書屋”的一片老宅，老宅中間有一座八角亭。囿于魯迅的緣故，那老宅幾易其主、幾經(jīng)改造，早已人轉(zhuǎn)物非，沒了過去的模樣。加之從百草園至大禹陵，紹興雖小，卻出過無數(shù)名士騷客，其中既有錚錚鐵骨，也不乏圓滑師爺。子曰“見賢思齊”，面對古來圣賢，我等難免自慚形穢。但好處也是明擺著的。作為紹興人，從小耳濡目染，許多文人墨客的美麗傳說無意間化作精神之氧，匯入血脈，真善美、假惡丑不廂雜廁。從勾踐的臥薪嘗膽到陸游與唐婉的千古情緣，再到王充、謝安、嵇康、謝道韞或王羲之、王陽明、徐渭、秋瑾、蔡元培，等等，可謂故事多多，難以盡述。

然而，我想說的是，讀書猶如飲食，從小培養(yǎng)的味蕾其實會伴隨人的一生。試想，我等自小吃泡飯、蔬菜，鮮有葷腥入口，長大后對西餐，尤其是奶酪之類的抗拒就非常頑固。留學期間，雖然嘴里不說，但我心里明白，童年味蕾的記憶使我這輩子都不會喜歡洋人的奶酪了。呵呵，誰稀罕動他們的奶酪呢？！同樣，孩時家國貧困，咱新鮮豆腐都吃不上，又怎會讓它發(fā)酵變臭？！于是，目下遍地開花的臭豆腐我也從來不碰。當然，這不能一概而論。人之不同，猶如其面；即使性之相近，也還有習之相遠、尚之相異。

由此及彼，我始終認為閱讀的習慣也是從小養(yǎng)成的。而文學閱讀無疑是培養(yǎng)孩子閱讀習慣的最佳門徑。這是由文學的特殊性所決定的（或可謂文學的最大好處之一）：集審美（趣味）和價值（德性）于一身。古今中外，鮮有孩子不喜歡聽故事的。人們從聽故事，到讀故事，再到寫故事和講故事，這是文學賴以存在的根本因由之一。設(shè)若非要將人的心智分作情商和智商，那么文藝顯然是人類情商的最高體現(xiàn)。2016年，適逢湯顯祖和莎士比亞、塞萬提斯逝世400周年，文化部、國家圖書館等單位舉辦了一系列活動，旨在紀念偉大先賢、推動全民閱讀。就參加的幾場講座而言，所見所聞著實令我唏噓了好一陣子。首先，參加活動的聽眾或觀眾多為離退休老人和已晉父母的中年男女。歸類并包，他們的問題幾乎只有兩個：怎么才能讓孩子喜歡讀書？孩子們該讀什么樣的書？可見他們所來所往十分明確：為了孩子。

我當時趁勢借用了塞萬提斯的一句名言：讀什么書，成什么人。大意如此。至于如何培養(yǎng)孩子的閱讀習慣，我認為沒有比閱讀文學作品，尤其是文學經(jīng)典更有效的了。除卻前面提到的兩大特性，它們潛移默化、潤物無聲的教化功能也是任何其他書籍所無法比肩的。相形之下，目下充斥的電子游戲和網(wǎng)絡快餐其實非常不利于兒童閱讀習慣的養(yǎng)成。且不說前者所賦予的感官刺激妨礙兒童親近文字，即使比較嚴肅的影視作品也因其不可避免的單向度定格而對閱讀（文字）的巨大張力產(chǎn)生制約作用。這里還有心理學層面上的先入為主。比方說，《紅樓夢》中人林黛玉，影視作品給出的只能是陳曉旭或張曉旭、李曉旭，而絳珠仙子在我們心目中卻是說不盡的，其中的審美想象近乎無限。恰如后結(jié)構(gòu)主義所夸張的意義延宕或延異，這是語言文學特有的想象力熵值：越是經(jīng)典，其想象空間越大，熵值越高。莎士比亞之所以說不盡，也是因為“一千個讀者，就會有一千個哈姆雷特”（歌德語）。

二

在國外，較之《紅樓夢》，《聊齋志異》無疑擁有更多讀者。在這些讀者中，青少年大多將女鬼的故事視為恐怖小說。問題是：他們怎么也想不通，為什么女鬼總是愛上書生？哈哈，其實道理很簡單，因為寫書說書的大都是書生。這有點像腦筋急轉(zhuǎn)彎。但若非要將簡單的問題復雜化，那么圍繞這個做幾篇博士論文也未嘗不可。

