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年的記憶,從新的一年開始更新、輪回,古老的春節(jié)文化,就是這樣延續(xù)、傳承至今。雞年到了,當我走進新疆博物館,靜靜地欣賞“西域文明之光”展廳中有關雞的文物,好像穿越了歷史長河,看到中國傳統(tǒng)漢文化在古代新疆的傳播,還有多元文化的融合。

生肖雞俑與多民族

新疆博物館大廳展柜里,有一組四尊十二生肖俑,色彩鮮艷,栩栩如生,首先吸引了我的眼睛:兔俑、羊俑、豬俑和雞俑。這些用土或陶制作出來的塑像,造型是人的身體、文臣形象,頭部是兔、羊、豬和雞,仿佛四位謙謙君子,正向人們拱手行禮。

這組唐代時期的十二生肖俑,是20世紀70年代從吐魯番市境內阿斯塔那古墓群發(fā)掘出土的,好像一道風景線,只要走進博物館的人,就會被它奇怪的造型所吸引,充滿了好奇。

記得三年前,我在陜西歷史博物館參觀時,欣賞到了一組完整的十二生肖俑,其相貌、服裝、體態(tài)甚至大小形狀,和這四尊生肖俑十分相像。將這兩組一對比,我便不由自主地產生這樣的推想,中華傳統(tǒng)文化里的十二生肖,唐代時期曾在中原地區(qū)盛興,并沿著絲綢之路傳播到了西域,成為西域先民們一種生活習俗或精神信仰寄托。

雞年話雞,讓我們重點關注那尊雞俑吧,或許從它身上,可以找到這一推想的印證。

中國古代有人提出,雞有“五德”。即頭戴冠為“文”,腿上有距為“武”,面對敵人敢斗叫“勇”,有了食能分享叫“仁”,每天太陽日出時的啼叫、守時而不失叫“信”。人們把雞奉若神明,安排進十二生肖之中,主要是與“吉祥”的“吉”字諧音。后來,又把雞的形象,制成陶俑,縫成錦袍,是企盼“吉祥”“如意”的美好寓意。

再看這尊雞俑,身穿寬袖、右衽服裝,顯然是中原地區(qū)漢人的一種服飾。望著它,讓我感到非常好奇的是,它為什么出現在當年的吐魯番?

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長、研究員安尼瓦爾·哈斯木和同事伊斯拉菲爾·玉蘇甫共同寫的《維吾爾十二生肖文化源流考》一文,我讀后,有了一種豁然開朗的感覺,心中的諸多疑惑自然被解開。文中寫道:“中國十二生肖文化覆蓋面很廣,不僅流傳于我國漢民間,而且也較廣泛地流行于各少數民族間。”“雖說對于新疆古代先民早期生肖文化的起源,目前受資料所限,無法給出一個確切答案,但依據新疆境內出土的佉盧文書,可大致認為,公元3世紀中期至4世紀中期,十二生肖紀年法已傳入西域。”

安尼瓦爾·哈斯木仔細研究了我國相關的文獻和考古資料,提出早在殷商時期,一直過著游牧生活并非常熟悉牛、羊、馬、狗等動物的突厥人,就開始吸收并使用中國的十二生肖紀年法了。后來漠北時期的回鶻人,因和中原王朝關系密切,也使用十二生肖紀年法,其計算日歷和日子的方式,和十二生肖紀年法幾乎完全一樣,隨著高昌回鶻汗國與喀喇汗王朝的建立,突厥人普遍都在使用十二生肖紀年法。再后來,以回鶻人為先民之一的維吾爾族人延續(xù)了它。

直到今天,維吾爾族民間仍有斗雞的習俗。記得五年前的冬天,我曾在南疆洛浦縣納瓦鄉(xiāng)觀看過一次維吾爾族民間斗雞活動。那天,在一個平日清靜的曬物場上,圍滿了維吾爾族男人,一陣陣歡呼聲中,兩只健壯的公雞,斗來斗去。一只公雞贏了,人們又吆喝它和另一只公雞斗。“加油、加油”“巴郎子,好樣的,再來一次”,人們的鼓動聲、呼叫聲此起彼伏。最后,那只公雞“咯咯咯”叫著高昂著頭,贏得了最后的冠軍。至今,那場斗雞活動熱鬧、激烈的情景,仍歷歷在目,讓我再次回味著這樣一個道理,人們在斗雞中,尋找的不只是哪只雞是贏了,或輸了,而是一種強壯和勇敢的精神,這大概就是人們所說雞身上“五德”中的“武”和“勇”吧。

“其實,不光是維吾爾族,新疆還有很多民族的傳統(tǒng)民間文化,都和十二生肖文化有聯系。比如,哈薩克族人根據白天和黑夜的循環(huán)、月亮圓缺以及一年四季的交替等自然規(guī)律制定出歷法,和維吾爾族一樣,把一年分為12個月,3個月為一個季,哈薩克語為"托克散",還有獸帶歷法等。柯爾克孜族不僅使用十二生肖紀年法,還積累了許多的天文知識,用在了現實的社會經濟和日常生活當中。”安尼瓦爾·哈斯木通過對新疆出土的佉盧文、漢文和回鶻文文獻及傳世的《突厥語大詞典》所反映的生肖文化內容的研究,還發(fā)現這些使用突厥語的民族關于十二生肖文化的來源傳說中,有一個相同點,就是他們使用十二生肖的排列,不但基本相同,而且與中原地區(qū)也基本相同,這就說明各民族民間傳統(tǒng)文化在很早的時候,已經相互交融,彼此滲透、影響。

