顏真卿像

（一）盛唐之音與顏真卿

毋庸置疑，大唐盛世的到來，給華夏民族帶來了社會、政治、經濟、文化、人文等等諸領域的全面發展。

政治的昌明和社會的前進發展，自然會帶來文化以及藝術的蓬勃發展。此間，因了大唐盛世氣象的出現，當時，作為朝庭“開科取仕”所必須而致，書法在文化人的日常生活中扮演著重要并且必要的角色，這是最簡單不過的歷史，也是事實！

眾所周知，說到唐代的書法，楷書顯然是首選，也是最值得大談特談的一種書體。而要談到楷書，雖說“初唐四杰”中的歐陽詢和褚遂良兩人的楷書已經相當地超群高標，但他們都是隋朝過來的人，而隋代的書法在此時總體上還遠遠擺脫不了六朝遺風，由是，便也決定著歐、褚兩人的書法沒有與前朝拉開太大的距離，起碼在風格取向上是這個樣子。對此，或者可以說上一句的是，歐陽詢和褚遂良的書法樣式是從北朝書風而來，是典型的隋代模式。再者，初唐四大家中的另外兩人，虞世南和薛稷（也有人認為是李世民）的書風，則顯然是標準的“王家”樣式。并且，由于太宗皇帝個人書法口味和大力提倡，直接或間接地導致了在其后的相當一段時間，各種形式的王書之風盛極一時……事實如此，那么，究竟盛唐書風從什么時候開始的？什么樣式的書法才是真正意義上的盛唐之音呢？

在過去，我們一直是從書法創作的審美取向上去判定一個時期的書法總體風格或風貌，甚至基本就是從作品本身所呈現出來的精神面貌去劃定其歸屬于哪一個時代風格的；確實，除去那些有明顯時間標記和作者署名的作品，要研究某件作品是哪一個朝代的，顯然是要從作品本身的筆墨面貌去尋找符合歷史上某一時代的印記的。

基上述，于書法，想來最能夠代表或者體現盛世大唐這一時期書法發展空前盛況的，就是人們在講究“二王”法度的同時，沒有忘記藝術必須獨創，必須創立個人書風。這一時期，應該說：此間的書法發展，無論是在繼承與創新、審美、技法等諸多方面，從觀念與法度建設到意境表現，都取得了劃時代的重大進展。總而言之，即唐代書法的發展，與人們耳熟能詳的唐詩一樣，至此時已經全面步入一個巔峰時期，具體且主要的表現，是人們對“法”的講究和對“情”的渲泄，于此間及其后都出現了高潮，從而形成了唐代書風的兩大傾向——楷書尚法，行、草書極為抒情。或正因了這段歷史，直接引發了真正意義上的唐代書風的出現，即“唐人尚法”書學思想的形成與“唐人重情”的創作理念的暴發。事實大抵如此，所以說，于楷書方面的發展，真正的唐楷書風形成根本性轉變是經歷李北海的發端之后，到了顏真卿的成熟才得以確立……這，便有了書法特別是楷書意義上的“盛唐之音”。當然，在行、草書方面的發展，此時也因了眾多的如張旭、懷素等等高手的出現而顯得很是熱鬧。

顏真卿 宋璟碑

顏真卿，一個響當當的名字，作為忠臣和學者世家的后裔，祖上系瑯琊顏氏，一門官宦，才人輩出。

顏真卿，字清臣，京兆萬年（今陜西西安）人，出生于唐中宗景龍三年（公元709年），卒于唐德宗貞元元年（公元785）。于玄宗開元年間中舉進士，遷殿中侍御史，曾出任平原太守，故世稱顏平原。入京后歷官至吏部尚書、太子太師，封魯郡開國公，故又稱顏魯公。

在此，撇開政治和道德不論，只談書法，應該說，顏真卿在楷書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可謂有著劃時代的意義，傳世名帖眾多，如《多寶塔感應碑》、《東方朔畫贊》、《大唐中興頌》、《宋璟碑》、《郭家廟碑》、《麻姑山仙壇記》、《顏勤禮碑》、《顏氏家廟碑》等；同樣，在行書方面，顏真卿亦取得了為后世書家所推崇的重要地位，甚至有人認為超過了他的楷書，其中的“三稿”（《祭侄文稿》、《爭座位稿》、《告伯父稿》）最為世人所重。

（二）顏真卿的千年絕響

對顏真卿在書法領域所取得的成績之高，以及其書對后世的影響有多大，想來不用筆者饒舌，大家都很清楚。在此，不妨先看兩段前人的評價。

眾所周知，“安史亂后，李唐王朝在風雨飄搖中，于是，剛毅的精神成了這時間首要的品質，魯公書的雄強遂與社會的精神需要合拍了，何況，魯公忠毅死節的義烈，在士大夫心目中，也是至高無上的品格。故顏真卿書法被推崇，正因其人其書都是最高倫理精神的體證。唐后士大夫學顏書，最終的目標，是要成為象魯公那樣的人，而并非僅僅期望成為一個藝術家……”（姜澄清·《中國書法思想史》121頁）

