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再一次被“主流”排斥在外。

后來，照相館倒閉了，他賣過烤腸，還去浙江、江蘇、福建挖“西氣東輸”“西油東送”的管道，還鋪過通信光纜，“就是供人們看電視、打電話的”。可他只能在工棚里聽收音機，2008年汶川地震時他抱著收音機聽了一夜。晚上就跟工友們睡在路邊或稻田里，有時醒來，被褥都被灌溉的泥水弄濕了。

工作讓他覺得疲憊。他幾乎不怎么拍了，相機壞了也不去修。

在“文化人”面前，謝萬清總顯得有些戰戰兢兢。有人在飯桌上說他的作品之所以有影響力，不是因為構圖或者審美，而是有重大的史料價值，他在旁邊一聲不吭，只是木然地點頭。

他花了兩年時間寫了一首詩，興沖沖地念給別人聽，結果對方聽了兩句就搖頭：“你這是個啥詩嘛！”

他常感嘆：“我就是吃了沒文化的虧。”

在照片之外，他確實難以展現更多的審美。家里的擺設以實用為主，衣服也是亂穿。為數不多能證明他“愛美”的，或許就是院里種的幾株月季和繡球了。他還在門口種了一大片竹子，“山上到了冬天就黃了，這個能四季常青”。

打工沒攢下什么錢，2009年，他回到了農村。原來的房子在地震中受損，裂了大腿寬的縫，蓋好新房后，他欠下了幾萬元的債務，直到現在也沒還清。30歲的兒子至今未婚，他覺得一個重要原因是自己窮，出不起彩禮錢。兒子埋怨他，他一聲不吭。因為內疚，他時常失眠。2015年，他被登記為貧困戶。

相機壞了，他還是忍不住借錢買了一臺新的，甚至向孩子開口。“人家不煩我煩誰哩。”他訕訕地說。謝萬清曾經燒過自己的膠卷，打算“一輩子不碰相機”。但“這東西就像煙癮，沒辦法，戒不掉了”。

他喜歡翻看關于自己的報道。他給記者看一本雜志，指著封面上自己的名字：“這雜志一般都是登希拉里、克林頓之類的，結果讓我占了五六頁。人家都說：老謝費地方！”家里的墻上張貼著以他為主角的紀錄片海報，片名就叫《老謝》。“我要是沒拍出點啥，人家能來找我？”

接到記者的采訪邀約后，謝萬清準備了3天的腹稿。“我語言都組織好咧！”他以近乎蹲下的姿勢坐在土炕邊低矮的馬扎上，手肘撐著膝蓋，瞇著眼，用陜西方言小心翼翼地背誦已經組織好的語句，不時用手指點著筆記本上未干的筆跡。伸出的手指像樹根一樣粗糙，指甲里留著黑泥。

可這些年報道一多，他也煩了。“他們光報道，也不給點補助。”他伸出左手，做個了數錢的手勢，“現在小報我都看不上了。”

有時他會收到一些信件，請他去做出版物的編委，但需要交一定的費用。他交過一次錢，結果對方再也沒有聯系他。“都是騙子。”他忿忿地說，“要是不交錢，我還可以考慮。”

有報道說他是“中國最窮的攝影家”，他不喜歡這個稱呼。有人勸他“多經營自己”，照片被使用了記得要稿費。可他“一高興又忘了”。

回鄉后，謝萬清重新端起了相機。他發現村里都蓋上了新磚房，樹也多了，可人卻少了。年輕人都出去上學、打工，他所在的山溝原來相鄰住了七八戶人家，現在只剩下5戶。

當地人說，現在村里老人去世都湊不夠人抬棺，挖掘機挖個坑，就把人埋了。村里的小學幾乎都撤了，而縣城的小學規模不夠大，許多農村孩子報不上名，只能中途輟學。

謝萬清依然愛拍過年、婚禮、社火。如今他的鏡頭里，滿臉油彩的小孩把頭湊在一起玩手機。新郎新娘穿著西裝和婚紗，把粉色拱門立到了黃泥墻上。

他不愿意展現農村的苦難和落后，因為“日子總是一天比一天好”。看到自己的照片里有小孩穿得不體面，他趕緊跳過，“這個不能公開，褲子都破了！”

