聽診器：不僅僅是一個工具

張奉春注意到一個細節(jié)：張孝騫晚年總是用一個特殊的聽診器——管子比通常的聽診器短半截。所以，他總是彎著腰聽，幾乎要趴在病人身上。

當時，張奉春看他吃力，就說：“您換我這個吧。”

張孝騫笑笑：“我耳朵不好了，短點才能聽得清楚些。”

原來，他是自己剪短的，就為了不失去最直觀的臨床感受。他一向不習慣靠下級大夫的匯報來診斷病情，而要親自查看。

有人說，張孝騫對臨床的堅持幾乎到了偏執(zhí)的程度。不管現(xiàn)代化檢查手段多么豐富，他都認為不可以取代臨床直接觀察。并且，他最反對一上來就開一大堆檢查單，增加病人經(jīng)濟負擔。

“這不僅是醫(yī)療方法問題，背后是深沉的悲憫之心和濃濃的家國情懷。”曾仔細研讀過張孝騫生平的吳東說。

年少時，張孝騫家境貧寒，上中學連做校服的錢都交不起。因此，他曾以實業(yè)救國為理想。可祖父說：“其實，中國又何止貧窮呢？疾病也是一種災(zāi)禍啊。所謂貧病交加，生靈涂炭，才真是百姓的絕境。”這一席話，讓他選擇了從醫(yī)。

“七七事變”僅一周，張孝騫就出人意料地辭去協(xié)和醫(yī)院的優(yōu)厚職位，舉家南下，寧肯去做一名普通教師，也不愿呆在淪陷區(qū)給日本傷兵看病，不愿充當侵略者的工具。

早年他曾兩次游學美國，不僅親身體驗了西方優(yōu)越的科研條件，還做出了引起全美醫(yī)學界關(guān)注的成果，卻都婉拒了“留下來”的邀請。他有一句名言：“生命的泉，即使拌和著血和淚，也要在自己的國土上流淌。”

只因心懷抱國之志，張孝騫覺得，戴上聽診器解除百姓疾苦，是一件神圣的事，容不得半點玷污。

１９６４年，學醫(yī)的張友會從外地調(diào)來北京工作，有關(guān)領(lǐng)導(dǎo)找張孝騫征求意見，問是否可以安排到協(xié)和醫(yī)院。張孝騫生硬地回答：“如何安排，是組織上考慮的事。如果征求我的意見，我不同意將他安排到協(xié)和。”結(jié)果，友會只好去了其他單位。

１９７９年夏天，張孝騫突然說：“我準備到上海去休息一段時間。”奇怪，張主任幾十年來從沒主動提出過休息的要求啊！同事們勸他：“您要休息，也不能這種熱天往上海跑啊。”

張孝騫很堅決：“我現(xiàn)在必須離開北京。”

為什么？

他遲疑了一下，終于道出實情：“在今年報考醫(yī)院內(nèi)科的研究生中，有一個叫張振新的學生，是我的孫子。我留在這里，出題、閱卷、錄取均不方便，必須回避。”

大家只得同意他去上海。

這次考試，張振新因成績不佳而落選。

“我這是自私嗎？是對孩子不負責嗎？”事后，張孝騫也曾這樣自問，但他對當年一位采訪者說：“有一點是可以自慰的，在我的一生中，從來沒有因個人私利而侵犯過社會的道義。”

他去世后，家人把他用了幾十年的一個聽診器送給羅慰慈留作紀念。羅慰慈是張孝騫人生最后階段住的呼吸組病房里的主管醫(yī)生，他把那個聽診器又用了幾十年，拿給記者看時，仍嶄新如初，足見保管之精心。

如今，羅慰慈也早已是耄耋之年，卻還清晰記得張孝騫的座右銘——“戒、慎、恐、懼”。“張老常說，病人把身家性命都交給了我們啊！我們怎能不感到恐懼呢？”

不熄的光彩

１９８５年８月１９日，張孝騫的痰中發(fā)現(xiàn)了癌細胞，Ｘ光顯示他左上肺有個三角形的陰影。可是，他仍舊拄起拐棍，照例去參加查房，助手怎么攔也攔不住。隨后，他又戴起助聽器大聲地為大家分析病例，臉都紅了，像個興奮的孩子。

他一生沒有什么嗜好，最大也幾乎是唯一的樂趣就是看病。

“當病人終于康復(fù)時，我就會有一種愛情爆發(fā)般的幸福感，會覺得天是藍的，樹是綠的，迎面吹來的風都是甜的。”他曾這樣說。

他還說過：“我準備看病看到９０歲，到那時我就退休。”

當他倒下時，已行醫(yī)６５個年頭。

１９８７年３月，他已臥床不起。一天夜里，他剛從病痛中得到片刻解脫，一睜眼，就要求找內(nèi)科副主任朱元玨：“我有要事商量。”

朱元玨從家里匆匆趕來。張孝騫問：“醫(yī)院這么大，病人這么多，夜里有事找得到大夫嗎？”朱元玨湊近他耳邊輕聲做了解釋。

“哦——”他滿意地應(yīng)了一聲，放心地睡去。

那時，距他去世只有幾個月了。在神智迷茫之際，他魂牽夢繞的依然是他的病人。當他痛苦呻吟時，只要誰講起病人，他就陡然有了精神，臉頰因興奮而微微發(fā)紅，眼睛里會立即閃出光彩。

那光彩，仿佛從來不曾熄滅，至今，仍閃現(xiàn)在人們眼前。（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