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城市是人類文明的結晶。從最初的聚居地交易場到如今的現代化大都市，“城市，讓生活更美好”的主題從未改變。當前，中國城市的發展模式已經從以往攤大餅式的粗放型發展，轉為注重內涵的集約型發展，城市綜合競爭力的評價指標從簡單的GDP、人口、城市規模等轉變為多層次、多維度的綠色發展指標體系。

一二三線城市的劃分在最近10多年來一直在不斷變化，“準一線城市”“新一線城市”“二線強”“二線弱”等概念層出不窮。一些區位優勢明顯、創新能力強、人才資金流動活躍、綠色宜居的二線大城市嶄露頭角，直追中國城市第一方陣。

準一線城市爭“上位”不那么容易

在中國城市發展競爭力的研究領域，中國社會科學院城市與競爭力研究中心連續10多年發布《中國城市競爭力報告》，評價體系也從單一的經濟競爭力擴展為宜居競爭力和可持續競爭力。為了讓讀者更清晰地了解城市發展的關鍵要素，以及當下武漢、蘇州、天津、南京、杭州、成都等“準一線城市”應如何謀求上位，本刊編輯部對中國社會科學院城市與競爭力研究中心主任倪鵬飛進行了深度訪談。

二線城市出現分野

半月談：社會上經常出現“一二三四線城市”的提法，這個“線”有沒有比較明確的共識？

倪鵬飛：過去主要是通過行政級別、城市人口和GDP規模劃分的。大概在世紀之交時，一些房地產等企業選擇城市投資時，提出了市場化的分級問題。我曾遍查相關文獻，非常有意思的是，這個“一二三四線”分級問題并沒有最早的文獻來源和令人信服的標準，所以，可謂是標準的現代版“傳說”。目前，大家大致認同二線城市是計劃單列市和副省級城市，以及個別經濟發達的東部城市；三線城市是除計劃單列市和副省級城市外的省會城市，若干經濟發達的東部城市。

半月談：北上廣深這4個一線城市已經達成共識，而所謂的“準一線”或“新一線”概念的興起，似乎說明二線城市并非一條水平線，區域性的大城市之間競爭日趨激烈。對這兩個概念，您有什么看法？

倪鵬飛：社會上出現的這兩個概念，考慮了商業資源集聚度、城市樞紐性、城市人群活躍度、生活方式多樣性和未來可塑性等5大指標。概念的推出具有一定背景，也反映了中國城市格局的變化，但不完全準確。

當前，中國城市發展格局，正從單向極化即高端資源向少數高端城市聚集，轉變為極化擴散，即少數高端資源向高端城市聚集，同時部分資源向次高端城市擴散。這就導致二線城市的分化。

某些“準一線”在發展水平和單項功能上，與一線的差距日漸縮小，但在綜合功能上還是有明顯的差距。這是新時代的特征，也是基本現代化在城市發展格局上的反映。當我們實現現代化強國的時候，就能像發達國家一樣，城市體系從層級關系變成網絡關系，即多數城市間的發展水平基本相同，每個城市都有自己頂尖的“靈蛇之珠”專項功能，城市間功能互補性增強。

準一線方陣正在形成

半月談：今年6月份，中國社科院發布了《中國城市競爭力報告2017》，2016年綜合經濟競爭力指數排名前10位的城市分別是深圳、香港、上海、臺北、廣州、天津、北京、澳門、蘇州和武漢。除去港澳臺，內地城市除了北上廣深外，天津、蘇州、武漢也位列前10，這是否說明這3座城市進入到一線城市方陣？

倪鵬飛：中國的城市化率已經超過50%，城市格局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一些區域中心城市正向國家中心城市邁進。在此背景下，我認為判斷準一線城市主要根據一個城市的經濟中心度、金融中心度、科教中心度、交通中心度、信息中心度等綜合標準。

天津、蘇州、武漢三個城市位列前10，充分說明在綜合經濟實力方面，已經具備了一線城市的水平。但另一方面，也應看到，與北上廣深相比，津蘇漢都有或多或少的現實差距，因此還稱不上是完全的一線城市。

除津蘇漢外，還有一些城市可歸為準一線城市。東部地區，長三角作為中國最發達也最有活力的經濟區，其核心城市如杭州、南京、寧波等已經具備準一線城市的條件。京津冀地區則主要是天津有躋身準一線的資格。廈門、青島、大連等城市作為各自區域城市群的中心城市也具備了準一線的條件。在中部，長沙、鄭州也具備準一線的資格。西部則主要是成都、西安、重慶。

半月談：從總體上看，一座城市發展的關鍵要素，離不開人、財、產業。那么，從這些關鍵要素的流向上看，您認為目前哪些準一線城市最有“上位”的潛力？

倪鵬飛：我認為依序是杭州、蘇州、武漢、成都、重慶、天津、鄭州、合肥、長沙、西安、大連等。這是從關鍵要素的流向上看，“上位”潛力相對較好的城市。

我重點說一下武漢。過去一年，武漢的對外交往中心和交通樞紐中心地位、區域創新型城市建設都取得了較大的進步。2016年GDP和常住人口分別位列全國第9位和第8位。在中部六省的所有城市中，武漢的綜合經濟競爭力、綜合增量競爭力和綜合效率競爭力3項均排第一位。

