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所有從跨進校門開始,到做這一行,直到今天,整整40年是伴隨它(改革開放)過來的。一扇大門慢慢的打開了,沒有這時代就沒有我。——張藝謀

高考往事

張藝謀:1971年我進了工廠以后,干的是紡織車間的輔助工,很辛苦,三班倒,那時候你21歲,正年輕嘛,所以你不甘心那種生活。總覺得要學點什么東西,我表哥愛照相,帶著我去放了一些照片,就很迷戀,后來就開始學照相。1977年時候恢復高考,其實所有人都蠢蠢欲動。

我對電影一無所知,那時候對我來說就是能考上大學就行。而且1978年是我最后的機會,我知道它能改變我的命運。

你看那個高考牽動了千家萬戶的心,我認為它除了求知之外,它還寄托了一個人成才的理想。

我印象很深的就是收到錄取的通知書,工廠全都傳開了,因為出了一個很大的事,我們所有的老工人見我都是說藝謀放電影要學四年呢,他們認為我在學放電影,那個年代的人們不覺得拍電影可以作為終身的職業。

拍攝《黃土地》間隙,陳凱歌曾對張藝謀說,在咱們82屆153個同學中,有一點屬你最強烈——心比天高。拍攝完三部片子,張藝謀果然做了導演。這一次改變他命運的女神,是一部叫《紅高粱》的小說。

導演之路

張藝謀:28歲才進電影學院,所以就完全不再像那些十七八歲的孩子還有點無憂無慮,我完全不是。這個大學能不能讀完不知道,所以就特別特別努力,特別刻苦,給自己定很多標準。

做導演的念頭早就有了,那時候主要是覺得很尷尬嘛,我比全校同學都大。老攝影師都是給我們這樣講:你們畢業以后分到電影廠,基本上要有十年到十五年,多年的媳婦才能熬成婆。我就覺著,那我畢業32歲,十五年以后四十多歲了我才掌機,那我太晚了。

為什么第五代作品大部分都是拍那種歷史題材的,尋根的,鄉土的,它是受到當年文學思潮最大的影響,當年文學界尋根熱。所以第五代的作品在這個氛圍下成長起來,它帶有那個時代強烈的烙印。所以也很難說《紅高粱》是不是終結,但是我認為所有人都是跟著時代一同走的,所謂與時俱進嘛。

拍攝成本僅60萬元的《紅高粱》,一舉奪得1988年第38屆柏林國際電影節金熊獎,這是中國電影第一次觸摸到世界三大電影節的最高獎,在中國電影史上具有里程碑意義。那一年,張藝謀剛好38歲,與柏林電影節同齡,由此開始了其后30年的導演生涯,原著作者莫言33歲,攝影顧長衛31歲,主演姜文25歲,鞏俐23歲。這群年輕人,用激情和才華創造了一個中國電影的奇跡,后來都成為了電影界的佼佼者。24年后,莫言成為第一個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中國籍作家,這也是電影與文學相互成就的時代傳奇。

張藝謀:那個年代,因為我們這一批年輕人,所謂第五代,那時候聽起來像個傳奇一樣,像個神話。有一段時間他們給我定義,就說得獎專業戶,攝影也拿獎,導演也拿獎,演員也拿獎,就感覺逢獎必拿,到全世界各地,摘金奪銀,第五代導演們都是風頭正勁的時候。

2002年,隨著我國加入WTO,國家開始改革電影制片、發行及放映行業,實行院線制,中國電影步入商業化進程,但如何進行市場化運作,電影產業究竟為何物,業內尚處在一團迷霧當中,此時,張藝謀執導的《英雄》橫空出世。

中國電影商業化的先行者

張藝謀:當時我們在面臨中國電影產業的一個坎兒,我只是想拍一個武俠片,套了一個荊軻刺秦的故事寫了好幾年了,突然《臥虎藏龍》橫空出世,一鳴驚人,我就想放棄了。后來安樂影業的老板江志強就勸我,你還是拍吧,這個故事也很有特點。拍的時候他就跟我說,你要不要張曼玉,要不要梁朝偉,要不要李連杰,讓我都覺得很驚訝,我說可能嘛,原來是拍一個文藝片。所以就這樣子,一步一步,變成一個大片。

后來《英雄》上映,最后兩億多票房,你知道是全國票房的四分之一,這是不得了的,今天如果是400億的全國票房,它就是100億,完全沒想到,就這么爆,成了一個爆款。

其實人沒有天才,誰是天才,是時代給了你這個機遇,時代給了你這個可能性。我們在這40年當中,我們進步,我們學習,我們歷練自己,也看到整個國家,整個環境發生的大的變化。

所以如果說到40年,這是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時代。我認為今天的電影呈現了很多多元化,我們的市場,還有我們的創作隊伍都是很多元的,包括新的年輕的電影工作者,他們是未來的生力軍,就是這樣子,我覺得這其實就是生活。

我們這一代人總有這樣一種心情,就是不想浪費時間,就一直想馬不停蹄,也就是說希望跟這個時代一直同步往下做,希望能有更多的好的作品。要沒有改革開放,就沒有這時代就沒有我。——張藝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