瓜子廠日漸紅火，卻引起了“姓‘資’還是姓‘社’”的爭論，甚至驚動了鄧小平同志

不管是賣水果還是賣瓜子，年廣久的生意只能算“小打小鬧”。直到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決定實施改革開放政策，年廣久才算大張旗鼓地做起生意。

一開始，年廣久在家里砌起爐灶，與長子年金寶、次子年強炒瓜子出售。1981年年底，年廣久與年強在蕪湖郊區阡坡山租地建廠房，辦起蕪湖第一家私營企業──傻子瓜子廠。瓜子廠架起9口大鍋，雇了103人幫工。

生意火了，年廣久也攤上事了。

苗頭出現在蕪湖大眾電影院門口的一張小字報。

1981年9月11日，蕪湖分管財貿的副市長走訪年廣久。第二天，《蕪湖日報》頭版以《貨真價實的傻子瓜子》為題作了報道。此后一天，大眾電影院門口便出現了“傻子瓜子呆子報，呆子報道傻子笑。四項原則都不要，如此報道真胡鬧”的小字報，指責《蕪湖日報》的報道，矛頭直指年廣久和“傻子瓜子”。

為何？傻子瓜子廠雇了103人，超過了“國家關于個體戶用工不得超過七人”的規定，引起姓“資”還是姓“社”的爭論。

事情還沒完。

1982年，在“傻子瓜子”的帶動下，蕪湖出現10多家國營、集體、個體瓜子廠，市場競爭激烈。年廣久和二兒子年強決定將每斤瓜子的價格從2.4元降為1.76元，這一下子在市場上掀起巨大波瀾。年廣久的瓜子迅速打進上海、南京、合肥、武漢等10多個大中城市，贏得了市場。高峰時，傻子瓜子廠一天的純收入就有兩萬元。

這一下，好比往“姓‘資’還是姓‘社’”的爭論上澆了把油。很多人說年廣久是“資本家”，是“剝削階級”。

爭論從蕪湖傳到省里，又傳到中央。當地有關部門開始調查、關注“傻子瓜子”。

很快，調查有了結論，“對年廣久要運用經濟杠桿進行必要的調節和限制”。

1982年下半年，蕪湖市貿易貨棧為限制“傻子瓜子”發展，停止了對“傻子瓜子”的瓜子生貨供應。

“我一氣之下，扛走貿易貨棧的牌子，送到市委機關大院。”年廣久說。

這是年廣久和他的“傻子瓜子”遇到的第一次危機。

幫助年廣久度過這次危機的是鄧小平同志。

據原安徽省委農村政策研究室辦公室副主任江鯤池撰寫的《安徽農村改革的馬前卒》一文披露，擔任過原安徽省委書記曾希圣秘書的省農村政策研究室主任周曰禮，曾派人去蕪湖調查“傻子瓜子”問題，并且寫了一個調查報告，在上報省領導的同時，也上報給了中央農村政策研究室，中央農村政策研究室認為很有典型意義，于是又把材料匯報給了鄧小平同志。

1982年4月間，鄧小平同志看到安徽“傻子瓜子”問題的調查報告，對“姓‘資’還是姓‘社’”的爭論，他指示：“先放一放，看一看。”

時間進入1983年，對于年廣久來說，這可能是灰色的一年。當年1月，次子年強與年廣久分開，獨自創辦瓜子總廠。之后，長子年金寶成立金寶炒貨場。

當年3月，年廣久帶領一批技術人員離開蕪湖，到上海附近的昆山創辦瓜子廠。

這一年10月，蕪湖市派工商、稅務、銀行人員進駐年強經營的瓜子廠，進行監管。隨后，年強應新疆生產建設兵團農墾六師之邀，去了農墾六師辦廠。

“傻子瓜子”一度進入低潮。

直到1984年，年廣久和他的“傻子瓜子”迎來轉機。

1984年，中央1號文件提出支持個體私營經濟發展。年廣久回到蕪湖，與蕪湖市新蕪區勞動服務公司、清水工業公司聯營成立“蕪湖傻子瓜子公司”，并出任總經理。同時，年強也回到自己創辦的傻子瓜子總廠。“傻子瓜子”又火起來。

這一年的10月22日，鄧小平同志在中顧委第三次全體會議上說：“前些時候那個雇工問題，相當震動呀，大家擔心得不得了。我的意見是放兩年再看。那個能影響到我們的大局嗎？如果你一動，群眾就說政策變了，人心就不安了。你解決了一個‘傻子瓜子’,會牽動人心不安，沒有益處。讓‘傻子瓜子’經營一段，怕什么？傷害了社會主義嗎？”

中央一號文件精神、鄧小平同志關于“傻子瓜子”問題的表態，預示著個體私營經濟發展會越來越好?？墒牵屇陱V久沒有想到的是，聯營公司產品滯銷，3個月發不出工資。

怎么辦？年廣久又動起了心思。當時，不少行業都在搞有獎銷售，年廣久想搞一個全國最大的有獎銷售。有多大？獎品總價值達8萬元，頭等獎是一輛轎車。

僅僅17天，“傻子瓜子”在全國30多個城市一共售出476萬斤，銷售額達700多萬元。不過，隨著有獎銷售活動被叫停，因獎品無法兌現，公司遭遇退貨潮，損失近百萬元，再次陷入困局。

屋漏偏逢連夜雨。此后不久，年廣久的蚌埠聯營瓜子廠出現糾紛，打官司敗訴，損失又是近百萬元。

年廣久跌入了谷底。

年廣久覺得自己十分幸運，他找人代為給鄧小平同志寫信，表達對改革開放政策的擁護和感恩，表示要兢兢業業地做“傻子”

那幾年，不順的事情接二連三地出現。

1989年9月25日，蕪湖市新蕪區人民檢察院以涉嫌貪污、挪用、流氓罪，將年廣久逮捕。

舉報年廣久的，是聯營公司的一位副經理。

年廣久說，聯營后，廠里來了10多人，他們的工資從原來的30多元一下子提高到了500多元，但這些人上班看報、不干實事的作風沒有改。

為此，年廣久制定了嚴格的規章制度，比如不準遲到、不準帶早點到廠里、不準看報、在廠里上廁所只能小便等。

“我每天早上提前兩分鐘站在廠門口，誰遲到了，當場扣1塊錢?！蹦陱V久說，現在回想起來，這些做法有些苛刻了。

但是，他仍然不能理解那位副經理為何要舉報自己，“我收到麻袋款后，給廠里說了，也打了條子，怎么就成了貪污、挪用，還被關呢”？

1991年1月11日，年廣久案一審宣判。法院認定年廣久貪污、挪用公款罪不成立；以犯流氓罪判處有期徒刑三年，緩刑三年。

檢察機關提出抗訴，認為一審法院定罪量刑均不當。

1992年1月18日至21日，鄧小平同志南巡，在講話中再次提及“傻子瓜子”。鄧小平同志說，“農村改革初期，安徽出了個‘傻子瓜子’問題。當時許多人不舒服，說他賺了100萬，主張動他。我說不能動，一動人們就會說政策變了，得不償失。像這一類問題還有不少，如果處理不當，就很容易動搖我們的方針，影響改革的全局。城鄉改革的基本政策，一定要保持長期穩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