“不同民族流傳和使用的十二生肖紀年法,雖說有不少差異,但基本上大同小異,可以認為源于一脈。”安尼瓦爾·哈斯木的這個觀點,使我感到有些驚訝與興奮。當我平復了激動的心境,再仔細欣賞這尊漂亮的雞俑時,似乎更加真實地看到,眼前不只是一尊雞俑,還有中原漢文化與西域綠洲文化的交融,與草原文化的交融,這都早已深深地融入了新疆多民族生活習俗中,千年之中,渾然不覺。

欣賞完雞俑,我來到另一個展柜,欣賞另一件與雞有關的文物——雞鳴枕。

這個雞鳴枕是在尼雅遺址出土,顏色鮮艷,做工精細,形狀像個巨大的餃子,兩端翹起,一邊是栩栩如生的雞頭,一邊是雞尾,中間寬厚凹陷,若是人的頭枕在中間,這正是人們常說的“高枕無憂”。最有意思的是,雞鳴枕上面織有“延年益壽大宜子孫”漢字,配有祥云、瑞草圖案,這種典型的傳統(tǒng)文化圖案和文字,讓我很快感受到了濃濃的中原地區(qū)漢文化,曾經在位于塔克拉瑪干沙漠腹地的尼雅王國落了根。

關于枕頭的來歷,史料有這樣的記載:三國時期的某一天,曹操在中軍帳中挑燈夜讀,到了三更時分犯困,身旁的書童請他上床休息,床上有幾本木匣式兵書,書童就將其平擺在床的一頭。曹操太困,稀里糊涂地將頭枕在木匣上就睡,而且睡得很香。書童見此情景,根據木匣的形狀,用軟物制作出了一種物件,呈給曹操墊在頭下,曹操問此物何名,書童只答墊頭之臥具,曹操便將此種物件取名為枕頭。

在我看來,古老的先民們,早就知道睡覺時,在頭底下放只枕頭,這樣睡著舒服。諸多的新疆考古資料也在證明,原始人類,起初人們用石頭或草捆等當枕頭,到了戰(zhàn)國時期,人們開始講究用竹枕了,之后,古代先民還在枕內放藥以治病,叫“藥枕”。后來,我國民間還有這樣一種說法,小孩子枕在雞鳴枕上能變得乖巧、聰明,而成人枕雞鳴枕有著期盼如意、吉祥、光明的寓意。漸漸地,雖說沒有明文規(guī)定,實質上,雞鳴枕成了一種身份的象征。

那么,從尼雅遺址出土的這件雞鳴枕的主人是誰呢?八年前,我曾去位于塔克拉瑪干沙漠腹地的尼雅遺址考察,同行的新疆文物局專家們給我介紹這處遺址時,最讓他們感到自豪的出土文物,都是和雞鳴枕一起發(fā)掘出土的,比如“五星出東方利中國”護臂錦、帶“王”的陶罐等。他們告訴我,年代的久遠和史料的不全,使他們難以將這些文物說得十分精準,但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漢代時期,中原王朝有著對西域的統(tǒng)治與管理。而這只精美雞鳴枕的主人,絕非一般人,是精絕國王,還是貴族?不太好說準確,但應當是一位有一定地位和身份的尼雅人。

在我看來,不管他是誰,屬于什么族群,但他對漢文化的崇尚、傳承和信仰,早已融進了思想精神里,居于尼雅一隅,與今生來世長存。而這種對雞鳴枕的喜歡與崇尚,我在新疆諸多的考古發(fā)掘中都曾經真實地看到過。比如營盤墓地、山普拉墓地、阿斯塔那古墓群墓葬等,新疆考古人員也同樣發(fā)掘出了幾只雞鳴枕。當我從新疆博物館、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的展柜一一欣賞后,發(fā)現從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一直到唐代,那些枕頭雖說材質、形狀不一、數量也不少,但都趕不上雞鳴枕的漂亮,樣式獨特、材質講究,做工精細。

這么精美的雞鳴枕,同樣在位于吐魯番市境內的阿斯塔那古墓群出土過一只。阿斯塔那古墓群是西晉至唐代時期高昌城居民的公共墓地,主要葬著漢人,還葬有車師、突厥、匈奴、高車以及昭武九姓等多個族群的居民。同尼雅遺址出土的那件雞鳴枕一樣,這只精美的雞鳴枕因年代的久遠和歷史資料的不全,考古專家不好準確地判斷出它的主人身份,是達官貴人、族群首領還是富商?但可以肯定的是,絲綢之路的開通、中原王朝對西域的統(tǒng)治與管理,還有大批中原地區(qū)漢人向西域的遷移,將很多中原漢文化帶到了這里,對當時生活在這里的漢人、車師、突厥、匈奴、高車等各個族群的先民,都受到過較大的思想影響,雞鳴枕就是最好的證明。當然,這還要感謝曾經生活在吐魯番盆地各族群的先民,要不是他們對中國傳統(tǒng)的漢文化,不分你我,自然而然地接納、吸收,或許中國傳統(tǒng)雞文化不會一直延續(xù)到今天,如同吐魯番的維吾爾族民間至今仍保留著斗雞的傳統(tǒng)一樣,早已融入他們的生活。

雞,帶給西域古老先民們的美好寓意與祝福,不知不覺,滲透到了各個族群。特別是那些喜歡用雞鳴枕的達官貴人、族群首領或富商們,生前死后,不離不棄,相依相伴,期盼如意、吉祥、光明,期盼子孫繁衍和生命延續(xù)。但愿這樣的期待、這樣的祝愿,繼續(xù)伴隨今天我們新疆的各民族,伴隨每個人,度過新的一年。阿斯塔那古墓群出土的十二生肖雞俑。(張迎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