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復旦大學教授、復旦大學國土與文化資源研究中心主任 杜曉帆

近年來,文化遺產的保護與傳承得到越來越多的關注,文化遺產的內涵和外延得到充分拓展,對于遺產類型有了更多的認識。以杭州西湖和紅河哈尼梯田為代表的文化景觀,以京杭大運河和絲綢之路為代表的文化路線,相繼被列入《世界遺產名錄》,成為世界文化遺產。而工業遺產、鄉村遺產、21世紀遺產等新興遺產類型正被學界熱烈討論,政府也相繼頒布一系列遺產名錄,為遺產保護助力。

那么,文化遺產為何如此重要?

人們對文化遺產的日益關注,是特定社會經濟條件下的產物,深刻地反映了人們歷史觀和文化觀的轉向,是民族認同感不斷加深的體現。但是,文化遺產范圍的擴大,不代表保護和傳承的問題就解決好了。比如最近幾年流行的工業廠房改造,模式大同小異,大都是將原有廠房進行整飭改造、粉飾一新,然后引入文化創意、餐飲、購物等業態進行充實。其實,廠房改造并無不可,它在一定程度上盤活了廢棄的場所和空間。然而問題也恰恰出在這里,文化遺產保護的直接目的就是保留原有的歷史信息。廠房改造僅僅把原有的工業遺產視為可利用的場所和空間,大規模的干預使得依附在上面的歷史信息消失殆盡,新引進的業態則是商業復制時代下的產物。從這樣一個角度出發,它實際上違背了文化遺產保護的基本原則,它可能是優秀的廠房改造案例,但并不一定是成功的遺產保護案例。這樣的現象背后反映的,是我們對文化遺產在當下能夠發揮何種功能的困惑。

過去的遺存之被視為文化遺產,從客觀上來講,就是它和原生社會文化環境產生了分離,進而來到了當下的語境,成為了一項有待保護和繼承的文化資源。在近代歐洲歷史性紀念建筑的保護實踐中,人們所熟知的巴黎圣母院、古羅馬斗獸場等建筑就是在那時開始作為遺產對象來進行保護和修復的。盡管那時的保護理論與技術尚不成熟,但這種有意識的保護行為仍體現了人們對于歷史所持有的敬畏和向往。如果我們再往前追溯到西方的文藝復興時期也會發現,人們在對古希臘羅馬文化遺產的追尋過程中,本質上體現的是一種人文關懷,滿足了人們重新認識自我的精神需求。從一開始,過去的遺存作為文化遺產進入到人們的視野當中時,首先滿足的是人類的精神需求。

認識到文化遺產首要滿足的是人類的精神需求,其實可以讓我們在遺產范圍擴大的今天,更好地去認識和理解遺產的復雜性、文化的多樣性,而不是給它們貼上某一個刻板標簽或者套上某個雷同的利用模板。

2013年,紅河哈尼梯田以文化景觀的名義入選《世界遺產名錄》,這種彰顯人與自然和諧關系的生計智慧得到了世界的肯定。但是,與人們熟知的文物古跡不同,梯田不僅是農業文化的象征,同樣也與當地村民的生產生活緊密相關,它的開辟與維護是當地村民世代耕種的結果。今天,隨著城市化進程不斷加快,農村地區生計方式的改變,使得不少年輕勞動力離開家鄉去城市打拼,農耕的轉型已經在一些地區發生。哈尼梯田的保護同樣面臨類似問題,如果不能很好地解決當地村民的發展問題,原來保護的主體將不斷流失。在現有的保護條例下,人們對哈尼梯田所代表的農耕文化的美好想象盡管還能在物質的景觀中尋得,但看得見山,看得見水,卻看不見鄉愁。在當代語境下,遺產的復雜性已經超越了物質形態的去留、新舊等討論,直指人們的精神世界。

在中國,像這樣的鄉村遺產還有很多,國家住建部和國家文物局等部門聯合發布的傳統村落名錄,至今已達4000余個,僅貴州省黎平縣一縣就有93個傳統村落。它們大多古樸、秀麗,但在發展上則顯滯后。在鄉村振興戰略的背景下,傳統村落不能因為保護掣肘了發展,也不能因為發展沖破最后的底線。振興不是簡單的經濟提升,而是全方位的復蘇。盡管千百年傳承下來的農耕生活遭遇了現代化的巨大沖擊,物質的更新速度也不斷加快,但蘊含在遺產中的內在發展動力并未消耗殆盡,它固有的美好仍然在吸引著人們前去耕耘。

在文化遺產的保護和傳承中,無論是從哪一個學科和行業出發,我們最終要達到的目的,不是讓文化遺產成為一個個當下時興的IP(知識財產),被市場和學術快速消費掉。事實證明,對于大部分文化遺產來說,這條路并不好走。在物質生活漸趨豐裕的今天,其實我們完全可以大方地承認,文化遺產之于我們最大的意義就是一種精神的意義,這實際上就是文化自信的體現。

文化遺產首先滿足的是人類的精神需求,它承載著的是人們的想象力與前進的信念。真正支撐我們走下去的往往是蘊藏在文化遺產中的精神力量,而這種精神力量反過來才會真正促進文化遺產的保護與傳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