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球時報駐日本特約記者 陳言 環球時報記者 邢曉婧 張琪 盧昊】編者按：大約一周前，因接連爆出“日本人在華從事間諜活動被拘”的消息，日本政府向國民發布了一份在中國“防被抓指南”，詳細說明哪里不能去、哪里不能拍。乍聽起來有些令人吃驚，但想到日本有“情報社會”“信息民族”等稱謂也就釋然了。日本人對信息的敏感和依賴、搜集工作之細膩，為外界所公認。很多人都記得，上世紀60年代日本通過公開信息，準確判斷我國大慶油田位置、規模的故事。中國是日本的龐大近鄰，自然而然地成為其搜集信息的主要目標，對于日本學界來說，研究中國也是“宿命之事”。然而，擅長情報搜集和分析就一定能做出正確的判斷和決策嗎？日本曾經有過這方面的慘痛教訓，如今這依然是日本面對中國時需要思考的問題。

“中國”，被日本人千百次地放上解剖臺

兩個月前，在北京中央民族大學，《環球時報》記者聽了一位日本環境社會學家做的講座，主題是環境。這位學者在講述中穿插了他對中國社會日常的細致觀察，甚至包括當時的柳絮怎樣等。但讓記者印象最深的是，他講授的內容都在隨身攜帶的厚厚筆記本上——密密麻麻的文字;展示數據時他直接拿出期刊和資料實物，而非用PPT。

這位日本學者的舉止反映了絕大部分日本人的一個習慣——衣兜里總揣著小本子和筆，一有機會就不停地記……這是日本社會被稱作“情報社會”、日本人被稱作“信息民族”的重要原因。這種習慣，很多人是贊賞的，但如果與“情報”扯上太多關系，就難免瓜田李下了。特別是安倍上臺后，日本對外信息搜集愈發加速。據日方統計，因涉嫌間諜行為，從2015年5月至今，在華被拘留的日本人至少有12人。

香港著名時政評論員邱震海曾在其著作《迫在眉睫》中有這樣一段記述：2013年，他主持一個有關諜報的節目，請來臺灣前情報人員蕭臺福。蕭說他看過一篇報道，是日本一個商社的職員寫了一份報告，被日本情報機關拿到了，內容是“如何跟中國人談話”。具體是不要到辦公室去，下班后找個酒館私下慢慢聊;要分很多次聊等。最后日本人會將這些零散信息整理出一個整體。蕭臺福說，如果沒有對情報的警覺，不大容易防范日本人，因為他們很自然地跟你交往，然后用研究文書的精神整理信息。

關于日本人隱秘而細致的信息搜集能力，最近網上還流傳這樣一段話：曾經留學日本的蔣介石說：“日本人無論男女，都有一種很深的‘諜’性。不要小看每一個來華的日本人，他們都有情報搜集的任務，別看他笑臉迎人，很有可能反過去就用情報吃你肉、喝你血。”

《環球時報》記者沒查到這句話的權威出處，多名研究中國近代史、蔣介石及情報史的學者均表示沒聽說過，并認為不像蔣的用詞。但同一時期另一位曾留學日本的國民黨元老戴季陶則確實感慨過日本人對華研究之深。“‘中國’這個題目上，日本人也不曉得放到解剖臺上解剖了幾千百次，裝在試管里化驗了幾千百次”，他在《日本論》中寫道。

這些言論符合中國人對日本搞諜報的歷史印象。1868 年，日本明治天皇頒布進行改革的《五條誓文》“求知識于世界”，之后日本大規模搜集各國情報，從陸海軍到民政、教育和工業，無所不包。與其他國家不同的是，除官方情報機構外，日本還擁有龐大的民間力量，許多民間團體和個人自發進行情報工作。

中國是日本進行情報搜集的主要目標之一。靠著出色的情報工作，日本在1894年的甲午戰爭中戰勝了看起來依然龐大的中國。之后，日本派出更多力量對華進行地形地貌勘測等，針對中國進行長期研究。有日本學者統計稱，從1873年到1945年，日本在中國勘測長達72年，動用了最先進的勘測技術。盡管日本在投降之前大量銷毀地圖，目前美國收繳和保存的日本制作的中國和朝鮮地圖仍有約2.5萬張。

有一類日本暢銷書 傳授如何與中國人“談話”

