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清華大學國情研究院特聘研究員,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蘇世民書院特聘教授 王紹光

中國的改革開放取得了舉世公認的偉大成就。無論與哪個經濟體相比,無論拿什么尺度來衡量,這些成就都是輝煌的,值得大書特書。需要引起注意和思考的是,中國改革開放成功個案是否就證明:只要進行改革開放就一定會取得成功呢?恐怕未必如此。從世界歷史來看,不管是在過去400年里還是在過去40年里,很多國家、地區都進行過改革或開放,但事實上失敗的多、成功的少。

那種認為只要進行改革開放就必然會帶來繁榮昌盛的觀點,無論在理論上還是在實際上都缺乏依據

這里只以兩個時期為例。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面臨西方列強強大的軍事與經濟擠壓,很多國家都曾走上改革開放的道路,希望實現現代化。在埃及,19世紀中葉總督薩義德開始進行土地、稅收、法律方面的改革,他創辦了埃及銀行,興建了第一條準軌鐵路。在奧斯曼帝國崩潰之前,它進行了將近一個世紀的改革。在伊朗,巴列維王朝的締造者禮薩·汗曾仿效西方,對伊朗進行一系列改革,包括興建伊朗縱貫鐵路,創辦德克蘭大學、進行國會改革等。在中國,清王朝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繼洋務運動與戊戌變法后,又推出清末新政,改革涵蓋政治、經濟、軍事、司法、文教等各個領域。上述改革都沒有成功。只有日本,明治維新后,國力日漸強盛,走上現代化的道路。

在過去40年,1980年土耳其宣布開始經濟改革。同樣在1980年,數個東歐國家已經開始進行經濟改革。在上世紀整個80年代,撒哈拉以南非洲國家(喀麥隆、岡比亞、加納、幾內亞、馬拉維、馬達加斯加、莫桑比克、尼日爾、坦桑尼亞、扎伊爾)開始改革;印度也開始改革。1983年,印度尼西亞開始經濟自由化的改革。1986年,越南開始革新開放。1986年,戈爾巴喬夫開始“新思維”導向的全方位改革。上世紀80年代末,一批拉美與加勒比地區國家開始結構改革。到1989年、1990年,蘇聯的加盟共和國以及一些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紛紛改旗易幟,徹底按西方模式轉型。上述這些改革有的比較成功(如越南);有的經過多番試錯,才慢慢走上正軌(如印度);大多數失敗了,有些還敗得很慘,比如東歐的某些國家。

由此可見,進行改革開放的案例很多,但成功的案例并不太多。很多人不假思索地以為,只要進行改革開放,就必然會帶來繁榮昌盛。這種想法其實無論在理論上,還是在實際上都缺乏依據。僅僅有所謂的改革開放,未必能夠達到富國富民的目的。

除了實行改革開放的政策以外,還需要具備什么樣的條件才能帶來經濟的快速發展和飛躍

在我看來,改革開放要成功,必須具備兩類前提。

第一類前提條件是堅實的基礎,包括政治基礎(獨立自主、國家統一、社會穩定、消除“分利集團”)、社會基礎(社會平等、人民健康、教育普及)、物質基礎(水利設施、農田基本建設、齊全完整的產業體系)。過去40年,中國的改革開放之所以能夠成功,是因為新中國成立后的前30年打下了非常堅實的基礎。這種奠基的重要性,不管怎么強調都不過分。

第二類前提條件是要有一個有效政府,即具備基礎性國家能力的政府。因為每一項改革都必然導致利益重組;越是激烈的改革,利益重組的廣度、深度和烈度越大,翻船的可能性也就比較大。要應付這種局面,前提就是得有一個有效政府,能夠掌控全局,調動各種各樣的方式來緩和、減輕隨利益重組而來的沖擊,克服各種各樣的抵制和阻礙;這樣改革開放才能成功。換句話說,經濟實現增長,除了改革開放以外還需要一個因素,就是具備基礎性國家能力的有效政府。所謂國家能力,就是國家將自己的意志變為行動、化為現實的能力。每個國家都有自己的意志,即想辦成的事,但是要把意志變為行動、化為現實絕非易事。我認為,基礎性國家能力中以下七個方面至關重要:強制能力,即國家要掌握暴力、壟斷使用暴力的權力;汲取能力,即國家要能夠從社會與經濟中收取一部分資源,如財政稅收;濡化能力,即國家使得人民有共同的民族國家認同感,有內化于心的一套核心價值;此外,還有認證能力,規管能力、統領能力、再分配能力等。

