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大領主利用宗教對社會進行嚴密的精神控制

三大領主宣揚“極樂世界”和“來世幸福”控制農奴的精神思想，使其安于被奴役的命運。1913年進藏的日本人多田等觀在《入藏紀行》中寫道：“西藏人的想法完全是宗教性的，他們認為自己罪孽深重，認為達賴喇嘛為了挽救他們才課以重稅。他們還認為今世如能減輕罪惡，來世就能幸福。”著名藏學家王森、王輔仁在《廢除西藏喇嘛寺廟的封建特權和封建剝削》一文中揭露：“從1958年到1959年春，僅在拉薩西郊一個佛堂里，為了念經放咒，就先后向一個管事頭人索要過整人頭27個，人頭蓋骨6個，人腿骨4根，整張人皮1張，人尸1具，人腸14捆，人肉8塊，人血9瓶。”對于舊西藏的這種社會狀態，1940年前來主持十四世達賴喇嘛坐床的國民政府蒙藏委員會委員長吳忠信有深入的觀察，他在《奉使辦理藏事報告書》中寫道：“各級各等之人員，對于本身所屬階級視為前生命定，行之若素，即極下賤者，亦甘之若飴。”三大領主壟斷了精神文化生活，凡與其利益或觀念相違背的思想文化，均被視為異端邪說。近代著名藏族學者根敦群培揭露僧人的腐敗與墮落，提倡藏傳佛教改革，為噶廈地方政府所不容，遭到囚禁和迫害。

二、 不可阻擋的歷史潮流

農奴制是封建社會最殘酷的奴役形式，無論從經濟的發展、政治的民主，還是從人權的保障角度來審視，農奴制都是野蠻落后的社會制度。時至20世紀50年代，封建農奴制度的存在完全背離人類歷史發展潮流。這樣一種制度是文明的恥辱，注定要被歷史拋棄。

在人類社會發展史上，具有人身依附關系的奴隸制、農奴制在世界上大多數地方都存在過。近代以后，隨著新思想和啟蒙運動的出現，奴隸制、農奴制已被認為是落后過時的制度，廢奴或廢奴運動開始在一些國家出現，敲響了奴隸制、農奴制滅亡的喪鐘。隨著歐美資產階級革命的興起，法國、英國、俄國、美國等陸續廢除奴隸制、農奴制。法國大革命后，法國于1794年宣布廢除奴隸制。1807年、1833年，英國先后通過《廢除奴隸貿易法案》和《廢除奴隸制法案》。1861年，俄國以自上而下的和平改革廢除了農奴制。1865年，美國聯邦政府憑借南北戰爭的勝利，以憲法修正案的形式廢除了奴隸制和強制勞役。

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剛剛從大戰硝煙中走出的世界，正迎來一個新的發展時代，和平、發展、公平、正義、民主、自由成為人類社會的崇高追求。1948年，聯合國通過的《世界人權宣言》明確指出：“任何人不得使為奴隸或奴役；一切形式的奴隸制度和奴隸買賣，均應予以禁止。”1956年，聯合國專門通過了《廢止奴隸制、奴隸販賣及類似奴隸制的制度與習俗補充公約》，要求各締約國采取一切實際而必要的立法及其他措施，逐漸地和迅速地加以完全廢除。

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開啟了中國歷史的嶄新時代。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新生的人民共和國建立起全新的社會主義制度，人民當家作主。1951年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與西藏地方政府簽訂《關于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議》（以下簡稱《十七條協議》），正式宣告西藏和平解放。新中國成立伊始，鑒于中國社會發展的不平衡性、特別是一些地方的特殊情況，1954年，時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的劉少奇在一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上說：“現在還沒有完成民主改革的少數民族地區，今后也可以用某種和緩的方式完成民主改革，然后逐步過渡到社會主義。”1953年新疆徹底廢除了殘余的封建農奴制（伯克制）。1956年開始，甘肅、四川、青海等省藏區也陸續進行民主改革。在云南，通過和平協商的辦法于1956年廢除了傈僳族、景頗族、佤族的家長奴隸制和永寧摩梭人的奴隸制，1958年又廢除了寧蒗小涼山彝族奴隸制和迪慶藏族地區的封建農奴制。1956年初至1957年底，四川省涼山彝族聚居區開展民主改革，徹底廢除了奴隸制度。廢除農奴制已成為20世紀50年代新中國社會發展的大趨勢。然而，此時的西藏依然延續著政教合一的封建農奴制，社會發展和文明進步受到嚴重阻礙。

——政教合一的封建農奴制使西藏生產長期處于停滯狀態

直到20世紀50年代，西藏的農業仍停滯在粗放耕作甚至“刀耕火種”的原始生產方式，普遍使用木制農具，平均產量僅有種子的四五倍，與幾百年前無多大區別。絕大部分吃、穿、用品都要靠個體或莊園的手工生產，毫無社會生機和活力。

