結合中國畫報出版社出版的“近代以來海外涉華藝文圖志”系列叢書，其中包含關野貞、常盤大定合著《晚清民國時期中國名勝古跡圖集》十二卷、伊東忠太著《中國建筑史》、關野貞著《中國古代建筑與藝術》，“澎湃新聞·藝術評論”對這一系列書的主編張明杰進行了采訪。

不過可否認的是，日本學者對中國古跡的考察有正面因素，也有一些負面影響，如關野貞在考察山西天龍山石窟后，僅七八年時間，由于日本山中商會頭目山中定次郎的兩次造訪以及該商會的大肆搜購轉賣，石窟造像幾乎慘遭滅頂之災，無數佛首被生生鑿取，有的整體被盜，其慘狀真是難以言表。

被拍賣的佛首

中國畫報出版社去年以來出版的一套“近代以來海外涉華藝文圖志”系列叢書，其中包含關野貞、常盤大定合著《晚清民國時期中國名勝古跡圖集》十二卷、伊東忠太著《中國建筑史》《中國紀行——伊東忠太建筑學考察手記》、關野貞著《中國古代建筑與藝術》、木下杢太郎著《云岡日錄》、常盤大定著《中國佛教史跡》等。

這些日本學者正是在日本明治維新以后直至1930年代期間來到中國進行考察的，當時中國最后一個封建王朝走入最黑暗的內憂外患時期，這些散落在中國廣袤鄉野、山壑中的石窟造像、建筑等完全沒有被重視起來。上述諸多日本學者大抵都是在這個時期進入到中國，因其研究領域不同，他們到中國所勘探的地域和歷史遺跡也呈現差別，當然他們所寫的書也重點不同。他們的這些游記和拍攝的圖片保存了中國各地的極珍貴的歷史遺存。

這套系列叢書所涉及的日本學者中，最早來華的是學者伊東忠太，他一生的涉華調查不下十次，著有《中國建筑史》《中國建筑裝飾（五卷本）》《東洋建筑之研究（上下卷）》《法隆寺》等著作。其于 1925 年撰述的《中國建筑史》，是日本第一部較全面、系統的中國建筑通史，是其二十余年來對中國建筑考察與研究的結晶。

1902年，伊東忠太開始游學中國，他在中國境內考察，足跡遍及北京、天津、河北、山西、河南、陜西、四川、湖北、湖南、貴州、云南等十余省市。其考察對象不僅局限于各地建筑，還包括云岡、龍門、千佛崖等大型石窟及五臺山、峨眉山等道教、佛教圣地。其中山西大同云岡石窟的“發現”，可謂此次考察的最大收獲。1905年，伊東等人奔赴旅順、奉天等地，對寺廟、古跡，尤其是宮殿建筑等進行考察。事后發表《中國東北地區的佛塔（1907）》《中國東北地區的佛寺建筑（1909）》等論文或報告。伊東忠太第四到六次到中國，則考察了江蘇、安徽、浙江、江西諸省，以及廣東為主的中國最南端省區和山東，每次考察回去都寫下諸多考察文字。在實地調查的同時，伊東忠太還與營造學社、中國畫學研究會等機構及成員多有交往。

因為是以游記的形式呈現，《中國建筑史》語言活潑，也涉及到很多對于彼時中國風土人情的關照，如他談到的中國的度量衡的問題：“此次中國之旅，最讓人頭痛者莫過于幣值問題。蓋中國未有統一的度量衡，致使各省各地度量衡標準五花八門。譬如，若身攜若干銀兩自北京出門旅行，一到其他省域，所帶銀兩幣值就與北京不同，已被貶值幾許。再到另一行省，又是另一種估值。若往第三省去，則幣值又會有些許變動。有人戲謔說，若是行在中國，即使一文不花，最終也會讓你身無一文。”

伊東忠太拍攝的北京東四牌樓商店

和伊東忠太關系緊密的關野貞初次來華調查是 1906 年，自北京出發，經鄭州至西安，對沿途各地的古跡遺物，尤其是陵墓碑碣、石窟造像等進行了詳細考察，1907 年秋，他又專程奔赴齊魯大地，對建筑遺跡、石刻造像等展開調查，還從嘉祥縣和濟南府各獲得一方漢代畫像石，運回日本，成為當時東京大學的珍貴藏品。

