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料圖：日本航空自衛隊

警惕日本對華情報戰

吳敏文

5月22日外交部例行記者會上，在回答日本共同社記者相關提問時，發言人華春瑩回應說：“根據我的了解，中方有關部門的確依法對6名涉嫌在中國從事違法活動的日本公民進行審查，并且根據中日領事協定，及時通報了日本駐華的相關領事機構。”共同社的報道則明確了6名日本人分別在中國山東、海南被扣留，原因是：危害中國國家安全。

日本對華情報的超常“熱心”

曾經留學日本的蔣介石對此感慨很深：“日本人無論男女，都有一種很深的‘諜’性。不要小看每一個來華的日本人，他們都有情報搜集的任務，別看他笑臉迎人，很有可能反過去就用情報吃你肉、喝你血?！?/p>

日本社會學家中根千枝的話與此形成印證：“日本投在中國研究上的費用，比投在美國研究上都多。日本至今擁有世界最大的中國研究國的桂冠，中國問題研究者超萬名，另外還有數百萬中文學習者。他們不僅研究中國的歷史文化，也調查研究當代中國產業。日本學者之間有默契，分擔中國研究的各方面?！?/p>

很多日本公司、機構人員訪問中國，回去都撰寫詳盡的報告，遞交給日本政府內閣情報調查室、外務省調查部、警視廳、防衛廳和法務省的情報機構。對比一下：如今赴日旅游的中國人非常多，可很多人除了將日本店里的電飯煲、馬桶蓋買斷貨，會對日本有探索和研究的興趣嗎？

一些日本人對情報有特殊的悟性，以至于被稱為“情報吸塵器”。例如，一次日本某企業代表團到天津訪問，會談時電燈突然閃了一下，他們立即判定天津電力供應緊張。隨后在天津有關方面到日本購買電力設備時，日本人抬高價格，而且不做絲毫讓步。

日本對中國的了解深入到什么程度呢？中國社科院前美國研究所所長資中筠的父親資耀華先生，出生在湖南耒陽深山老林中一個叫“資家坳”的小山村。這里有一種地下的無煙煤質量特別好，燒起來無味無煙，燒完只留下一點白灰。村民用來取暖做飯十分方便。由于交通不便，不可能大規模運出去;儲量不大，也沒有機構來大規模開采。無論在多大、多詳細的中國地圖上，都沒有這個偏僻山村的標注。但后來資耀華先生留學日本，在日本的同文書院發現有對中國各省的調查報告，其中竟記載有湖南耒陽田心鋪某山上有無煙煤礦!

日本人不僅具有敏銳的情報感悟能力，而且有強大的情報分析能力。1964年，一期《中國畫報》的封面刊登了一張照片：大慶“鐵人”王進喜頭戴大狗皮帽，身穿厚棉襖，頂著鵝毛大雪，握著鉆機手柄眺望遠方，在他身后散布著星星點點的石油井架。日本根據照片上王進喜的衣著判斷，地點在北緯46度至48度的區域內，進而推斷大慶油田位于齊齊哈爾與哈爾濱之間。通過照片中王進喜所握手柄的架式，推斷出油井的直徑。從王進喜所站的鉆井與背后油田間的距離和井架密度，推算出油田的大致儲量和產量……通過深入的情報分析，日方迅速設計出適合大慶油田開采用的石油設備。當中國向世界各國征求開采大慶油田的設計方案時，日方一舉中標。

當前如何呢？旅日學者、亞洲通訊社社長、日文報紙《中國經濟新聞》的創辦者徐靜波，據其2015年出版的中文著作《靜觀日本》中《沒有人比日本更關注中國》一文透露，2013年中國新一代領導人上任，總理的記者招待會一結束，他就立即趕往機場，因為他應邀于次日給日本最大的廣告宣傳公司電通公司講中國新一代領導體制的特點。

甲午戰爭前日本對華情報戰

甲午戰爭前，日本對華情報戰進入歷史上第一個高潮。這次與中國唐代日本對華大規模派送“遣唐使”有本質不同，派“遣唐使”是為了學習中國的科技文化和典章制度，經過中日雙方協商，形式是公開的;而這次日本的明確目的是日本在與西方列強簽署的不平等條約中吃了虧，要通過奮發圖強把損失從中國找補回來，以中國為壑，形式是隱蔽的。