在現代商業社會，日本民間機構搜集信息的主體是企業。網上有說法稱，很多日本公司機構人員訪華后都寫報告遞交給有關部門，這里面其實有很大夸張成分。日本公司的情報搜集基本不依賴個人，大公司會成立“戰略發展部”“中國事業部”等;中小企業更靈活，會按需求訂閱研究機構的信息資訊，或委托專業機構撰寫研究報告。

《環球時報》記者了解到，日本公司里的對華信息收集工作，多是由中國員工完成的。一名從事過相關工作的前日企員工告訴記者，“我們每天早上上班先收集當天信息，主要通過搜索關鍵詞從網上獲取，內容以經濟信息為主，政治信息也需要，因為中日兩國的政治關系往往會對經濟產生較大影響。然后，我們會按照‘標題＋鏈接’的形式匯總，發送給日本總部。”

這名員工說，對外他們強調通過“公開渠道”獲取信息，可這種方式有局限性，“我們還會組織和中國官員、公司、媒體人士聚餐，三杯酒下肚，問問想了解的情況，也不會尷尬。”這也是日本記者常用的方法，所以“共產黨相關人士透露”等字眼在日媒中頗為常見。不過，該員工曾因此被中國相關部門“調查”，并促使他決定離職。“既要把工作做好，又好像做了對不起祖國的事，夾在中間很難受。”

提到跟中國人打交道，《環球時報》記者注意到，2010年后，隨著中日民間交往加深，日本市面上開售很多類似“如何與中國人交涉/談話”的書。而一本1995年出版的名為《中國人的交涉術》，從最初的1650日元漲到1.2萬日元。該書宣稱通過講述與毛澤東等中國政要的交談方式，向日本人“解密”如何與中國人交流交涉。

事實上，選擇中國員工搜集信息也是日企有意為之，有日籍高管透露，“中國公民身份是個保護傘。”而由于販賣“中國情報”能賺錢，還有日本人定時向客戶發送信息，收取“咨詢費”。

搜集中國媒體或某些記者的報道也是慣用手法。有次《環球時報》記者就某一問題和日本人進行討論，對方竟當場從電腦里找出記者的某篇報道。記者驚訝地發現，他的一個文件夾專門存放記者關于日本政治、經濟方面的報道。

《環球時報》記者在采訪中發現一個有趣的現象。“你從中國出差回日本會寫報告嗎？”面對這個問題，日本人的反應不太相同，似乎從側面釋放出某些信息。比如，有人很自然地說，“當然要寫，這是工作的一部分。”有人則有些激動：“不會寫，也沒義務向日本政府報告”。

日本那段丑陋侵略史 人類學家“貢獻”驚人

很多人不知道的是，日本的社會學、人類學研究很先進，但因語言壁壘不為外界所了解。這類學科的基礎研究方法是觀察和收集大量社會資料。歷史上人類學和情報工作有密切關系，日本侵華前，所依據的很多資料，尤其是東北地區的詳細資料，都是其人類學、民族學學者做的。

據有證可查的資料，偽“滿洲國”時期，日本人在具有重要政治軍事地位的大小興安嶺周邊進行了大量調查研究，這些調查普遍得到軍部或治安部的協助或支持，主要圍繞當地的民族社會狀況展開大范圍初步調查和針對具體事項細致調查。日本學者永田珍馨1938年12月參與了偽“滿洲國”治安部在當時的額爾古納左旗實施的調查，他事后回憶說，本來是要調查各民族的狀況，然而為了關東軍應對蘇聯戰略的需要，專門對大小興安嶺鄂倫春人進行調查。據1943-1944年進入黑河、呼瑪河調查的日本學者原忠平回憶，日本軍方曾計劃建立一個類似只有鄂倫春人的區域以進行集中管理。

當時的日本人類學、民族學研究者充分發揮源自歐美的團隊協作式田野調查方法優勢，獲得了那一時期中國東北民族社會最基礎、最全面的數據資料，調查報告中有非常精確的描述，包括氏族起源、分布、環境、人口與體質、居住飲食、生計、嗜好、性情、語言、教育、民俗、宗教、家庭關系、社會組織與階層、武器與槍械等，里面對人物的記述也栩栩如生。