此次考察后，他發表《中國的陵墓》（1908）、《中國山東省漢代墳墓表飾》（1916）、《山東南北朝及隋唐之雕刻》（1916）等論文，為其探討中國雕刻藝術和陵墓及碑碣變遷夯實了基礎。

1918年初，關野貞在中國進行了長達7個月的考察，最大的收獲是他在太原近郊探訪到天龍山石窟遺跡，事后他撰寫了考察報告《天龍山石窟》。

天龍山石窟雖遠不及敦煌、云岡和龍門等大型石窟，但其石刻造像幾乎涵蓋了中國佛教造像史上各時代的經典之作，故備受學界關注。自關野貞“發現”之后，僅七八年時間，石窟造像幾乎慘遭滅頂之災，無數佛首被生生鑿取，有的整體被盜，其慘狀真是難以言表。當然，從結論來講，導致這一現狀的原因固然多種多樣，但與跨國美術商山中商會頭目山中定次郎的兩次造訪以及該商會的大肆搜購轉賣行為有直接關系。

關野貞拍攝的石窟

常盤大定（1870—1945）是著名宗教學家，他生前來華七八次，其中，僅20世紀20年代就曾五次來華考察宗教文化遺跡，在佛教實證研究領域屬先驅者。他第一次來華是 1920年，出版《訪古賢之跡——中國佛跡踏查》。 第二次時間在 1921 年 9 月至翌年 2 月，行程為青島、濟南、泰安、曲阜、兗州、 濟寧、北京、石家莊、鄭州、開封、洛陽、漢口、長沙、九江、南京、揚州、鎮江、 蘇州等，回國后撰寫出版了《續訪古賢之跡——中國佛教史跡》（又名《中國佛教史跡》， 1923）一書，其中還附帶十余幅地圖，以及作者實地拍攝的百余幅圖片。此次翻譯出版的即此書。常盤在踏訪中，尤其注重對史跡的拍攝、拓制和記錄，所作日記也一絲不茍，每次都留下數量可觀的圖文資料或日錄。

木下杢太郎（1885-1945），1920年游歷云岡，滯留17日， 并記下《云岡日錄》，即此次參觀考察記錄之匯總，是作者眾多著作中特別重要的一部，也是日本諸多云岡文獻中十分獨特的一部。正是通過他的描述，云岡石窟才廣為日本讀者所知。 本書的最大特點在于，并非完全學究式的研究考證，而是從一個敏銳的文學家和美術史家的角度，對石刻造像及其藝術所做的觀感和描述。另外，本書還附有百余幅十分清晰的照片和作者手繪的六十余幅素描插圖，對復原云 岡石窟的歷史，研究中國石窟藝術具有重要參考價值。

以下為“澎湃新聞·藝術評論”對話該系列叢書的主編者張明杰先生。

對話張明杰：記錄中國史跡，文物存留人間的最后一張寫照

澎湃新聞：日本的這些早期的建筑學家對中國建筑學的影響是怎樣的？

張明杰：中國的建筑學和日本的關系非常密切，日本是亞洲最早導入西方建筑學的國家，在對華建筑實地考察領域，日本學者也是著了先鞭。早在1901年，伊東忠太即來華實地考察紫禁城建筑等。若談及我們的營造學社，也會自然提到伊東忠太和關野貞等學者。營造學社成立以后，不僅與日本學者有密切交往，而且還有書籍等文獻資料的交換。像建筑領域經典文獻《園治》在中國引起關注，并于1930年代初得以正式出版，可以說就是受惠于營造學社與日本學者（如大村西崖、伊東忠太等）的交流。

伊東忠太早在1912-1913年間就已撰寫發表了《中國建筑總論》，1925-1926年期間，又發表了《中國建筑史》，成為日本近代最早的中國建筑通史。這些著作對我國建筑學界及其研究曾產生過很大刺激和影響。