從東方與西方的“大分流”看改革開放、國家能力與經濟增長的關系

改革開放、國家能力與經濟增長是什么關系?從東方與西方的“大分流”中也許可以看出一些端倪。“東西大分流”是指東方與西方在很長時間里沒有什么差別,但后來西方逐漸崛起,最后稱霸世界(有人稱之為“歐洲奇跡”),而東方卻一蹶不振,遠遠落到后面。而發生在18世紀中葉的工業革命就是分水嶺。在工業革命之前,歐洲是否發生過其它一些什么事情,而在東方卻還沒有發生?這些事情也許與工業革命有關聯,時間上的先后預示著邏輯上的因果。

在工業革命(18世紀下半葉-19世紀)之前,歐洲已經發生了五件大事:軍事革命(16-17世紀)、財政-軍事國家的出現(17-18世紀)、大規模殖民主義(16-19世紀)、大規模奴隸貿易(16-19世紀)、稅收增長(17-20世紀)。這五件大事都反映國家能力的變化,而國家能力的增強很可能與工業革命的出現有關。

我們先看一個簡單的事實,在歐洲出現近現代國家(即具有一定的強制能力與汲取能力的國家)之前,世界各個地區的狀況差不太多:經濟長期停滯,幾乎沒有什么增長。歐洲近現代國家開始出現以后(1500年以后),情況發生了變化,經濟增長開始提速。起初的增長提速并不明顯。不過,西歐那些國家的基礎性能力提高后,它們的經濟增速就逐漸加快了;二戰以后是歐洲資本主義發展的黃金時期。而中國在整個19世紀與20世紀上半葉,人均GDP的增速很低,甚至是負數。兩相對比,“大分流”的態勢十分清楚。

關于這一點,生活在那個時代的思想家霍布斯看得很透徹。“在沒有一個共同權力使大家懾服的時候,人們便處在所謂的戰爭狀態之下。這種戰爭是每一個人對每個人的戰爭。”“在這種狀況下,產業是無法存在的,因為其成果不穩定……” 他的意思很明白:一個有效國家是經濟發展與社會進步的必要條件。

亞當·斯密生活的時代比霍布斯晚了一個多世紀。流行的觀點認為,亞當·斯密只強調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而強烈反對國家干預。其實,這是對他極大的誤讀。如果認真仔細閱讀他的著作(如《國富論》第三篇與《關于法律、警察、歲入及軍備的演講》)就會發現,暴力始終是其關注的一個重點。在他看來,羅馬帝國崩潰后,歐洲之所以經濟停滯,是因為暴力盛行。換句話說,有效國家是斯密政治經濟學的基本前提;只有在有效國家的保障下,市場才能運作;沒有一個有效國家,市場主體根本無法正常運作。

需要注意的是,經濟“大分流”的時點,或更具體地說,英國工業革命的時點恰好與中西軍事大分流的時點吻合。這絕不是因為巧合,而是因為軍事革命造就了強制能力更加強大的現代國家,而具備強制能力的現代國家為經濟發展奠定了基礎。那么,強制能力具體如何影響經濟發展呢?從歐洲的歷史看,其作用表現在對內、對外兩方面。對內,強制能力可以為當時的“改革開放”保駕護航,創造一個霍布斯、斯密期盼的和平內部環境。對外,強制能力可以用來做三件事情:一是掠奪海外資源,其方式是殖民主義與奴隸貿易;二是打開海外市場;三是培養管理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