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40年中國經濟發展成就

一、 中國經濟持續快速發展

中國的經濟奇跡是建立在中國耀眼的經濟發展成就基礎上的。從數量規模上看,1978年改革開放伊始,中國的經濟規模僅有3679億元人民幣;而到2017年,中國國內生產總值(名義)已經高達82.71萬億元人民幣(相當于12.2萬億美元,見圖1),已經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中國經濟總量占世界經濟的比重由1978年的1.8%上升到2017年的16%,僅次于美國。從經濟增速角度看,1978—2017年,中國國內生產總值(GDP)的年均名義增速高達14.5%,刨除年均4.8%通脹率,年均實際增速仍高達9.3%。按照經濟學家林毅夫所說,“以這么高的速度持續這么長時間的增長,人類歷史上不曾有過” [2]。從經濟結構的角度看,中國工業化進程加快,第一產業、第二產業、第三產業的結構日趨合理化,第三產業逐漸占據主導地位。2017年,中國三產結構的比例分別為7.9%、40.5%和51.6%。第三產業的發展增幅已經超過第一、第二產業,成為拉動中國經濟增長的主要力量。

二、 社會經濟發展水平整體提高

從經濟增長的角度看,中國近40年的經濟增長確實稱得上是一大奇跡。然而,經濟發展并不僅僅包括經濟增長的指標,還需要從社會福利的角度看中國的經濟發展問題。從人均GDP水平的角度看,1978年中國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為381元人民幣,僅為同期印度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的三分之二,是當時世界上典型的低收入國家;而2017年,中國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已經高達59660元人民幣(近8800美元),已經躋身中等偏上收入國家行列。顯然,經濟增長的背后還包括了中國經濟的顯著發展。改革開放40年來,中國前后共計有7億多人脫貧。英國學者阿塔爾?侯賽因曾指出,中國農村上億人擺脫貧困,實現糧食自給自足,這是人類發展史上一個了不起的事情,也是改善人權的巨大成就[3] 。從社會生活水平的角度看,中國經濟的快速增長使得中國在能源、交通運輸、郵電通信、科教文衛等基礎產業、基礎設施建設等領域取得諸多輝煌成就。

三、 綠色發展與可持續發展

從經濟增長的質量上看,中國改革開放40年來的經濟發展同樣可圈可點。在已經過去的40年里,中國經濟快速增長的背后包括了不同階段的發展思路。整體而言,中國的經濟發展思路日趨成熟,逐漸由初始“唯GDP”論的發展思路過渡到可持續發展思路。改革開放初始,囿于自身發展經濟的困境,中國的經濟發展處于粗放型發展階段。早在1994年,諾貝爾獎獲得者、經濟學家保羅?克魯格曼(Paul Krugman)就曾發表論文批評東亞經濟體的“蘇聯式”粗放型增長模式[4] 。國內不少學者認可改革開放初期的中國屬于“粗放型”的增長模式。隨著中國經濟規模的逐漸擴大,中國自身也日益意識到轉變自身經濟發展方式的重要性。早在2003年7月,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胡錦濤就提出了“堅持以人為本,樹立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發展觀,促進經濟社會和人的全面發展”。而在2017年召開的中共十九大上,習近平總書記明確提出“推進經濟發展轉型升級,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推動中國經濟發展走上高質量、可持續的新路子”。以碳排放減少為例,據《中國應對氣候變化的政策與行動2017年度報告》,最近十年間,中國在經濟增長的同時,減少了將近41億噸二氧化碳的排放。顯然,中國的綠色發展、可持續發展的經濟轉型升級已經初顯成效。

