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我國經濟面臨下行壓力，最近美國對部分中國商品加征關稅，發動了迄今為止經濟史上規模最大的貿易戰，央行宣布定向降準釋放約7000億流動性。在這樣的背景下，有人認為政府未來的政策重心應從供給側轉向需求側，并將擴大內需作為主基調。我認為，中國經濟保持持續健康發展需要擴大內需，但擴大內需絕不能動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要清醒地認識到，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也是擴大內需，而且是積極的擴大內需。

（一）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從供給側擴大內需的中國方案

在2015年11月10日召開的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第十一次會議上，習近平總書記首次提出了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把發展經濟的著力點放在實體經濟上，把提高供給體系質量作為主攻方向，顯著增強我國經濟質量優勢。由此可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核心要義，是政府管理經濟的重心應從原來的需求側轉向供給側。

學界長期以來存在一種誤解，認為擴大內需只能從需求側著手。事實上，從供給側也可以擴大內需。若生產過剩是由于總需求不足引起的，當然要從需求側擴內需；但若生產過剩是由結構性問題所致，那么就應從供給側擴內需。當前我國面臨的主要問題是結構性矛盾：一方面生產成本上升，人口紅利逐漸消失，勞動力、土地、能源等要素價格上漲，生態資源和環境承載能力已經達到或接近上限；另一方面，產業升級緩慢，過剩產能累積，需求外溢嚴重。習近平總書記明確指出，在“三期疊加”的大背景下，影響經濟增長的突出問題有總量問題，但結構性問題更為突出。問題變了，解決問題的思路也要變，從需求側擴大內需雖能實現總量平衡，卻解決不了結構性矛盾。只有從供給側擴大內需，才能實現由低水平供需平衡向高水平供需平衡躍升。

回溯經濟學發展史，不同時代的經濟學家，對政府管理經濟的看法是不同的。1803年，薩伊在《政治經濟學概論》中提出了“供給自動創造需求”的原理，這一原理被稱為“薩伊定律”，其理論立足點無疑是在供給側。在薩伊看來，有供給就一定有需求，市場能夠自動出清。可是1929年至1933年西方經濟發生大蕭條，令“薩伊定律”不攻自破。1936年，凱恩斯用所謂“邊際消費傾向遞減、資本邊際收益遞減和流動性偏好”等三大心理規律，論證了經濟蕭條的原因是社會有效需求不足，并提出政府要通過刺激投資和消費擴大有效需求。從此，政府管理經濟的重心從供給側轉向了需求側。

然而時過境遷，凱恩斯的立論基礎今天已經不存在了。比如“邊際消費傾向遞減規律”認為，當人們收入增加時消費也會增加，但消費增加卻趕不上收入增加，這樣使新增消費在新增收入中的占比不斷下降。可二戰后隨著消費信貸的興起，歐美國家居民儲蓄率急劇下降，說明消費傾向遞減只是一定經濟發展階段的規律，并非永恒不變的規律。再比如“流動性偏好”，凱恩斯說由于人們有保持現金的偏好，政府不能通過調低銀行利率的辦法刺激投資，否則會陷入流動性陷阱。而我們今天看到的事實是，信用卡消費風靡全球，手機移動支付越來越普遍，大多消費者不再有流動性偏好。

上世紀70年代西方經濟陷入“滯脹”后，凱恩斯理論更是受到廣泛質疑。為擺脫“滯脹”，供給學派應運而生并一度成為美國的國策，政府管理經濟的重心從需求側又回到了供給側。從政策取向看，供給學派與凱恩斯主義其實并無大異。供給學派也主張刺激投資，不過辦法是從供給側減稅。里根主政時期曾大量削減政府開支，降低個人所得稅和企業利潤稅。從實際效果看，減稅雖然降低了企業成本，短期內也確實拉動了經濟，但并沒有解決美國的生產過剩問題，相反卻加劇了結構性矛盾。

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立足于供給側擴大內需，既不同于凱恩斯的需求管理理論，也不同于西方供給學派，更不是對“薩伊定律”的回歸，而是基于我國經濟發展實踐，綜合研判全球經濟大勢和我國經濟發展新常態作出的重大戰略抉擇，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中國化的重大理論創新成果，是保持經濟持續健康發展的中國智慧與中國方案。

（二）從供給側擴大內需要立足當前、著眼長遠

堅持從供給側擴大內需，必須處理好近期任務與長期目標的關系。從近期看，要重點解決好當前面臨的供求結構性矛盾，激活國內需求潛力；從長期看則是建立從供給側持續擴大國內需求的長效機制。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指出，要立足當前、著眼長遠，從化解當前突出矛盾入手，從構建長效體制機制、重塑中長期經濟增長動力著眼，既要在戰略上堅持持久戰，又要在戰術上打好殲滅戰。

從供給側擴大內需，當前就是要堅定不移地落實“三去一降一補”，減少低端和無效供給，擴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給，用更有效的供給滿足消費者需求。可是目前有一種觀點，認為“三去一降一補”只是供給側的存量調整，與擴大內需沒有關系。這種觀點顯然是片面的。事實上，中央要求“去產能、去庫存”，就是為了給有效供給騰空間，就是在調整國內的供求矛盾；“去杠桿、降成本”，目的是提高企業競爭力，為滿足國內需求提供更多物美價廉的商品；而“補短板”則是為了實行進口替代，將消費者的國外需求轉化為國內需求。