“顏魯公納古法于新意之中，生新法于古意之外，陶鑄萬象，隱括眾長，與少陵之詩、昌黎之文，皆同為能起八代之衰音者。”（馬宗霍·《書林藻鑒》）

由上，不難看出，前一段是精神層面上追求，后一段是書法意義上的描述。對于歷史以及人物，歷代以來，人們追尋的榜樣往往都帶有兩面性，即對英雄才子要樹立典型，一要看成就，二是看人品。信然，再看幾則歷代文人士大夫們在談及書畫文藝的經典言論吧——于文藝論，漢代的楊雄就說“書，心畫也；心畫形，君子小人見矣。”于書畫，北宋的郭若虛說過：“人品既已高矣，氣韻不得不高，氣韻既已高矣，生動不得不至。”于書法，明末的項穆說：“柳公權曰‘心正則筆正。’余今曰，人正則書正。”繼而又說：“欲正其書，先其筆，欲正其筆，先正其心……正心之外，豈更有說哉？”（項穆《書法雅言》）事實如此，作為后世宣揚的典范，可以說，人品在此中占有決定性的地位。畢竟，中華民族五千年的文化史當中，近三千年的儒學道統所指向的，是“人品第一”。畢竟，作為文人，是要講究“氣節”和“風骨”的，而“氣節”、“風骨”在此間的主要指向，便是儒家提倡的“正大氣象”和“忠烈剛毅”。

我們知道，顏真卿是開元進士，是中國書法在王羲之之后，能夠開創新風格的集大成者。譬如，于楷書方面的成功，其意義決不僅僅限于顏真卿個人和他所處的那個時代，顯然，顏楷的出現，使得后世書法的發展有了除去“二王體系”之外的另一個有關于書法之為藝術的審美評判標準，對此，僅就其后的柳公權的后繼有才，便已決定了顏楷在整個唐代書法史中的王者地位。再如，在細細地觀察分析其后的宋、元、明、清、民國以至于當下的書法發展，尤其在楷書方面的繼承和發展，顏楷的影響力之大真可謂是前無古人及后無來者。誠此，甚至在某種意義上完全可以說上一句：顏楷的橫空出世，顯然就已注定他會光耀千秋，并且，顏楷的出現，就將使得中國書法發展史上會出現兩個同樣能夠影響千年的書學體系之一——“二王”之外的“顏柳”體系。

是的，面對顏、柳之前的二王體系，人們總會交口稱贊，并且感覺到其書法風流歸于雋美遒麗一路，而顏柳體系的出現，世人明顯感覺到了雄強偉岸的廟堂之氣。恰恰因此，于書法的精神或風格取向而論，顯然，以上二者不可能作深入和細致的比較，但作為書學審美的立場和形成體系而后的影響力之大，以上二者卻也有著許許多多的相同與相似……我們知道，顏真卿的書法成功主要有三個原因：一是家學淵源（祖輩父輩和母親一系都是官宦世家、文人世家），二是筆法從褚遂良和張旭書法中得來，三是格調方面“遠取大王之宏規，近融北海之雄渾。”此間證據，歷代多有評述，就不多作重復了。

上面說過，顏真卿作為一門忠烈的杰出代表，既能文，又能武，骨氣節操也可以說得上是一流的，如此，雖說有唐一代人們對他的書法并沒有十分的推崇，然而，到了繼其百年之后的唐末宋初，一者，晚唐和五代的書法發展，因為有了柳公權、楊少師等等高手的在世并且名重當時，也因為當時李唐王朝的逐步走向沒落而無力回天，世人此時注重人品尚且不及，書法自然更算不上什么。二者，因為宋初貼學興起，雖說行草書方面多規模“二王”，但又因為此時的二王作品多是館閣碑版或是仿模品、贗品。于是乎，宋人習書多取法唐人，其中，顏真卿便是最受歡迎和追捧的對象之一。有關這點，根本的主要原因不外有三：一是從人品方面說，顏真卿是忠臣，且晚年又官居高位，如此一來影響自然也大；二是顏真卿的書法達到了很高的藝術成就，事實是在楷書、行書兩個領域的創作上，顏書均已達到了“法度森嚴”和“妙趣橫生”的境界；三是作品的存世量非常大，據《鐵圍山叢談》記載，僅徽宗一朝，宣和內府收藏的顏書就有八百件之多。

情況如上述，有宋一代，人們學習顏書成為普遍現象也就不足為奇了。此中，較為關鍵和足以證明其時熱鬧程度的，一是作為宋四家之一的米芾在其《書史》有云：“韓忠獻公琦好顏書，士俗皆學顏書”。二是馮班在《鈍吟書要》也有語：“宋人行書，多出顏魯公。”與此同時，更有難得一見的，是在宋朝掀起了編次魯公文集之風，較為經典的有：北宋時期的沈氏采編的十五卷本和宋敏求編的《顏魯公文集》十五卷本。再說其后，到了明清兩朝，更是有了都穆的十五卷本和黃本驥的三十卷本，這，無疑都給后世學人學習顏書者帶來了重大的影響。如此盛況，應該說，作為一個書法家，能夠受到后人的追捧和推崇如此，恐怕已經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或正因此，以至于明代的楊慎在評論顏柳書法時不得不說：“若夫宋之蘇、黃、米、蔡，群公交作，極一家之盛，其構勢雖各不侔，要之于理，又不能外顏、柳他求者也。”……事實如此，面對盛唐時期誕生的顏真卿及其書法，宋人尚且如此推崇，其后元、明、清諸朝乃至民國而今，可以說“概莫能外”也就是再正常不過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