倘說兒童的共同特點是不把游戲當游戲，不把故事當故事（雖為虛構(gòu)，卻非常真實。富恩特斯借矛盾修辭，謂此乃“真實的謊言”）。所謂戲時“郎騎竹馬來，繞床弄青梅；同居長干里，兩小無嫌猜”（李白）；學則“幼是定基，少是勤學”（洪應明），否則必然白首方悔讀書遲，空悲切。

說到悲切，當下最令人憂心的依然是讀書習尚的缺失和讀什么書的問題。青少年固然精力充沛，求知欲旺盛，好奇心強烈，正是讀書的好時節(jié)；但應考、游戲、戀愛及各種難違之約、難卻之情也紛至沓來，每每令其應接不暇。然而，起決定作用的永遠是主觀因素。倘使荒廢精力、遠離書本，那么肯定只有“少壯不努力，老大徒傷悲”了。

關(guān)鍵在于，少年易學老難成。人活一生，草長一春，人不能事事躬親、處處躬親，而文學所能提供的生命情景和生活體驗卻幾近無限：激發(fā)彼時彼地鮮活存在的無盡想象，其審美和認知價值無與倫比。這自然也是文學的一大好處。至于青少年火一般的熱情，大可治平———推動社會變革與進步，使各項事業(yè)蒸蒸日上；小可修齊——用想象“點燃未來的萬家燈火”（泰戈爾），或“讓小鳥在彩虹上筑巢”（維多夫羅），或“我家吳會青山遠，他鄉(xiāng)關(guān)塞白云深”（陳子良），從而讓自己書卷氣滿滿、鄉(xiāng)思感足足。

此外，文學不僅是審美對象、認知方式或載道工具，它也是民族的記憶平臺，蘊藉了太多的集體無意識，因此還是民族文化及其核心價值的重要體現(xiàn)。這就牽涉到語言文學與民族之間那難分難解的親緣關(guān)系。正因為如此，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以后，當有人問及丘吉爾，莎士比亞和印度孰輕孰重時，他說如果非要在兩者之間做出選擇，那么他寧要莎士比亞，不要印度。當然，他這是從卡萊爾那里學來的，用以指涉文學的重要、傳統(tǒng)的重要。而語言文學永遠是一個民族所能傳承的最大傳統(tǒng)，也是其向心力和認同感的重要基礎(chǔ)。

當然，文學的力量并不局限于本民族。所謂“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曾幾何時，奧斯特洛夫斯基的一部《鋼鐵是怎樣煉成的》曾使無數(shù)中華熱血青年放棄優(yōu)越的生活奔赴延安，奔赴抗日戰(zhàn)場。問題是時移世易，如今連自家的“四大名著”都上了“死活讀不下去”的榜單（據(jù)2013年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抽樣調(diào)查）：《紅樓夢》位列榜首。《西游記》被大話戲說，《三國演義》和《水滸傳》橫遭批判。屈原、杜甫、岳飛以及魯郭茅巴老曹的地位急劇下降。嗚呼！還剩下什么？張愛玲、徐志摩、周作人、廢名、穆時英嗎？后者并非一無是處，但若置于彼時彼地、歷史語境，那么孰重孰輕不言自明。

與此同時，文學是多維的，它既可以是柏拉圖式的否定性想象，也可以是巴爾扎克式的歷史書記；既可以像卡夫卡、博爾赫斯那樣哲學化，也可以像喬伊斯那樣讓你啃去吧！不過作為讀者，我們盡可以取舍由己，俯仰任意。誰叫文學是一座摸不著邊際的冰山呢？我想海明威在言說冰山理論時，他是極其謙恭的。這理應是所有文學讀者、作者、譯者和學者（尤其是學者）應有的態(tài)度。