梁思成在1929~1930年期間在東北大學講課的時候，講過一門課叫“中國雕塑史”，后來他課堂的講義被整理成一本書叫《中國雕塑史》。當時梁思成還沒有親歷云岡、龍門以及天龍山石窟考察，他的雕塑知識大部分來源于歐美日學者的著述、尤其是日本學者大村西崖的《中國雕塑史》和關野貞與常盤大定合著的《中國文化史跡》，以及喜龍仁的《五至十四世紀的中國雕塑》等，另外還有流失于海外的中國雕刻文物。梁思成自己都承認他是受了國外學者的影響。

澎湃新聞：是怎樣的契機促使你向中國引進這些書？

張明杰：二十多年前，我到日本，在東京的幾家有名的圖書館先后看到一些日本學者的著述，主要是清末民初時期來華從事考古、建筑、宗教、美術等考察的，覺得非常有價值，而且書里有很多當時拍攝的中國各地的史跡、遺物照片，更加引起的我的關注和興趣，于是，順藤摸瓜，相繼找到了不少這方面的文獻資料。2004年初，與中華書局商定翻譯出版“近代日本人中國游記”系列，了解到日本學者涉華學術調查方面的文獻譯成中文出版的極少之后，便覺得有必要譯介過來。十幾年前，當“近代日本人中國游記”系列開始進入出版階段之后，我便著手策劃這套日本學者的涉華學術調查文獻，計劃翻譯出版10余種，30余冊，當時起名為“中國藝文圖志”，主要因為這些書里都有大量圖片等視覺資料。后來，由于一時難以找到合適的譯者以及出版效益等考慮，遂決定先譯介其中的7、8種，20冊左右。但盡管是這20冊左右的書，由于翻譯難度大，加上出版社人手不足等原因，好多年都沒能出版。后來換了一家出版社，又對譯稿做了多次修改，出版社也對不太清晰的原版圖片做了精心修整，才于去年開始陸續推出。

我找的這些書的譯者基本都是我的朋友，在當今譯書報酬及學術評價都偏低的情況下，如果沒有使命感和責任心，一般人是不愿意做翻譯的，所以這套書的譯者們做出了很大犧牲。《中國古代建筑與藝術》的譯者胡稹教授是我研究生時的同學，他從好多年前開始翻譯的這本書，直到教授退休了還沒看到出版。

日本1920到1930年這段時間的調查，雖然有不同程度的國家主義因素，但相對還是比較客觀的，們“近代以來海外涉華藝文圖志系列”這套書大多都是在這一時期考察而成的。日本經歷了明治維新，尤其是甲午、日俄兩大戰爭以后，日本覺得自己已經“脫亞入歐”，有些看不起中國；但是“辛亥革命”以后，日本對中國的認識又逐漸發生變化。通過這套書也能了解和窺知日本人的對華認識及其演變。

澎湃新聞：他們這些書的重要性是怎樣的？

張明杰：近代日本學者無論初衷如何，但其涉華學術調查及其文獻，都與日本對外擴張的基本國策有關聯，這一點需要明確。不過，今天我們也應該在了解當時歷史背景的前提下，辯證地看待這些文獻，在批判的同時，還應積極加以利用。在內憂外患交織、局勢動蕩不安的清末民初時期，我國古代建筑史跡、文物等不僅沒有得到妥善保護，而且多慘遭破壞，甚至有的已蕩然無存。從研究角度來講，日本學者當時的這些攝影及文字記錄都非常珍貴，給我們提供了極好的研究材料。

從這些書中也可以看出，大量的圖片是極為珍貴的，尤其是對于搞建筑研究和文物修復的來說。僅《晚清民國時期中國名勝古跡圖集》（12卷、關野貞、常盤大定合著），就收錄了1000多張、近2000幅珂羅版印制的大型圖片，而且這些圖片都是在清末民初時期拍攝的，有些可以說是中國史跡、文物存留人間的最后一張寫照。如創建于唐代的鄭州開元寺及其磚塔、經幢，關野貞1906年踏訪時，雖已荒廢，但舊貌尚存，后來寺、塔均毀于戰火，行跡無存。還有建于元代的開封少林寺(微博)鼓樓，關野貞1918年前去調查時，還完好無損，十年后的1928年即遭焚毀，也是蕩然無存。此類例子已舉不勝舉。