——政教合一的封建農奴制生產關系已經與勞動主體形成尖銳矛盾和對立

農奴主通過剝削農奴攫取的社會財富，除供養僧俗官員和蓄養奴仆外，其余的全部用于驕奢淫逸的生活耗費。農奴辛勤勞作的成果被農奴主殘酷剝奪，深陷饑寒交迫的悲苦境地，失去了生活能力，不得不反抗和逃亡。

——政教合一的封建農奴制嚴重阻礙了現代科技文化的傳播發展

由三大領主把控的西藏地方政權，為了鞏固自己的統治，宣揚神權迷信，反對科學，嚴重阻礙了現代科學技術的傳播和運用。盡管統治集團也曾派貴族子弟到國外學習現代科學技術，但主要是為了滿足統治者自身享用，并不是為了學習先進，倡導科學。

和平解放后，在中央政府的努力下，西藏結束了內部長期混亂和紛爭，初步打破了西藏社會長期封閉停滯的局面，西藏經濟社會發展出現新氣象，發生新變化。按照《十七條協議》，1951年10月解放軍入藏，1952年成立西藏軍區，擔負起保衛國家邊疆的任務。中央通過設立西藏工作委員會在拉薩及各地建立分支機構并開展工作。1959年民主改革前，西藏同時存在著噶廈地方政府、班禪堪布會議廳和昌都地區人民解放委員會、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等不同性質的政權組織。按照《十七條協議》規定：“對于西藏的現行政治制度，中央不予變更”；“有關西藏的各項改革事宜，中央不加強迫。西藏地方政府應自動進行改革，人民提出改革要求時，得采取與西藏領導人員協商的方法解決之”。中央人民政府堅持“慎重穩進”方針和極為寬容的政策，積極爭取和團結愛國上層人士，耐心等待西藏地方上層統治集團自我改革。同時，針對西藏長期受到神權統治影響，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各級組織和工作人員開展了耐心細致的群眾工作，認真貫徹執行了“六年不改”的工作方針，贏得了愛國上層人士、廣大人民群眾的擁護和支持。

面對已經走到盡頭的政教合一的封建農奴制，十四世達賴喇嘛和西藏上層反動集團不僅不思改革，還極力維護這一制度，他們擔心改革不僅會使他們失去政教特權，還會失去巨大的經濟利益。

三大領主正是通過政教合一的封建農奴制聚斂了大量財富。據統計，民主改革前，十四世達賴喇嘛家族在西藏占有27座莊園、30個牧場，擁有農（牧）奴6000多人，每年在農奴身上榨取的青稞33000多克（1克約合14公斤），酥油2500多克，藏銀200多萬兩，牛羊300頭，氆氌175卷。

三、 徹底廢除封建農奴制

依據《十七條協議》，和平解放初期，中國共產黨的西藏工作以上層統戰為主，以影響群眾為輔，而不是急于直接發動群眾進行改革。進藏人民解放軍和工作人員通過免費醫療和消除傳染疾病、興修水利、架橋修路、搶險救災、發放無息貸款、贈送良種農具、放映電影、以工代賑等方式，積極為群眾辦好事，開展了艱苦細致的工作。在修筑川（康）藏公路中，群眾認識到修路不是給解放軍支烏拉差役，也不是給老爺們當牛馬，而是真正為自己和子孫后代造福。覺木（現林芝市巴宜區境內）、則拉（現米林縣境內）等宗（縣）的民工說：“解放軍個個都像活菩薩，那些說解放軍壞話的人，是披著羊皮的豺狼，是混在我們藏族中的魔鬼！”

1954年7月，年楚河上游因冰川崩塌造成特大洪災，江孜、白朗兩宗淹死群眾91人，沖毀村莊170個，受災群眾1.6萬多人，淹沒土地6萬多克，死亡牲畜8000多頭（只）。災情發生后，中央立即撥款80萬銀元救災，江孜分工委和駐當地解放軍舍生忘死與洪水搏斗，搶救受災群眾。當地駐軍和工作人員在供應十分困難的情況下，仍救濟災民口糧73萬多公斤，貸放種子56萬多公斤，無償發放農具折合銀元1.5萬余元，帳篷布2.8萬米，干部戰士捐獻衣物和現金合計折合銀元10萬多元。與此形成鮮明對照的是，黑河（現那曲市色尼區）發生重大雪災時，西藏地方政府不但不救災，反而催逼牧民交租，并且不準減免。當雄宗頭人甚至阻止黑河分工委下發青稞和茶葉救濟災民。這些事例使群眾加深了對共產黨、解放軍的認識，體會到只有廢除封建農奴制才能過上新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