改革開放40年中國對世界經濟的影響

一、 中國對外貿易、投資對全球經濟的拉動作用明顯

中國改革開放40年來經濟發展領域所取得的成就,離不開中國與世界市場之間的相互聯系和相互影響。作為承載全球將近五分之一人口的大國,中國對世界經濟的影響自然不容小覷。40年來,中國始終堅持對外開放的基本政策,積極融入經濟全球化的發展進程。在經濟全球化日益面臨重大阻力的背景下,中國始終積極推動雙邊及多邊貿易、投資發展。1978年,中國進出口貿易額為355億元;2017年,根據海關總署的統計,中國外貿進出口總值已經達到27.79萬億元,是1978年的782.82倍。其中,進口額由1978年的187.4億元上升至2017年的15.33萬億元;出口額由1978年的167.6億元上升至2017年的12.46萬億元。相關數據統計顯示,2011—2016年,中國進出口貨物和服務總額占全球的份額由8.4%上升至9.7%。顯然,中國對外貿易的迅速發展為國際市場和國際貿易的繁榮做出了越來越大的貢獻。特別是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之后,受到全球經濟不景氣的影響,全球貿易額增長率長期處于低位。中國進出口貿易相對穩定的增長態勢為全球貿易的穩定增長做出了不小貢獻。2018年4月世界貿易組織發布的年度全球貿易報告顯示,中國商品貿易出口繼續位居世界第一位,占全球份額的12.8%,而中國商品貿易進口僅次于美國,位居全球第二位。與此同時,根據2017年商務部發布的《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統計公報》,中國2016年對外直接投資規模達到1961.5億美元,蟬聯全球第二大投資國地位,占全球外國直接投資規模的比重首次超過10%。此外,自2016年10月1日起,人民幣正式被納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特別提款權(SDR)新的貨幣籃子,從而獲得國際主要貨幣的地位。隨著中國經濟實力的逐步增強,以及中國在全球市場中話語權的不斷提高,中國的進出口貿易、對外投資將對全球貿易的增長產生越來越大的影響,日益成為全球經濟再平衡的重要力量。

二、 中國經濟轉型升級為世界經濟發展提供新的經驗

實際上,中國對全球貿易增長的貢獻不僅僅體現在日益龐大的貿易規模,中國經濟自身的轉型升級同樣對全球經濟與貿易的增長產生積極影響。相關數據顯示,2013—2016年,中國最終消費對世界消費增長的年均貢獻率基本占據世界第一,按照不變美元價格計算,近幾年的年均貢獻率可達到23.4%。顯然,中國市場已經日益成為全球消費增長的重要力量。2018年4月世界貿易組織發布的《全球貿易數據與展望》報告指出,中國的經濟結構改革對全球貿易增長將產生積極影響。世界貿易組織認為,中國經濟從主要依靠投資向消費的轉型,從長期來看將有助于中國更強勁的可持續經濟增長,從而支持全球經濟的持續增長。更為重要的是,作為當今世界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中國經濟發展的轉型升級將對其他發展中國家發展提供重要借鑒,為廣大發展中國家提供更貼近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實際的發展路徑和發展模式,從而為全球經濟的可持續發展提供重要的支持。恰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總裁加拉德所言,通過持續不斷的改革和產業結構轉型升級,中國經濟將更安全、更具有可持續性,這將惠及全世界。[5]

三、 中國正在積極主動參與全球經濟發展與治理

隨著經濟實力的不斷增強,中國逐步積極主動地參與到全球經濟發展和經濟治理事務。正所謂“獨樂樂不如眾樂樂”,中國深知改革開放40年來所取得的經濟成就與全球化進程的深入推進、良好穩定的國際秩序密不可分,積極走出去、擴大對外開放的層次、堅持互利共贏是近年來中國堅持的政策主張。早在2002年,中共十六大報告中便提出,堅持“引進來”與“走出去”相結合的方針,全面提高對外開放水平。隨后,歷屆中國政府便積極堅持加快實施“走出去”的政策。特別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之后,針對全球經濟緩慢復蘇的新形勢,中國先后出臺了一系列措施。一方面,中國不斷提高自身對外開放的水平,積極開展自由貿易區建設與談判,推動全球雙邊與多邊貿易、投資的發展。另一方面,針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基礎設施建設供不應求的情況,中國適時提出了“一帶一路”倡議。目前,全球已經有100多個國家和國際組織積極支持和參與“一帶一路”建設,聯合國大會、聯合國安理會等重要決議中也對“一帶一路”建設內容給予充分認可。以“共商共建共享”為特點的“一帶一路”倡議成為當前國際經濟發展機制的重要補充。從長遠的角度看,“一帶一路”建設無疑是雙贏的,將對全球經濟的持續增長奠定重要基礎。