需要特別指出的是，經過近幾年的改革，“三去一降一補”雖已取得階段性成效，整體經濟運行質量和效果已得到顯著提升，但這并不等于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已經大功告成，更不能由此產生歇氣松懈的思想。應該看到，供給不適應需求的問題還依然存在，在某些產業或行業甚至還比較嚴重，我們要按照中央的要求和部署，在戰術上繼續打殲滅戰。同時，還要注意將近期任務與長期目標保持銜接，要把改進當前供給質量與建立合理的供給體系結合起來，在戰略上堅持打持久戰。

在戰略上堅持打持久戰，總體思路是加快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要以完善產權制度和要素市場化配置為重點，實行產權有效激勵、要素自由流動、價格反應靈活、競爭公平有序、企業優勝劣汰，最終形成從供給側持續擴大內需的體制機制，使我國的供給結構和供給能力更好地滿足人民群眾不斷升級的需求，從體制機制上解決供求脫節問題。

具體在操作層面，要推動四個方面的改革：一是加快要素價格市場化改革，完善市場監管體制，用市場價格信號引導資源優化配置；二是完善國有資產管理體制，改革國有資本授權經營體制，強化企業的市場需求導向；三是完善促進消費的體制機制，增強消費拉動國內需求的作用；四是深化投融資體制改革，通過優化投資結構優化供給結構，進一步提高供給適應需求變化的靈活性。

（三）改進供給是立足供給側擴大內需的關鍵所在

供求總量平衡和結構平衡，是保持經濟持續健康發展的必然要求。關于供給與需求的關系，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二者你離不開我、我離不開你，相互依存、互為條件。沒有需求，供給就無從實現，新的需求可以催生新的供給；沒有供給，需求就無法滿足，新的供給可以創造新的需求。”這段話講得很清楚，擴大需求可以拉動供給，而改善供給、創造供給也可以擴大需求。

馬克思曾經說過：“供給本身就是對具有一定價值的一定產品的需求。”這句話的意思不難理解，商品交換是不同使用價值的交換，商品生產者之所以出賣自己的商品，目的是為了購買別人的商品，既然大家都是“為買而賣”，有供給當然就有需求。從收入與消費之間的關系看，人們的消費水平要由收入水平決定。如果一個企業有效供給增加，企業利潤和員工收入會相應增加，人們收入增加無疑會帶動消費需求增加。由此可見，從供給側擴大內需，關鍵是要不斷改進供給，不斷創造出新的供給。

堅定不移地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立足于供給側擴大內需，其意義至少體現在以下三方面：

其一，改進供給可以更好地滿足國內需求。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隨著我國經濟實力不斷提升，居民收入迅速增長，對優質商品和服務的需求日益強烈，可由于目前國內的供給質量無法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需求，導致大量國內消費需求轉向出境購物和“海淘”上，而國內本土產品卻嚴重滯銷。再如，我們一方面從國外進口大量機械設備，而國內生產的機械設備卻嚴重積壓。事實證明，我國不是需求不足或沒有需求，而是需求變了，供給的產品卻沒有變，質量、服務跟不上。要改進國內供給質量和水平，就必須堅持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當務之急是要通過優化生產要素配置，提高生產要素利用水平，促進全要素生產率提高，不斷增強經濟增長內生動力。此外，還要通過調整和優化供給結構，從根本上解決供給與需求錯位問題，只有供給結構合理且產品質量優良，才能真正滿足國內消費者的需求。

其二，改進供給服務可以引導需求、擴大需求。大量事實證明，消費需求是可以引導的。以國內新能源汽車為例，早些年消費者對新能源汽車并不看好，一個重要原因是充電樁等服務設施不配套。隨著服務設施的完善，加上政府相關政策的引導，去年以來國內新能源汽車銷售紀錄不斷被刷新。再比如，電子商務平臺和物流業的迅猛發展，打破了實體店營業時間、店面位置的限制，為消費者提供了全天候、全方位、價格更優的購物體驗。現在“網購”不僅在城市風靡，在廣大農村地區也成為了一種時尚。據有關研究機構的數據顯示，2015年中國移動購物用戶為3.64億，而2017年底已達5.27億。

其三，創造新的供給可以創造新的需求。當人們的基本需求滿足后，新的供給一旦出現就會帶動產生新的需求。當今時代，社會化大生產的突出特點，就是供給側一旦實現了成功的顛覆性創新，市場就會以波瀾壯闊的交易生成進行回應。事實確實如此。工業革命前，人們主要是靠坐馬車出行，而今天不僅可以坐火車還可以坐飛機。30年前手機還沒有問世，人們對手機沒有需求。自從“大哥大”出現后，新的需求和產業鏈被創造出來，擁有智能手機的人數越來越龐大。放眼全球，通過創造供給不斷創造新的需求，是經濟發達國家的普遍做法，也是值得我們借鑒的重要經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