且說讀書的習慣一旦養(yǎng)成，必定終生受益。就各國閱讀數(shù)量而言，位居前列的以色列便是文學“消費”大國。文學經(jīng)典老少咸宜，尤其對于閱歷較淺的青少年，上可修心明德，中可增才添華，下可消磨時光、權(quán)作怡情雅趣。青少年像早晨八九點鐘的太陽，朝氣蓬勃，熱情四射，希望無限。正所謂“江山代有才人出”，但有才之人畢竟是少數(shù)，是那些有理想、有抱負，而且有毅力、有準備的極少數(shù)人；并非所有青少年皆可成才，遑論坐享其成。天上掉不下餡餅來；設(shè)若掉得下來，也得起早去撿啊！古人云，勤可補拙，勤可補闕，想人家薩拉馬戈30歲愛上文學，而后大量閱讀；60歲開始寫作，再而后一不小心捧得諾貝爾獎；盡管諾貝爾獎不是衡量文學的標準，更非唯一的標準。反之，愛因斯坦從小喜歡文學，但最終卻選擇了科學，并視科學為文學的姐妹。可惜他沒有認真討論過文學同科學的關(guān)系，倒是在談論宗教與科學時不經(jīng)意捎上了文學。他對宗教信仰進行了大而化之的分類與比照，稱原始宗教為“恐懼宗教”，即人們因懼生教、因駭信教。這與我國古人所謂的“幻由心生”是一致的，而且符合馬克思主義關(guān)于宗教以及文學（神話）起源的言說。同時，愛因斯坦認為第二類宗教是“道德宗教”，即人們出于心靈慰藉或終極關(guān)懷而催生的信仰。文學何嘗不是如此？尊重起見或基于撫慰的需要，許多科學家即或不信上帝，也會予以擱置（這也是中國化馬克思主義對宗教問題的處理，共產(chǎn)黨人不信教，卻允許黨外人士信仰自由）。第三類顯然是愛因斯坦真誠擁抱的“宇宙宗教”，那是物質(zhì)和精神、自我和萬物的雙重或雙向求索，它服從于人類廣義的藝術(shù)和科學精神，是源遠流長的“愛智”思想在現(xiàn)代與未來的延展。它體現(xiàn)了哲學、文學或科學本體論及“我是誰”“從哪里來”“到哪里去”等既向內(nèi)又向外的無限詰問與探詢。后者是由畫家高更最先提出的，它非常哲學，也非常文學。它被習總書記引申為“我是誰”“為了誰”，從而上升到了更高的境界，一如將王國維治學三論引申為了共產(chǎn)主義信仰三境界。

三

成年是收獲的季節(jié)，但更是付出的季節(jié)，你得給別人講故事了。于是，“書到用時方恨少”，麻煩來了。你會發(fā)現(xiàn)，不僅文學家讀書多多，就連習近平總書記這樣的政治家和錢學森這樣的科學家都讀書多多。經(jīng)史子集、文學經(jīng)典，他們都能信手拈來。所謂“科學技術(shù)給人以高度，文學經(jīng)典給人以廣度”，這是很有道理的。

然而，讀書永遠不晚，現(xiàn)學現(xiàn)賣尤為未晚。小時候來不及讀、沒興趣讀的各色經(jīng)典，你一定希望引導兒孫去讀。這或許也是你的閱讀機會。

海德格爾說過，人的最大悲哀是“向死而在”；用德里達的話說，則是“知死而生”。它恐怕也是我們有別于其他動物的顯證之一，但這個顯證恰恰是人類的悲催。而文學多少可以使這種悲催顯得不那么悲催。這也許是文學的另一個好處：人生最可信賴的伴侶和安慰。此外，隨著全球化和人工智能的擴展，作為人類情感的最佳表征，文學也許將取代鄉(xiāng)思，成為未來兒童的最好記憶，一如神話是人類童年的最好記憶。總之，文學所言固然不一定全是真話，但至少會有柯爾律治之花，而且一定是永不背叛的朋友和永遠愛你的配偶。

最后，且說遠在阿根廷的博爾赫斯卻認為書是由中國人發(fā)明的。他這么說是認真的，毫無諂媚之意。當然，他所說的書不包括泥板、貝葉和竹簡，而是紙和印刷術(shù)發(fā)明之后的物事。這個蠹書蟲，一輩子待在圖書館里，晚年曾經(jīng)這樣寫道：“我一直都在暗暗思量，天堂該是圖書館模樣。”呵呵！只可惜我們這個發(fā)明了書的民族已經(jīng)繁衍出了千百萬連《紅樓夢》都死活讀不下去的后人。對于這些后人，我無話可說。他們中不乏今朝有酒今朝醉、輕松瀟灑走一回的，也不缺直言不諱地奉“不勞而獲”“逢賭必贏”為座右銘的。曾幾何時，我們的先人言必稱“詩書傳家”。所謂“人生無非積善，傳家唯有讀書”，如此等等。當然，我并不完全相信古人的說法，卻習慣使然，就這樣把讀書當成了生活方式，而且活得無比充實。

（作者陳眾議，全國政協(xié)委員、中國社會科學院外國文學研究所所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