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大年與鐘揚，似乎有著不解之緣。

2017年9月24日23時38分，復旦大學研究生院，鐘揚就黨支部會議議題征求院領導意見，在微信群里“圈”了所有人：“我們何不在26號下午花一個小時開個會，講講黃大年呢？”

此時，距離黃大年去世，已有8個多月。而就在微信留言幾個小時之后，鐘揚在內蒙古鄂爾多斯市出差途中不幸遭遇車禍，53歲的生命戛然而止。

冥冥之中，仿佛有一種力量，牽引著這兩位奮斗者的生命。

他們有同樣的夢想，都為之“惜時不惜命”；他們有同樣的使命，都為之“如癡如狂”；當他們身體發出最后預警時，他們想到的不是休息，而是干事拼搏的加速度……

復旦大學研究生院辦公室工作人員說，那時提起黃大年，鐘院長時常感到惋惜，可他一面說著，一面仍然堅持進藏。

整整16年，每年100多天，行程超過50萬公里；十多種高原反應，鐘揚樣樣都有，但他為了填補國家植物基因圖譜中的那片空白，16年如一日穿梭在青藏高原的千溝萬壑。

一次，高原野外采樣途中，九座越野車上，學生們在前座上顛簸得受不了，瞧見躺在后座一堆行李上的鐘老師卻睡得正香，心里覺得“行李座”或許會好受些，鬧著和鐘老師換座位。

換座后，沒過十分鐘，兩個女學生吐得翻江倒海：“這哪兒是人睡的地方啊！”

“鐘老師！他怎么能……整整十六年啊，他怎么受得了！”復旦大學生命科學學院博士畢業生朱彬回憶起當年的點點滴滴，泣不成聲。

要知道，即便是西藏當地人，由于高原缺氧，往往要睡夠八九個小時才能有精神工作，可鐘揚卻說：“我在這里能睡四個小時，已經很奢侈了……”

2015年，鐘揚生了一場大病，別人都以為他出院后會“有所收斂”，沒想到他卻“變本加厲”。在挑戰生理極限的高原野外考察中，往往是凌晨時分在上海工作，當天深夜又在海拔4000米的拉薩工作到又一個凌晨，學生們送他一個外號“鐘大膽”。

鐘揚曾說：“高原反應的危害要5到10年后才顯現，我有一種緊迫感，希望老天再給我10年時間，讓我把高原種子和西藏的工作繼續做下去。”

拿命換科研，這是何等癡狂！

2016年6月28日，北京青龍橋，中國地質科學院地球深部探測中心。

黃大年作為首席科學家主持的“地球深部探測關鍵儀器裝備項目”在這一天通過評審驗收。這意味著，中國重型探測裝備技術研發實現了彎道超車、跨代飛躍！

而就在一天前，黃大年突然暈倒在辦公室。為了準備這次評審，他已經帶著團隊熬了將近３個通宵，醒來第一句話卻是告訴秘書王郁涵“不許跟別人說”。

許多人不理解，可黃大年的摯友、著名科學家施一公理解他：“大年是一個具有強烈的報國理想和報國沖動的人。他深知我們的科研與外界的差距，他懼怕我們的動作稍微慢一點，我們的國家就會趕不上。”

許多人不理解，可鐘揚的妻子張曉艷理解他：“從我認識他的那一刻，就知道他為科學而生，為事業而生，為理想而生。他的人生，屬于科學，屬于國家，屬于人類。”

同樣的愛國之情、同樣的報國之志、同樣的卓越之才。他們心中想的都是祖國、是事業，而唯獨沒有自己。

“看到他，你會知道怎樣才能一生無悔，什么才能稱之為中國脊梁。當你面臨同樣選擇時，你是否會像他那樣，義無反顧？”

這是黃大年曾在朋友圈提出的“黃大年之問”，是他向自己的偶像、“兩彈元勛”鄧稼先的仰望致敬，更是一代愛國科學家捧出的赤子之心。

追溯黃大年和鐘揚的生命軌跡，探詢他們的人生理想，我們看到了新中國一代代知識分子為中華之崛起而讀書、為民族復興而奮斗的精神譜系。

穿越歷史的星空，他們如此相似。

錢學森——1955年，沖破重重阻力離開美國，投身到新中國建設的熱潮中，用7年時間實現了中國導彈從仿制到自行研制的飛躍，卻一直不愿接受“導彈之父”或“航天之父”的稱呼。他曾說，航天是一項大規模的科學技術事業，成就應歸功于集體。

鄧稼先——26歲，在拿到美國博士學位的第九天，回到了一窮二白的中國；34歲，他用3個“不能說”告訴妻子工作的變動，從此，消失整整28年，回來的時候，已是一個直腸癌晚期的病人；彌留之際，他仍囑咐要在尖端武器研發方面努力，“不要讓人家把我們落得太遠……”

羅健夫——微電子領域著名科學家，先后研制出我國第一臺“圖形發生器”“Ⅱ型圖形發生器”，為航天事業作出突出貢獻，４７歲英年早逝，被稱為“中國式保爾”；

蔣筑英——用生命中最后近20年時光填補了光學鏡頭像質評價領域的空白，去世時年僅44歲，但其光學傳遞函數學科成果已在航空航天、地面測控領域得到廣泛應用……

從無到有，從弱到強，中華民族走向偉大復興的時空中，閃耀著一代代科學家奮力前行的奪目光芒。

從“東方紅”躍然于世到“墨子號”飛向太空，再到“復興號”風馳電掣、C919大飛機劃過長空……正是一代代科學家以“心有大我、至誠報國”的情懷投身國家發展偉大事業，挺起了中華民族傲然屹立于世界東方的自信脊梁，綻放出蕩氣回腸、感天動地的精神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