少林寺鼓樓圖片 

以上兩處古跡今均已蕩然無存

另外，日本學者也做了很多細節的調查，比如伊東忠太從“裝飾紋樣”，即圖形文字方面進行的建筑考察，關野貞所做的與建筑有關的虎及兔雕刻考察等。如果做建筑微觀上的研究，看一下關野貞的調查研究會有很大收獲。他對陵墓碑碣的調查也是非常詳細的，包括陵墓碑碣的變遷，拍攝了很多照片。可惜到他死后，1938年日本巖波書店才把他的文章、遺稿等整理匯編出來，就是我們現在的這本《中國古代的建筑與藝術》。

澎湃新聞：《中國紀行》里面，伊東忠太還對中國的建筑給出意見，他希望中國沿著古代建筑的脈絡一直往下走，不要太被西方影響。

張明杰：伊東忠太曾應中國營造學社的邀請，做了名為“中國建筑之研究”的演講，時間大概是在1930年6月18日這一天，由北京大學錢稻孫翻譯成的中文稿，刊登在當時的《中國營造學社匯刊》上。他講到首先要把中國古老的建筑做徹底的調查，要把文獻整理保存起來，當時他把希望寄托在朱啟鈐他們身上，關于中國建筑的出路，他指出“以五千年來中國之國土與國民為背景而發達之樣式為經，以應用日新月異之科學、材料構造設備等為緯；必于其間求得清新之建筑。”我覺得他的這一建議或忠告，在時隔80多年后的今天聽起來，仍不失其現實意義。看看我們中國最近這幾十年的建筑，雖說有了不少進步，也令人眼花繚亂，但到現在還不能說已經走出一條中國的路來。

天龍山石窟的文物盜賣與日本山中商會

澎湃新聞：你覺得20世紀初這些日本人到中國考察，給中國帶來的影響是怎樣的？

張明杰：承認有影響，當然這種影響也有好的和不好的。剛才已經涉及到，這些日本學者的實地考察對我國相關學界及學者帶來很大刺激，也促進了我國相關領域的研究。至于他們的考察對象，如佛教石窟等，客觀上也帶來了種種影響。比如說1902年，伊東忠太考察到了大同，找到云岡石窟，并將這一逐漸被人遺忘的藝術寶庫公之于眾，轟動一時。隨后，引起中日學者的關注和研究，后來佛教造像也招致不同程度的盜鑿，但也促進了人們對此石窟的重視和保護，所以云岡石窟相對保存得還比較好。

但是日本人的關注也帶來很多負面效果，比如關野貞1918年在華北地區做調查的時候，按照地方志的記述去了天龍山，回到日本以后馬上寫了一篇關于天龍山的論文發表出來，引起很大轟動。 關野貞“發現”了天龍山石窟以后，本來天龍山石窟應該得到妥善保護，結果7年以后，天龍山佛像遭到了滅頂之災，現在去看真是慘不忍睹。很多佛教造像都沒有了頭，有的甚至整體被盜。我過去做過一些調查，從結論來講，天龍山石窟遭劫跟日本的跨國商會山中商會有很大的關系。這個商會的頭目山中定次郎兩次到天龍山，第一次是1924年。他是世界級的美術商，就像現在有影響的房地產商大佬，如果看上哪塊地，哪塊地肯定就會升值。他一去看，就等于發出了一個強烈信號，就是說這些石佛是可以賺錢的。當地的不法分子夜里拿著照明及盜鑿工具，把很多佛像頭部都盜走了。這些被盜走的佛頭大都被山中商會買走，1928年，山中商會在大阪搞了一次拍賣活動，其中就有天龍山的石刻造像四、五十件，光是佛頭就有45件。這種行為更是加劇了天龍山石窟的破壞，后來山中商會的幾次拍賣會上又都有天龍山佛像出現。