目前這些調查資料中存于中國的部分，集中于前身為“滿鐵”圖書館的大連市圖書館、吉林省圖書館以及黑龍江省圖書館等地。而當時參與調查的研究人員，部分后來成為日本著名人類學家，如今西錦司、梅棹忠夫、泉靖一等。根據當時調查資料形成的學術成果，如堀內竹次郎的《接觸鄂倫春人》(1929)、淺川四郎的《對興安嶺的王者———鄂倫春的理解》(1941)等，目前仍是國內相關研究領域的重要參考文獻。

值得一提的是，上世紀60年代末，由于日本經濟高速增長，日本企業在海外市場迅速拓展，各種海外研究經費大量增加，日本人類學者開始對世界各地開展調查和研究。在中國實行改革開放后，很多日本學者有機會來華從事田野調查，主要是以“滿鐵”資料為基礎的“重訪”研究，還有日本學者開展對中國西南民族的調查和研究。

人類學研究的基本特點是對異文化的日常生活進行觀察記述，這是正常學術研究，但相關信息一旦被大范圍、大規模或有組織地搜集，就需要注意了。當這些資料被政治所需要時，就有了情報意義和價值。

日本權威學者：研究中國是“宿命之事”

盡管有“情報社會”之稱，007、CIA、克格勃等是諜戰電影中常見的機構和故事，而日本卻少有相關場景。日本預測到重大國際政治事件、軍事沖突的時候不多，即便是經濟領域，國際社會也罕用日本情報。

日本的公安警察、充當密探的媒體，最擅長的是國內情報搜集及分析。日本的一些媒體在日本的情報能力不小，但到了國外，他們很小心，通常不敢直接去軍事禁區拍照、制作相關地圖。

過去也有膽大的日本使館武官直接闖入中國軍事禁區的情況，如2002年10月，日本駐華大使館武官天野寬雅因私闖中國軍事禁區而遭拘捕。但這種情況不多見，通常情況下，武官通過正式場合與所在國軍方的公開交流，獲取軍事情報，也通過與其他國家武官交換情報，來提升自己情報的準確性。

一名對中國情況十分了解的日企員工十分感慨地對《環球時報》記者說，“日本在中國人眼中政治經濟地位高的時候，從中國方面獲取的信息質量也高，但隨著日本經濟地位下滑，加上日本并不是政治、軍事大國，現在在中國獲取的信息，質量已經算不上上乘。”原因是什么？是在中日關系進入互不信任的階段后，日本官員、企業日籍員工與中國方面的交流也變得不太通暢，從中國官員、智庫等處拿到的信息也有限。

日本的信息收集98%靠公開渠道。誠然，日本非常擅長信息收集，日企研究所、企劃部門習慣盡可能多地訂閱各種報刊雜志、研究報告，做成剪報，然后不斷更新修正。這種系統性、長年積累的信息，常常讓外人震驚，但有了如此細致、系統的信息就能夠保證日企、日本政府在制定對華政策方針時冷靜嗎？

很多時候人們只能給出一個否定的結論。比如安倍堅信中國經濟不久就會崩潰，相關報告提交到安倍那里的，自然是中國的環境污染、官員腐敗問題等，談中國今后依舊能夠發展的報告，很難放到安倍的辦公桌上。企業也一樣，盡管有非常冷靜客觀的中國經濟報告會提交到企業總裁那里，但受安倍內閣、日本輿論的影響，真正相信中國還能發展的日本企業家不是很多。

《環球時報》記者想起，這些年，日本出版業除了讓“中國崩潰論”書籍充斥市面外，也出了一些總結日本戰爭失敗原因的著述。比如1991年出版發行的《失敗的本質》，到2017年記者購買時，已經增印63版。該書稱，戰爭時期日本的失敗不是沒有收集到足夠的信息(諜報)，而是戰略方針失誤導致的。

不少研究中國的日本學者認為，無論是古代的中國還是現代的中國，對日本都有“參照系”價值，日本可以通過中國更好地認識“自我”。日本的中國思想史專家溝口雄三著有一本《作為方法的中國》，書中稱，日本人做中國研究的實質，是把中國視為方法，作為分析和驗證日本文化特質的參照物。日本的中國問題專家毛里和子也曾說，中國研究對日本社會科學來說是“宿命之事”。

如果日本方面能夠經常和中國交流，在對華戰略制定上日本該不會如此強調對立。最后2%的信息拿不到，就像水燒到98度依然不能算開一樣，日本的信息工作最后還是實現不了真正的準確。很多時候，戰略失誤正是這樣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