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拍到“積極向上”的照片，謝萬清習慣將自己的身子放低。拍《征服》時，他蹲在地上，讓畫面里的人“把牛抽得再跑快一點兒”。他從低處拍挑水的毛驢，把驢腦袋拍得碩大，木桶比遠處站著的人還高。上世紀90年代，有手藝人扎了一堆紅燈籠，壘在自行車后座上去縣城集市上賣，他趴在馬路中間，按完快門就往路邊一滾。

攝影是他“這輩子最開心的事”。他第一次摸到相機是1969年，一位西安來的知青請正在山上放牛的他給自己拍照，手把手教他找位置、按快門，還在紙上畫出構圖，讓他端相機的時候“不要呼吸”，“把人框到中間”。第一次拍照，他按了3次快門才把人拍得“不缺胳膊少腿”。

知青說，他在筆記本上貼的毛主席像“就是這東西拍出來的”。那會兒老謝一天的工時算下來差不多2角，而一臺相機要100多元。

對于他這樣一個農民來說，這幾乎是最奢侈的夢想?！拔耶敃r想，30年能買上一臺不？”謝萬清說。

為了攢錢，他主動報名去修水庫。工地上活重，可每天有5分錢的補貼。拉著石頭下坡時，繩子斷了，他整個人撲在地上，大腿至今有一道疤。干活時得了疝氣，他怕耽誤攢錢，就自己用鋼筋挽了一個圈，箍在腰上以減輕疼痛感。直到幾年前才在家人的強迫下做了手術。

他那時不敢跟別人說自己想買相機，怕在“斗私批修”的浪潮中被扣帽子。為了研究攝影的光線、構圖，他一遍遍地看8部樣板戲的劇照，以及毛澤東的照片。

10年后，他終于在隴縣百貨大樓買到了一臺“紅梅”牌照相機，此前他已經去柜臺看過4次，每次錢都不夠。謝萬清說，那棟兩層高的“大樓”相當于當地人心中的天安門，“在那之前，隴縣歷史上沒有‘大樓’二字。人們就算曠工也要去看看”。

他家窮得連一臺運糧的架子車都沒有，而那臺相機花了他70元?；丶液?，父親捧著相機似笑非笑，“你真買回個好東西”，隨后將他痛打一頓。村里人說：“這娃娃叫鬼把頭麻咧！”

那時剛剛改革開放，村里的“主流”正在發生變化。判斷標準從“家庭成分”漸漸成了“有沒有錢”。謝萬清曾有個相處9年的包辦婚姻對象，結果對方因為他“不會找錢”，不愿意跟他結婚。他將這段失敗的感情視為“人生中最大的挫折”。

“我當時就下定決心找錢，讓她后悔，讓其他女娃來追我?！敝x萬清說。

他想過學銅匠、木匠，但老師傅都規定學手藝的頭5年沒有工錢，他覺得找錢太慢，放棄了。上世紀80年代，他開始端著相機在廟會、集市旁干起了拍照生意，“搭個小棚子一遮，不然人家不好意思拍”。他耐心地為每個剛走進新時代的男男女女設計動作，教他們翹起二郎腿，手里夾支煙，或者望向遠方。一年下來能賺七八百元。

他還為《寶雞日報》拍新聞照片，拍亮晶晶的地膜和拖拉機。一張照片的稿費有10元。

村里沒通電，他就用煤油燈做光源，用尿素和醋配制化學試劑，在地上挖3個坑，鋪上塊塑料布，當作顯影、定影和水洗的暗房。

他曾把鏡頭對準自己的兩個女兒。兩個孩子面對面熟睡著，一只小貓從她倆中間的被子里鉆出頭來?！斑@是我最不容易的時候。”謝萬清說，“你看，紅被子還是用白線縫的?！彼Ｕf，自己“最對不起的就是家里人”。

1995年，農村人口急速膨脹，謝萬清的孩子上學連名都報不上，學校里一張桌子旁圍著3個孩子。他帶著妻兒搬到了寶雞市，在一家照相館打工。這座城市對他來說并不陌生，他曾收到一封從寶雞發來的電報，通知他在農民攝影大賽中獲得一等獎，可等他從深山的家里出發趕到，頒獎典禮已經結束了。他還在寶雞辦過人生中第一次“影展”——文化宮的櫥窗里張貼了他的12幅作品?！斑B一面墻都撐不起來?！?/p>

在照相館，他負責手工沖洗黑白照片，“這活兒在當時只有我能干”。老板給他開了所有人中最高的工資：一個月400元。但兩個孩子在寶雞上學的借讀費每年就有上萬元，加上房租，謝萬清還是沒能“發財”。

他沒有放下相機，只是舉起的次數越來越少了。有時在暗房里待了十幾個小時，他已經精疲力盡?？吹絼e人在拍婚紗照、證件照，他也“手癢”，“像鳥被困在籠子里”。

他嘗試拍過城市里的高樓和夜景，但“沒啥感覺”，還拍過公園里談戀愛的男女，結果被罵“流氓”。他說自己適應不了城市生活。過馬路時，有人提醒他要“走天橋”。有次走路累了，往地上一坐，有人跟他說“你坐在盲道上了”。

“農村哪有這說法呀！都是隨便坐?！彼粷M城市空間太小，不開闊，空氣不好，還老堵車。有一次，他趕高鐵碰上堵車，干脆下車，扛著行李跑了20分鐘?！安铧c沒趕上！”他說話聲音大，有時會湊到別人耳邊，邊說邊習慣性地拍打對方的肩膀或膝蓋。他跟別人打電話，免提永遠打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