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西城區全國首個基層政府大數據中心運行兩年

喚醒沉睡數據 激發街道活力（大數據助力國家治理③）

本報記者 賀 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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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我國各級政府、各個部門建設起為數眾多的信息系統。然而，由于“各自為政”，形成一個個“信息孤島”。怎樣打破數據壁壘，提升治理效率？大數據應用過程中，還存在哪些瓶頸？大數據解放了更多人力后，如何推動服務下沉基層？記者走進北京西長安街街道，進行調研。

北京市西城區西長安街街道，地處首都功能核心區，街道2016年籌備創立了全國首個基層政府大數據中心，力求打通數據平臺間的壁壘，將“政務網”上分散的數據合零為整，讓“沉睡的數據”發揮更精準的治理效益。

公共服務窗口節省三成人力，服務、管理不再“疲于奔命”

“以前執法隊員每天奔波不停，治理的效果卻并不理想。現在通過大數據，大大降低了執法成本。”西長安街街道城管一隊教導員張巖對大數據應用效果贊不絕口。

賢孝里胡同，曾是市區兩級常年掛賬的臟亂點，其中一個突出問題就是露天燒烤，從晚上6點到凌晨2點，胡同里常常喧囂雜亂，烏煙瘴氣。據張巖介紹，以前一接到舉報，執法人員就要立刻趕到現場去處理，“每次行動安排兩組人，至少6名干部、2輛車、4名保安，然而，違法人員跟執法人員‘打游擊’，很難根治。用上大數據平臺之后，現場有什么情況，通過電腦就能看得一清二楚。現在這條胡同的違法數較此前降低了90%。”

從“疲于奔命”到“應付自如”，原因就在于西長安街街道應用大數據平臺，實現了社會治理的精準化。“我們將涉及的13個市級、區級垂直業務系統打通，相關數據匯集到街道的大數據中心。大量數據匯集、共享加上科學的分析，就能快速發現和解決問題。”西長安街街道辦事處副主任董立明說。

“在社會綜合治理方面，大數據的應用尤其有效。”西長安街街道綜治辦干部趙麗敏介紹，西單商圈核心區每天人流量近20萬，高峰期有40來萬，給管理帶來很大難題。西長安街街道建立了一套實時監控及人群聚集風險實時分析技術體系，對可能出現的擁擠踩踏事故進行預警。“根據固定探頭捕捉到的人流信息，計算出人群流量、密度和步行速度等參數。一旦超出預警標準，立即報警。”

西長安街街道黨工委書記陳振海介紹，大數據中心投入使用后實現了基層人員重心下移，街道公共服務大廳窗口節省人力36%。這些節約出來的人力將公共服務延伸到居民家中，深受群眾好評。

讓數據說話、參考數據進行決策，告別“誰嗓門大聽誰的”

當前，“入園難”“停車難”等問題是廣大群眾訴求集中的民生問題。“隨著經濟的快速發展，老百姓的需求日益多元復雜，新時期群眾工作面臨更多挑戰。”西長安街街道辦事處主任桑硼飛認為。

比如，隨著全面二孩政策的實施，擴大辦學規模、增加學前教育學位勢在必行。家長都希望幼兒園建在自家門口，然而，選址不能“誰嗓門大聽誰的”。董立明介紹，街道根據大數據平臺掌握的實有人口和戶籍人口數據，預測未來兩年0歲至3歲幼兒的入園需求以及趨勢，據此進行選址更加科學，“目前我們已與區教委達成一致意見，共同籌措建立長安街一南一北兩個公立幼兒園，盡量讓最多的孩子方便入學。”

“西長安街街道轄區內停車難問題特別突出，我們通過大數據精準地完成了居民停車供需數據的比對。”董立明在大數據中心的GIS地圖上向記者演示說，地圖中的藍色點位為轄區規劃停車泊位情況，同時云圖中還會顯示街道實有車輛的保有量情況，通過大數據分析比對，可以更加科學地規劃設置公共停車場。

目前，西長安街街道已將西單北停滯的拆遷工地改造為停車場，設置了142個停車位。今年還將盤活地區資源，為居民爭取“錯時”停車，盡快啟用東斜街地面停車場188個車位和寧波賓館地下停車場100個車位。同時還將胡同街巷規劃外的停車泊位匯聚到平臺上，運用居民停車自治規則與準物業24小時停車管理手段，緩解居民停車難。

一言堂決策、拍腦袋決策、靠經驗決策，這是過去決策中的三大頑癥。現在，西長安街街道讓數據說話，參考大數據進行決策。比如，今年要修繕10條胡同，修哪些？有了大數據就變簡單了——過去5年投訴報警最多的胡同，今年將得到重點修繕。

“大數據深刻地改變了我們的決策方式，參考大數據做決策，避免了盲目性。其實數據的背后是群眾的需求，這樣的決策更客觀、更接地氣。”桑硼飛深有感觸地說。

數據壁壘破除并不難，更重要的是培養干部大數據思維

在政務大數據共享的推進過程中，普遍存在著“不愿共享”“不敢共享”“不能共享”三個難題。一是出于部門權力本位不愿共享；二是有些政府部門基于風險的考慮而不敢將管理數據拿出來與其他部門共享；三是由于缺乏標準體系的支撐，采取的處理技術、應用平臺各異，數據庫接口也不互通，因此不能將管理數據及時拿出來與其他部門共享。

那么，西長安街街道是如何解決這些問題的？董立明介紹，作為基層單位，街道辦努力爭取和上級機關委辦局對接，多數部門也表示支持。“街道層面與上級部門打通數據，相當于中間有個‘閥門’。我們自主研發一套系統，和對方系統采取一樣的格式，到這個‘閥門’這兒，有專門的工作人員進行審核，再用‘鑰匙’開門，進行數據的流轉。”

桑硼飛認為，從長遠看，破除數據共享技術上的壁壘并不是難題，數據格式、數據接口等技術問題都可以解決，而隨著中央和市級層面推進自上而下的改革、督促數據共享，機制上的瓶頸也將最終得到解決。在他看來，更為重要的是干部大數據思維的培養，這是格局視野的創新，是操作方式的創新。

桑硼飛舉了一個例子，在年終總結會上，一名科室負責人在談到全年成績時表示積極配合其他科室查詢了200多次相關數據，“這固然體現了良好的合作意識，但是從大數據思維角度看，共享數據還應該做得更好。”

桑硼飛認為，大數據思維的核心就是共享，在不違反相關規定的情況下，可以給其他相關科室人員開放適當權限、實現數據共享。“登錄系統200多次與上門200多次完全是兩個不同的概念，這將大大提高工作效率，真正讓數據跑腿。”

《 人民日報 》（ 2018年05月11日 11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