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該書中文全譯本主編，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副院長李星明統計，原書記述了大小佛教石窟群和摩崖窟龕二十九處，如云岡石窟、龍門石窟、鞏縣石窟、北響堂山石窟、南響堂山石窟、天龍山石窟等，著名的佛教圣山七座，佛教寺院或寺院遺址二百三十四處。在涉及佛教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高僧時，還專設高僧小傳，這樣的小傳計有四十一個；同時在踏查佛教史跡過程中踏查道教史跡28處······

“《中國文化史跡》用它的內容和解說來告訴我們，歷史不僅僅由文獻構成歷史，還有物質、圖像和器物構成歷史。書中的史跡很多都有雙重的史料價值，文字史料價值和物質史料價值。”李星明說。

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教授葛兆光認為《中國文化史跡》是上世紀二三十年代中國文化遺跡的“定格”，它為當時的中國學界，提供了中國古建筑、雕塑、陵墓等方面的基本情況與初步研究。

“在中國自身沒有大規模文物普查的時代，由于他們調查了相當廣泛的地區，包括山西、河南、河北、山東、陜西、北京、湖南、湖北、江蘇、浙江、福建、廣東、安徽、江西（除了西北、西南與東北），也挑選了數量頗大、有代表性的重要文化遺存，這一調查等于給當時的中國學者提供了一個按圖索驥和繼續研究的目錄。”葛兆光說。

中文全譯本呈現文物遺跡百年變遷

李星明介紹，鑒于該書重要的文字和圖像的雙重史料價值，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多年前就在葛兆光的倡議下決定編纂該書中文全譯本。2014年在東京，文史研究院幾位同仁一同觀看了由東洋文化研究所平勢隆郎教授負責保管的常盤大定和關野貞等人當年在中國調查時所拍照片底版及相關圖冊等資料，并得到了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對翻譯重印工作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