之所以說武漢的潛力很大，首先在“人”的方面。近年來東部沿海地區高房價、城市擁擠等因素形成了離心力，中部地區和城市相對經濟地位提升、就業居住吸引力增加，人口持續向一線城市集聚的趨勢有所減弱。在此背景下，2016年武漢共增加常住人口15.85萬人，并且積極落實《人才發展體制機制改革20條》，打造“大學生最友好城市”，吸引高端人才。

第二在產業方面，中國(湖北)自由貿易試驗區的獲批、國務院支持武漢建設國家中心城市的政策紅利，進一步鞏固了武漢作為全國重要創新城市的地位。

第三在交通方面，作為全國高鐵中心、全國性鐵路路網中心和長江中游航運中心城市，武漢的全國性綜合交通樞紐地位日益突出。

治理大城市病是重中之重

半月談：近些年，一線城市被“大城市病”困擾，準一線城市也正在或即將面臨大城市病，比如產業發展不夠均衡、公共資源分配不均、環境污染、可持續發展潛力不足等。您認為，準一線城市應該如何增強發展后勁、補足短板？

倪鵬飛：克服“大城市病”是現代化城市增強發展后勁、補足短板的重中之重。國際上，城市病問題主要發生在首都地區和特大城市，而我國的城市病問題已經蔓延到許多二線城市，體現在城市人口膨脹、交通擁堵、房價高企、空氣污染、社會安全弱化、就業困難等多個方面。

規劃和構建中國城市體系，除了重點發展城市群外，還應放開對大城市的限制、因地制宜發展小城鎮。要構建多尺度、多中心的城市體系。第二，要強化大城市的規劃與管理。用規劃的前瞻性和科學性引領大城市健康、可持續發展。同時，完善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的供給結構，弱化擁擠效應對大城市規模經濟的抵消。第三，對于一些人口擁擠的準一線城市，應疏散中心區的公共服務，推動公共服務的空間均衡配置，轉變城市發展的空間戰略，將離心疏散確立為未來主要的空間發展方向。

城市，創造價值

半月談：目前，評價一個城市發展狀況的指標有很多，中國社科院為什么要構建綜合經濟競爭力、宜居競爭力和可持續競爭力三大指標體系？

倪鵬飛：總體上說，城市競爭力就是城市創造價值的能力，以及為居民提供福利的能力。這個“價值”有兩層涵義，一是當前創造價值的能力，一是未來持續創造價值的能力。

我們構建的三大指標體系中，綜合經濟競爭力是指當前現實的競爭力，從產出的視角，評價城市的經濟規模、經濟增長和綜合經濟效率。采用GDP連續5年平均增量和地均GDP來合成衡量。GDP的增量綜合反映了城市收益擴展的速度及規模變動，克服了增長率在不同規模城市之間可比性較差的缺陷。地均GDP，嚴格講是地均綠色GDP，則綜合反映了單位空間上的經濟收益，以及對土地這一重要資源的利用效率，也就反映了城市創造和聚集財富的效率。

宜居競爭力主要從投入的視角考察。人的勞動和創造是一切價值的源泉，宜居競爭力決定了城市對于人才，特別是高端人才的吸引力，從而影響城市的產業體系競爭力。根據影響人類發展的因素框架，宜居競爭力由教育環境、醫療環境、安全環境、生態環境、居住環境、基礎設施、經濟環境這7個方面構成。

可持續競爭力是指未來和潛在的競爭力。根據我們多年的研究，可持續競爭力包括經濟、社會、生態、文化、城鄉一體和對外開放6大方面。

“擇良城終老”，何謂良城？

半月談：人們常說“遇一人白首、擇一城終老”，一座城市的好與不好，每個人都可能有其主觀判斷。在通往現代化強國的新征程上，現代化的城市文明可謂是題中應有之義。一座準一線大城市，應該是和諧宜居、富有活力、特色鮮明的現代化城市。如何走出一條中國特色的城市發展道路？

倪鵬飛：擇良城終老，“良城”可以體現在8個方面：一是以人為本的宜居城市。以人為本是城市發展價值的出發點和落腳地。一些“空城”“鬼城”就是扭曲了這一根本價值的反面典型。在理想的宜居城市里，市民身體健康、精神愉悅、生活幸福、文明和諧；自然環境、基礎設施、政府服務、私人服務的均衡化能確保大多數居民便捷、舒適的享用。二是創業至上的宜商城市。表現為企業的良好發展、廣闊的市場需求以及優越的創業營商環境。三是創新驅動的知識城市。只有創新才是城市可持續發展的不竭動力。主要表現在知識經濟發達，知識產業成為城市的主導產業。四是公平包容的和諧城市。以公平的社會制度和包容的社會精神為保障，順暢有序運轉的城市，各種社會矛盾沖突都能通過合理的機制加以解決，所有人的利益都得到了尊重和體現。五是環境友好的生態城市。人們的生產和生活過程被作為自然循環過程之一，低碳經濟發展模式形成，生態環境建設成為城市建設的有機組成部分，人工環境與自然環境有機融為一體。六是多元一本的文化城市。文化是城市魅力的標志。在自由開放的社會文化吸引下，世界各地的人們來此工作、生活，為城市文化注入新的元素，城市文化畫卷絢爛多彩。七是城鄉一體的全域城市。中心城區與小城鎮、鄉村作為一個有機整體，在各方面共同發展，城鄉居民在田園般優美的環境中享受著現代城市的優質公共服務和便利基礎設施，城鄉完美融合。八是開放便捷的信息城市。信息技術的廣泛應用讓城市更加“智慧”，也能匯集公眾智慧，推動城市管理和服務的不斷創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