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陽殷墟的后岡9號大墓，出土一具成年男性骨骼，頭骨前囟點處有一穿孔。內創緣直徑約8毫米，外創緣直徑約19毫米，呈喇叭形，斜坡面經人工刮削，表面鈍化變得齊整光滑。學者推測，該男性曾被做過開顱手術，而且手術非常成功，術后繼續存活。2018年在安陽大司空又發現一例新證據，亡者是一個孩童，年齡不足10歲，頭骨頂部正中有一直徑約1厘米的圓形穿孔。可見后岡所見開顱術并非孤證，將來可能還會有更多的例證被發現。

1919年陳邦賢撰寫《中國醫學史》（1957年修編第三版），利用文物考古資料和相關研究，系統介紹了史前、夏商周、秦漢、魏晉南北朝、隋唐、宋金元明清及近世的醫學。當時中國近現代考古學尚處起步階段，田野考古資料較貧乏，該書對先秦醫學史概述粗疏，對商代醫學史涉及更少。

自1928年殷墟科學發掘以后，考古資料逐漸豐富，利用第一手考古資料進行醫學史研究的范圍得以拓展，胡厚宣和嚴一萍等借助卜辭資料，對商代的疾病種類和治療方法進行了有益的探索，但在考古資料的運用方面，當數宋鎮豪先生在《夏商社會生活史》中的研究最為全面系統。上世紀90年代以來，考古發掘大規模開展，田野資料極大豐富，對商代醫學史研究更具條件。殷商醫學成就到底有多高？

首先，商人對人體結構和各部位的疾病有較系統的認識。據宋鎮豪先生統計，殷墟甲骨文資料中，已記載疾首、疾腦、疾目、疾耳、疾口、疾舌、疾胸、疾齒、疾足、疾骨、疾有夢等50余種疾病，涉及內科、外科、口腔科、牙科、五官科、眼科、骨科、神經科、腫瘤科、小兒科、婦科、傳染病科等各醫學領域。商人不但給疾病以專有名詞，而且均以病理感覺和病灶病發部位定名。

其次，商人對物質藥性有較多了解。據《逸周書》記載，武王滅商，曾效仿殷政，“鄉立巫醫，具百藥，以備疾災。畜五味，以備百草”，說明殷商時期人們對很多物質的藥性也已非常了解。

在商代遺址中，常發現明確作藥用的植物標本。在河北省藁城臺西商代房址出土的陶罐中，分類盛裝桃仁和郁李仁等植物種子，均為活血化瘀的藥物。2004年殷墟大司空303大墓出土數千片植物葉片，因與青銅酒樽共出，所有葉片均未腐朽。據專家鑒定，這些葉片為短梗南蛇藤，是一種常用的中藥材，可清熱解毒，祛風除濕，解蛇毒。2000年在殷墟花園莊東地發掘54號墓，墓主人左側股骨有創傷，肌肉組織中粘有大量炭化花椒。值得注意的是，墓主人其他部位的肌肉組織均已朽盡，恰恰花椒覆蓋的肌肉組織被干化保留至今。花椒性熱、味辛，具有溫中止痛、止血、生肌和防腐的作用。顯然這些花椒是商人有意敷于創傷處。

第三，商人已能熟練運用多種醫療器械。有學者認為，考古發掘的大量石器和骨器，用途并不單一，砭石就是石器時代的產物，沿用至今，應是現代醫用針和刀的前身。在殷商時期遺址中，各種材質的刀、鑿、針、鐮等遺物出土數量眾多，其功能亦非單一，除廣泛用于日常生活外，其中部分應同時可用作醫療器具。

2004年安陽殷墟大司空村213號墓葬出土一件雕刻精美的骨管，骨管中盛裝4枚骨針。值得注意的是，通常考古發掘的骨針都是一端尖銳、一端有針眼，可以引線，這類針可縫制衣物，但這次所出骨針兩端均尖銳，無法穿針引線，顯然不能用于縫制衣服，很可能是用于醫療的針刺器具。

《黃帝內經·靈樞》記載有“九針”的名稱和使用方法。殷墟大司空213號墓所出長針約合四寸，與《靈樞》的“大針”相符，中長者約合三寸半，與“提針”相合。兩端尖銳且無引線針眼的骨針，殷商時期的遺址中并不少見，可見已廣泛使用于醫療。

殷墟考古發掘中，還常見各種形制的石（或玉）刀和鐮等，有的刃部和尖部鋒銳，有的則圓鈍，前者可用于農作，后者則無法作收獲之用，很可能就是醫療用具。殷墟花園莊東地54號墓所出玉刀，刃部圓鈍，因長期頻繁使用，表面極為光滑，很可能就是一種按摩器具。還有該墓出土的5件玉觿，制作精良，不排除也是按摩器具的可能。于省吾《甲骨文字釋林·釋殷》說：“古文殷字，像人內腑有疾病，用按摩器以治之。”若此說不誤，殷商時期多見針砭、按摩器具是完全可能的。

從現有考古資料來看，殷商時期人們對人體各部疾病已有較系統的認識，而且針對不同的疾病已能用藥物、外科手術、針灸和按摩等治療手段。伴隨著殷墟考古發掘的不斷深入，會發現更多有關醫療方面的遺存，為殷商時期醫學史研究提供更多的科學依據。

《 人民日報 》（ 2018年10月17日 24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