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發布的《2018年中國社會形勢分析與預測》社會藍皮書指出，幼兒教師的數量尤其是質量是困擾學前教育發展的瓶頸，在實現“幼有所教”的同時也要更加注重保護和促進幼兒身心健康。

“幼師的門檻其實很高，并不是誰都可以做好，特別是現在的幼兒園大多都是無死角的監控，在這樣的壓力下，不成熟的幼師容易出現情緒化的表現。”幼教虐童事件讓華瑩感到五味雜陳，她不希望公眾對她的職業整體上存在誤解。

小學減負放學早，孩子誰來管？

——業界呼吁學校發揮積極作用

離開了學前教育，孩子的托管問題是否就不再是難題？其實不然。

近年來，伴隨著中小學減負工作推進，不少地區的小學放學時間都提前到了下午三點半左右，也因此帶來了所謂“三點半難題”——學校放學后、家長下班前的這段時間，孩子誰來管？

在湖北武漢一所重點小學任教多年的于慧告訴中新網記者，她觀察發現，她的班上有至少一半的孩子都是爺爺奶奶接送，每天放學時校門口還聚集了不少社會上的托管班在發放傳單。

而在北京，有媒體曾調查發現，一些小學生托管機構每月的費用超過1000元，加上用餐費，一個月的費用加起來就接近2000元，對于不少家長來說，這是一筆不小的開支。即便這樣，因為需求多，托管機構的名額也非常搶手。

為此，教育部今年上半年印發的《關于做好中小學生課后服務工作的指導意見》就明確，要充分發揮中小學校課后服務主渠道作用，廣大中小學校要結合實際積極作為，充分利用學校在管理、人員、場地、資源等方面的優勢，主動承擔起學生課后服務責任。

中國教育學會名譽會長顧明遠對媒體指出，解決“三點半難題”還是要讓學校發揮積極作用，多開展豐富的課外活動，但這就要求政策上有傾斜，著重給予老師補貼，提高老師的積極性。

中國家長該如何“寄托”下一代？

盡管上述受訪者吳娜明確告訴記者，自己確實對孩子未來的教育有過一些顧慮，但她認為，家長的焦慮情緒是永遠無法根除的，畢竟孩子就是一個家庭的“掌中寶”。

政策層面，官方一直在對這些社會關切做出回應。今年北京紅黃藍幼兒園虐童事件發生后，教育部副部長田學軍就公開表示，幼兒園發生的這樣一些事情，從一個側面反映出人民群眾剛性入園需求與學前教育發展不平衡、不充分之間存在的矛盾。

田學軍透露，“教育部正在就學前教育立法進行調研，已經啟動程序，為學前教育依法辦園、規范管理提供法治保障。”

此外，今年9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民辦教育促進法》的修改決定開始實行，其中，“新建、擴建非營利性民辦學校，人民政府應當按照與公辦學校同等原則，以劃撥等方式給予用地優惠”等規定被認為是進一步鼓勵社會力量興辦教育的關鍵。

“陪伴才是最好的托付”，在吳娜看來，無論是學前教育階段，還是小學的放學接送、托管問題，家長本身都理應付出更多時間，身體力行去陪伴孩子。(應受訪者要求，文中部分人物為化名)(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