1871年3月，日本議院參議江藤新平向日本當局提交了《對外政策意見書》，強調對“西陸大國”(中國)加強情報研究的重要性，建議盡快向中國派出諜報人員廣泛搜集情報。次年，日本陸軍大將西鄉隆盛派出陸軍少佐池上四郎等3人潛入中國。一年后，3人向日本當局提交了名為《滿洲視察復命書》的間諜報告，稱“(清國)積弊久生，士氣腐敗，兵士怯懦，常備軍殆成虛名。況朝廷綱紀廢弛，賄賂公行，商民怨嗟，皆屬實情。如此下去，不出數載，清國勢將土崩瓦解”。

有日本“情報戰之父”之稱的福島安正自小天資聰明，學習刻苦，熟練掌握英、法、德、中、俄等五門外語，于1874年任日軍參謀本部長官山縣有朋的秘書，負責為山縣有朋收集海外情報。

1879年，福島安正首次進入中國，喬裝成華人，在大江南北游歷5個月，收集了清朝大量的政治、軍事、經濟、文化情報。他把偵察所得整理成《鄰國兵備略》和《清國兵制集》上報日本大本營。其中對大清最為經典的結論是：“清國的一大致命弱點，就是公然行賄受賄，這是萬惡之源。但清國人對此絲毫不反省，上至皇帝大臣，下到一兵一卒，無不如此，此為清國不治之癥。如此國家根本不是日本之對手。”

據日本學者描述，甲午戰爭前，中國對于日本而言，已經是手術臺上的裸體巨人。由于對當時中國政治、軍事、經濟、社會等各個領域的全面深入了解，日本大本營決計對清國開戰。當中日兩國在朝鮮陷入和戰難決的僵局時，1894年7月12日，日本外相陸奧宗光訓令日本駐朝公使大鳥圭介：“促成中日沖突，實為當務之急。為實行此事，可以采取任何手段?！?/p>

“九一八”事變前日本對華情報戰

通過甲午之戰，日本從中國攫取了2.3億兩白銀，相當于日本4年的財政收入，還迫使清政府割讓臺灣、澎湖列島。巨額的戰爭收益使日本更加貪婪地虎視中國。

1906年，日本政府設置了一個明為鐵路經營公司實為情報機構的“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簡稱“滿鐵”?！皾M鐵”分管對華情報搜集與宣傳的人員就達2000多名。直到1945年日本戰敗，“滿鐵”的“家底”才得見天日。據統計，除去6200多份調查報告，還包括50多萬份調查研究積累起來的資料，包括各種檔案、情報、書籍、雜志、剪報等。

而這遠非“滿鐵”的全部家當，僅是大量日軍機密被投放到原731部隊的焚尸爐中銷毀一個多星期之后的“劫余”?！皾M鐵”的情報細致到什么程度呢？以“滿鐵”本部撰寫的《東三省中國重要文武官員人名表》為例，包括所列名人的履歷、黨派、事業等信息，甚至連某人“性格溫厚篤實，喜愛盆景、書畫、古董、小鳥，不吸煙不飲酒，人稱‘好好先生’，對日親近”等信息也詳細記錄在案。

提到“九一八”，不能不提其主要策動者之一石原莞爾。石原莞爾1918年以第一名的成績畢業于日本陸軍大學。優裕的家庭條件和系統的軍事教育，以及超高的悟性和學習能力，使其迅速成為日軍年輕的戰略家。1920年4月，石原莞爾被派到中國武漢的日本公使館任職。石原莞爾用一年多跑遍湖南、四川、上海等地進行實地考察，形成了他關于清國的考察報告：清國“官乃貪官、民乃刁民、兵乃兵痞，是一個政治失敗的民族”。這一結論成為他策動兩萬日軍進攻20多萬裝備精良的東北軍，制造“九一八”事變的底氣來源。

1931年“九一八”事變前，除了常規間諜手段，日本關東軍情報機構還組織多次“參謀旅行”，秘密到長春、哈爾濱、海拉爾、洮南、山海關、錦州等地實地偵察，籌劃侵占中國東北的作戰方案。

日本陸軍大尉中村震太郎秘密潛入中國興安嶺地區進行兵要地志調查，勘探戰時日軍沿興安嶺斜向縱段深入時的宿營、給養、給水、行動的難易情況。寧夏大學沈尼克教授在他的《百年來日本對中國戰場調查——日本侵華兵要地志縱橫談》中寫道：“日軍參謀本部要求，須對區域的地質、山地、平原、河川、湖沼、森林、居民等地理要素進行戰略戰術上的評述。如山地的比高、起伏、狀態、植被狀況等對軍隊展開、運動、指揮、聯絡、展望、射擊及方向維持的難易”等。