但是他還是希望，能夠讓別人知道自己和農村的窘境，繼而帶來改變。作為縣城的政協委員，他曾經連續5年提案要求將山里的一條公路重修，在會后坐到交通局的領導桌子上吃飯，“別人煩了我也要說，他們是肉，我就是那個蒼蠅！”他還建議村里打深水井，因為淺水井水質不好。前幾年，村里才通上自來水，否則還要像他照片里那樣，用毛驢或人力挑水。

他看不慣農村彩禮重，娶個媳婦要十幾萬元。女兒出嫁時，他只收了1萬元彩禮，幾乎全部分給了女兒和女婿，自己只留了八百元。他跟親家說：“我不要錢，只要你們把我閨女當人看就行了。”

隴縣地處陜甘兩省交界處，距離他家六七里山路有一處界碑，他每次路過都要帶上一把鐮刀，把石碑周圍的雜草割凈。有人路過覺得奇怪：“你在這割啥草哩？”他總是說：“這事你不干、我不干，就沒有人干了。”

有人說：“老謝沒錢，就靠這口氣活著。”

在劇烈變化的時代，他已經很難像準確捕捉到變化的信號了。比起人像，他現在更喜歡拍大自然。他很少再采用仰視的視角，更多時候喜歡俯瞰。“我的設備不行，必須站得遠，才能拍得全。”去年冬天，他幾乎天天站在縣城的大橋上等黑鸛，相比別人的相機，他的鏡頭短了一大截。

有人說他現在拍得不如以前了。他不以為然，覺得“那是他們沒看出門道”。有幾次他想發表幾張近些年的作品，遭到退稿，他就再也不愿意公開了，“現在很多地方尺子不準”。事實上，他也并沒有太多渠道。

前幾年，他在幾位影友的幫助下，以個人名義在西安辦過一次影展，大部分照片依然是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拍的。他聯系了西安幾個場館，有的說“不提供這項服務”，有的要按平米收費，“一層每天5000元”。

他最終把場地選在了漢城湖公園，“那地方不要錢”。他繞著欄桿拉起一道長繩，每天清晨把貼在泡沫板上的照片夾在繩上，入夜再收起來。他弓腰背著照片走在西安的夜里，摞起來的照片快比他人還高。連續3天，他搬著凳子坐在自己的照片旁，有人來看，他就上前講解。

前幾年，他存放照片的倉庫起過一次火，許多照片被燒毀了。他搶救出一部分，小心翼翼地收好，跟農具、糧食、化肥放在同一間屋里。對他而言，那些都是相當重要的東西。

說話間隙，他的眼神習慣性地越過土炕，望向窗外。隴縣的山區已進入深秋，多雨，土黃色的院子里泥濘不堪。玉米金黃，裝袋壘了一米多高，用雨氈蓋得嚴嚴實實。農民的日子極端地依賴天氣，已是種小麥的時節，他看著窗外嘆氣：“又下雨了，干不成活兒了。”

謝萬清不再指望自己發財，“我就這人，就這命運。”他有時想起往事，會嘆口氣，“人這一輩子太難太難了。”

兩年前，寶雞群眾藝術館為配合扶貧政策，為他在隴縣文化館安排了一份工作，主要負責看管攝影展廳。那個廳里至今還擺放著他的作品。他很高興，覺得自己作為政協委員，“帶頭脫貧了”。縣里有什么文化活動，他也會去拍些照片，有廣場舞，有書法比賽。但他不喜歡那些片子，翻看照片時，看到活動照總是急著跳過，“不看活動，堅決不看活動”。

每個周末，他要在山路上騎4個小時的自行車，回家種地。周日再回到縣城。他在館里有一間屬于自己的辦公室，一張小床。他覺得很滿足。

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 玄增星 來源：中國青年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