正確看待中國改革開放40年來的經濟成就

上述名目眾多的數據表明,中國改革開放40年來在經濟發展領域所取得的成績是不容置疑的。然而,突出的成績并不能完全掩蓋中國40年來經濟發展中存在的某些不足。因此,我們需要正確看待中國改革開放40年來所取得的經濟成就。

不少學者對中國40年來經濟發展所取得的成就進行過研究。大家普遍認為,中國經濟騰飛的關鍵在于中國發生了有利于經濟效率提高的制度變遷,市場化、工業化和國際化的有機結合推動了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特別是傳統經濟體制的改革改變了中國資源配置的方式,為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創造了有利條件。也有學者(張軍等)從轉型經濟的角度認為中國的經濟增長屬于“轉型性增長”[6] 。從市場發展的角度看,有學者認為中國經濟的快速增長得益于龐大的國內外市場需求[7] ;也有不少學者從市場供給的角度出發,指出技術的快速發展與應用、勞動力的有效轉移與利用等為中國經濟的持續增長提供了重要保障。此外,政府發展戰略的制定、相關政策的實施亦成為中國經濟發展的關鍵因素。俄羅斯學者伊拉里奧諾夫曾對比中俄國情并指出,中國經濟快速發展的重要原因在于20世紀70年代末期的經濟政策和經濟改革[8] ?？偠灾?恰如著名經濟學家杰弗里?薩克斯(Jeffrey D. Sachs)所言,中國自身一系列的內部條件和初始條件促進了中國的經濟騰飛[9] 。

隨著近年來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中國綜合國力不斷增強。西方有不少學者對中國經濟發展成就表示認可和接納。美國傳統基金會(The Heritage Foundation)亞洲研究中心研究員西瑟斯?德里克(Scissors Derek)對比改革開放前后中國的經濟狀況后指出,改革開放“帶來了中華巨龍的騰飛”。英國倫敦政治經濟學院亞洲研究中心主任阿塔爾?侯賽因(S. Athar Hussain)甚至直接稱贊數十年來改革開放后的中國 “已經變成了另外一個星球”。瑞士比較研究所勝雅律(Harro von Senger)教授則明確稱贊“中國的改革開放政策無疑是一項正確的政策”,其所取得的成就 “還將繼續下去”[10] 。著名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羅納德?科斯(Ronald H. Coase)也曾在《變革中國》一書中認為1978年中國的改革開放是二戰以后人類歷史上最為成功的經濟改革運動[11] 。

然而,國際社會對中國的發展成就或多或少仍持有某些異議。一方面,不少人對中國經濟可持續增長的問題提出質疑。比如,美國學者喬納森?安德森(Jonathan Anderson)認為,過去的“中國奇跡”實際上與亞洲模式相似,主要通過高國民儲蓄產生的投資來拉動經濟增長[12] 。另一方面,國外有不少學者認為中國經濟崛起的背后將伴隨著“中國霸權”的崛起,“中國威脅論”無疑是其中的典型。在2014年中國提出“一帶一路”倡議后,有部分西方學者和西方媒體將其視為中國版“馬歇爾計劃”的戰略載體。此外,亦有不少西方學者從微觀視角入手,指出中國當前社會經濟發展背后依舊存在的棘手問題。比如,英國劍橋大學著名經濟學家彼得?諾蘭(Peter Nolan)在其《處在十字路口的中國》一文中指出,中國發展模式中存在諸多亟待解決的問題與矛盾——貧困與不平等、生態環境惡化、金融領域的潛在危機、國際關系面臨的嚴峻挑戰、全球商業革命對中國企業的沖擊和挑戰等[13] 。顯然,改革開放40年來中國所取得的“經濟奇跡”固然可喜,但要延續中國的“經濟奇跡”,中國依舊還需要解決很多問題和矛盾。