抗戰期間中國軍隊繳獲并翻譯的日軍《野戰騎兵排長必攜》手冊，更是細致到令人吃驚的程度：“滿洲之土地，稍遇陣雨，則忽成泥濘，因此發生黏著力，以致增加馬掌脫落之事。”抗戰中中國軍隊在湖南發現繳獲日軍印制的湖南地圖極其精準，于是干脆使用侵略者的地圖指揮作戰。

當前日本對華情報戰

近年來，日本的對華情報活動進入一個新的高潮期。信息時代的戰爭方式主要是遠程精確摧毀，精確摧毀需要精確定位，為此，日本間諜對華情報獲取方式改變為非法精確測繪。

據公開報道，2002年10月26日，日本駐華武官天野寬雅在寧波軍事禁區內搜集情報時，被中國相關部門發現并逮捕。

2005年9月14日，日本株式會社國土情報技術研究所所長大林成行以旅游者的身份入境，與他的學生東俊孝9月23日到達新疆和田市，并于當晚在和田市機場附近一處屋頂安裝GPS接收機作為固定站，另一臺GPS機安裝在他們乘坐的汽車里作為流動站，用來采集數據。

他們觀測并采集了和田機場、和田市至當地重要水利設施公路的地理坐標數據，精確度達到20至50厘米。兩人被查扣后，發現其便攜式電腦里還有中國其他省市的相關測繪數據。

2007年3月23日至27日，日本人佐藤正光、水上和則攜帶兩部手持GPS接收機，1∶25萬、1∶50萬比例尺英文版地形圖光盤、筆記本電腦等，以考古研究名義在江西省南豐、鷹潭、上饒、鉛山等地，擅自實施測繪竊密活動。江西省國家安全機關聯合測繪部門對其審查，發現他們采集的坐標點位數據中有2個絕密級、4個機密級、1個秘密級軍事秘密，對我軍事設施安全構成嚴重威脅。

2008年，日本諜報分子因窺測和拍攝中國河北某軍事設施被逮捕。2010年2月20日，某日本公民攜帶手持GPS接收機在塔城地區進行測繪活動時被發現，其采集的地理坐標信息共598個，其中588個位于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內，涉及塔城地區軍事管理區的有85個。

另據報道，2015年5月，一名日本男子因為闖入浙江東部的一處軍事設施內被捕。同年，一名頻繁出現在中朝邊境地區的日本籍男子引起中國安全部門的注意，他在接受審訊時承認，自己的使命與日本政府有關。

由于采取各種方式掩飾間諜活動，有的日本間諜對中國的竊密活動甚至長達數十年之久。如日臺經濟人協會理事長阿尾博政，他以經濟學學者的身份潛入中國，從1982年開始，為日本陸上幕僚監部呈報了150篇關于中國情況的報告。2009年，他還在日本出書講述自己的間諜經歷。

另如2016年7月因涉嫌從事間諜活動在中國被捕的日本日中青年交流協會理事長鈴木英司。1983年8月14日，鈴木英司受中華青年聯合會的邀請訪華。在這之后的33年間，訪問中國約150次。鈴木英司于2016年4月獲邀擔任日本眾議院調查局客座調查員一職，負責中國局勢和朝鮮問題的調查分析，并于同年5月在眾議院調查局發表了題為“中國的外交”的演講。

由此可見，日本間諜以旅游、學術合作或者公然以間諜身份，對我國進行了大量的非法偵測活動。以上事例僅為被我方發現查處的個案，對于更多的負有情報使命、以公開或不公開身份來華的日本人員多到無法統計，對其防范與否完全取決于我方人員是否有防范意識。

在信息化戰爭時代，各國坐標體系和起算點都屬于絕密。先進的衛星攝影攝像能對地面物體清晰拍攝，但沒有坐標數據則無法精確定位。日本間諜非法測繪中國地理坐標信息，能為其導彈及制導炸彈精確摧毀我方重要目標實施導引。一旦其需要對我戰略要地進行轟炸，他們的職業及業余間諜非法測繪積累的目標定位信息，就會使我們蒙受慘痛損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