澎湃新聞：山中商會具體的情況是怎樣的？

張明杰：山中商會本來是由大阪一家古玩店發展起來的大型文物企業。在山中定次郎的經營下，日益壯大，后在紐約、倫敦等歐美城市及中國北京均開設有分店，短短一、二十年時間就發展成一家規模巨大、舉世聞名的美術古董跨國企業。二戰前，其海外資產排名在當時日本諸多涉外企業中，也是比較靠前的。清末民初時期，山中定次郎曾頻繁地往來于日本、中國和歐美等國之間，搜購并轉賣了無數中國文物。他早期于北京做的最大一筆生意，是買下恭王府的豐富藏品。當年小恭王溥偉圖謀復辟，決定“毀家報國”，把家藏寶物基本上都賣給了日本人。1912年，當山中定次郎在恭王府瀏覽了如意庫、銅器庫等數十棟寶藏庫后，簡直被琳瑯滿目的寶物所驚呆。他當即決定將除書畫之外的所有藏品全部買下，后于紐約、倫敦等歐美都市舉辦多次拍賣會，從中賺足了資金。

山中商會北京分店（當時稱“出差所”），與其它歐美分店不同，基本上扮演了采購店的角色，即只在中國收購，不在中國經銷。定次郎每年至少兩次讓歐美各分店骨干到北京來采購，而且會根據各分店營銷特點，不同對待。如美國暢銷青銅器和石佛，英國人喜收藏陶瓷器等，就讓各分店根據這些特點，重點選購所需物品。據當時日本同行業人士回憶，定次郎每次現身北京，位于蔴線胡同的北京分店前，就會出現壯觀場面。一大早，就有攜帶大小包，或用人力車滿載各種古董而來的人排成長隊，等待收購。定次郎指揮中方店員，讓排隊者依次將古董擺放在一張大長桌子上，然后由歐美各分店出差來的人員挑選，最后在專設的賬房現金結算。其作業方式猶如大型收購站。當時日本同行業間盛傳定次郎所謂“一網打盡”商法，即基本采取來者不拒方式，有多少要多少，而且是現金支付。這樣，不僅是家有古董的人，而且連北京內外大小古董商也都成了山中商會的供貨客戶，積極從各方為其征集古董物品。據悉，20世紀2、30年代，山中商會歐美各分店經銷的文物，有百分之八、九十都來源于中國大陸，尤其是北京分店。可見，當時山中商會北京分店其能量及作用之大。

憑借著雄厚的資金和國際性營銷網，山中商會將大量中國文物倒賣到海外，以至于現在歐美和日本一些著名文博機構及其收藏，其基礎幾乎都是由山中商會奠定的。

山中商會會長山本定次郎（中排右二）在天龍山

山中商會拍賣的天龍山佛首

澎湃新聞：當時大概是什么人在倒賣文物？

張明杰：當時情況很復雜，倒賣中國文物的人也是各種各樣的，既有外國人，也有中國人，有古董商，也有書畫家、收藏家等。方式和方法也是多種多樣。我這些年一直都在關注中國文物是如何流失到海外，尤其是日本的，也做了大量文獻資料和實物調查。從時間上看，辛亥革命前后，流失到日本的中國書畫等文物尤其多。日本人收購倒賣的暫且不說，僅通過我們中國人之手流向日本的，就難計其數。比如說堪稱博物館規模的端方藏品、羅振玉藏品以及完顏景賢收藏書畫等，大多流入日本。

澎湃新聞：那中國文物的流失和這些早期的建筑學者們有直接關系嗎？他們是否也有直接參與到這個利益鏈條中？

張明杰：中國文物流失是個非常復雜的問題，早期日本的建筑考古學者來華調查與文物流失雖說不無關系，但也不能斷定完全是因為這些學者調查導致的。不可否認，關野貞等學者來華考察時曾買走一些畫像石及佛像、碑碣等，其行為本身刺激或增強了日本人的中國文物收藏欲望。不過，這些學者基本還是出于研究目的。關野貞曾受大倉商會委托，在華購買過石碑、佛像等文物，還擔任過大倉集古館顧問，為大倉集古館的雕刻文物收藏做出過貢獻。大倉商會開始購買了很多佛像等雕刻，但是因為缺乏專業知識，收購品質量欠佳，且真贗混雜，后來在關野貞的指導下，才開始走向正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