事實上,中國早就意識到自身發展模式存在的不足。經濟發展轉型升級成為當前中國政府積極推動的目標。恰如巴西金磚國家政策研究中心研究院保羅?羅貝爾(Paul Robert)所認為的,中國經濟目前正步入轉型升級的重要階段,更加注重長期、平衡的發展[14] 。在中共十九大報告中已經明確提出中國經濟正處于轉變發展方式、優化經濟結構、轉換增長動力的攻關期,并據此提出了如下六方面的行動舉措: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加快建設創新型國家;實施鄉村振興戰略;實施區域協調發展戰略;加快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推動形成全面開放新格局。在2018年博鰲亞洲論壇上,習近平主席進一步明確了上述發展要求。無疑,未來中國的經濟發展仍留有極大的提升空間。過去40年中國經濟的發展成就說明中國正在一條正確的發展道路上摸索前進,但這不代表中國已經找到了一個完整的發展路徑。中國要實現崛起的目標、實現中國夢,還必須繼續向前摸索,需要解決社會經濟發展過程中出現的很多結構性矛盾與問題。這正是當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所面臨的任務與挑戰。中國需要正確對待自身在改革開放40年中所取得的成就,并在新時代加快經濟發展轉型升級,從而為世界經濟可持續發展做出更大貢獻。

(第一作者系商務部研究院區域經濟研究中心主任,西亞非洲所所長;第二作者單位:北京大學經濟學院)

[1] 《習近平出席博鰲亞洲論壇2018年年會開幕式并發表主旨演講》,http://www.xinhuanet.com/2018-04/10/c_1122660064.htm.

[2] 林毅夫:《過去30年中國的經濟成就堪稱一大“奇跡”》,http://finance.qq.com/original/caijingzhiku/lyf______.html.

[3] 轉引自楊金海、呂增奎、郭興利:《國外學者眼中的中國改革開放》,載《北京日報》,2008年12月29日,第19版。

[4] Krugman P, The Myth of Asia's Miracle, Foreign Affairs, 1994, 73(6),PP. 62-78.

[5] 《轉方式調結構,中國經濟更高效》, http://world.people.com.cn/n/2015/0602/c1002-27090198.html.

[6] 張軍:《轉型與增長:關注中國經驗》,載《經濟觀察報》,2006年2月6日,第36版。

[7] 海聞:《“中國奇跡”至少持續20年》,載《人民論壇》,2006年12月,第11-13頁。

[8] A.伊拉里奧諾夫:《中國“奇跡”的奧秘》, 載《國外社會科學》,1999年第5期,第25-29頁。

[9] 薩克斯、胡永泰:《中國、東歐、前蘇聯經濟改革中的結構因素》, 載《經濟政策》,1994年第4期,第21-23頁。

[10] 上述幾則材料均轉引自楊金海、呂增奎、郭興利:《國外學者眼中的中國改革開放》,載《北京日報》,2008年12月29日,第19版。

[11] Ronald Coase&Ning Wang, HowChina BecameCapitals, Palgrave Macmillan, 2012.

[12] 喬納森?安德森:《尋找未來十年的中國經濟新驅動力》,http://finance.people.com.cn/n/2012/1118/c351703-19613349.html.

[13] Nolan P H. China at the crossroads, Journal of Chinese Economic & Business Studies, 2005, 3(1),PP.1-22.

[14] 同[4]。

來源:《當代世界》2018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