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制蟋蟀罐之北盆

南盆與北盆之差異首先在于壁之厚薄，其次在于器形的高度。這主要是南北氣候有較大差異所致。

北方不像南方那樣潮濕，但晝夜溫差較大，氣候變寒亦常常是一夜之間。南盆壁薄、扁淺而無需捶土底，皆著眼于不存濕氣，但在北方卻不適用，壁厚是為了延緩外部空氣驟熱驟寒，捶土底則為了可以儲存一定的水分，防止空氣過于干燥而導致的罐內濕度較大的起伏，既然要捶土底，腔體自然就高，要預留出土底的厚度。種種不同皆出于因地制宜，以適蟲性。

早期萬禮張玉趙子玉蛐蛐罐

之所以將罐體的高度列為次要指標，則在于北盆中亦有扁矮的一路，稱為磨盤罐，其目的是不需要加放過籠，有便捷之利，亦有專蓄短須蟲的功能，使之較易探知頂部，以免蹦盆而致破頭或傷殘。

北方咬斗蟋蟀的歷史晚于南方，陶制蟋蟀罐的燒造亦晚于南方。

王世襄先生《秋蟲六憶》曾著錄宣德雙獅紋陶制蟋蟀罐一只，為厚壁，是為北盆。產于何地不詳，是否確為宣德年間燒造亦有爭議。雖缺乏嚴格的證據，但王世襄先生的論證大致成立。

另中國國家博物館藏有一龍紋罐，蓋內篆紋戳記“仿宋賈氏珍玩醉茗癡人秘制”12字，罐底龍紋圖記內有“大明宣德年制”款，王世襄先生曾目見，但認為“戳記文字及年款式樣均非明初所能有，乃妄人偽造”。此意見較為中肯，從形制看的確似為晚清產品。

其實就社會狀況而言，北方燒造蟋蟀罐，技術上不是問題，比如唐代北方就開始燒造澄泥硯，雖說澄泥硯質地過于細密，不適合用于蟋蟀罐的燒造，但是從技術上考慮，由高密度簡化為低密度，也就是降低技術指標，應當是容易實現的；再者，明代皇宮所用城墻磚，是在臨清燒造的，據黃仁宇的研究，年產量為100萬塊，萬歷二年以后，減少到70萬塊。當日運輸漕糧的每艘船只，要順便運輸40到48塊城磚，民船則減半。只有為宮廷建筑使用的釉磚，才由蘇州燒造，運輸釉磚需專用的駁船。分用途分地燒造，這種安排考慮的雖然是運輸的成本，但說明北方燒造業已很成熟，皇家征用的磚塊，從選土、練泥，到成型、陰干，乃至燒制，工序繁瑣不亞于燒造蟋蟀罐。北方較晚出現蟋蟀罐的燒造，應該和此前北方斗蟲風氣未盛有關。

目前所知，北方民間燒造陶制蟋蟀罐要遲至萬歷年間才出現，是為“萬禮張”。這是目前所知最早的北盆。

萬禮張盆經王世襄《秋蟲六憶》整理和研究，以款識分為八種：萬禮張造、白山、秋蟲大吉、永戰三秋、永站三秋、怡情雅玩、永遠長勝、春游秋樂；另有光素無款識者一，大約為九種。暢安先生文中附有款識拓片六種，唯“秋蟲大吉”“永遠長勝”兩種沒有拓片。

萬禮張盆的特點在于外皮雖細，但內里卻泥質較粗，故而罐體分量較輕，蛩家總結為“糠胎大甕刀削底”。糠胎，因此透氣性極佳，當系行家所為。王世襄就說，要論觀賞性，萬禮張不及子玉罐，但養蟲卻勝過子玉。這也是晚清至民國時期行家們一致的看法。

之所以敢說萬禮張盆是北方最早的蟋蟀罐，主要還是因為萬禮張盆明顯帶有從南盆演化為北盆的痕跡，八種之間細微的差異，可以明顯看出其發展的脈絡。早期，其基本形制為平底無圈足，盆壁較薄，器形較矮。較典型的有“怡情雅玩”，壁厚介于常見之南盆與北盆之間，但是高度卻是南盆的尺碼，也比宣德瓷質盆要矮。但是部分盆的盆底已有圈足，比如“永站三秋”。但腔體依然較矮，不及后世盆高大。

萬禮張之后，有一款“青年張二”，為天津某藏家所藏，泥質、器形皆與萬禮張相類，有人認為是萬禮張早期產品，也有人認為是萬禮張的子侄輩所制，目前尚無定論，但大致上可以認為系同時期的產品。

自萬禮張的過渡，北方蟋蟀盆基本定型于厚壁、腔體較高，下設圈足等規范，基本采用平落蓋而非南盆常見的天落蓋。也正是由于腔體的高深，北方器物開始稱為“罐”，而南方依然稱為“盆”。雖然這也不是嚴格的界定，北方也常常盆、罐混稱，但大致上約定俗成，沿襲至今。及至清代趙子玉在京畿一帶燒造蟋蟀罐，北方玩家稱“盆”的就不太多了。

明代蟋蟀罐當時的價格，各類文獻皆未載。但是從袁中郎、劉侗的記述中可以看到，每到秋時，家家皆養蟋蟀，可知一般蟋蟀罐并非貴重之物。唯《戒庵老人漫筆》所載宣德時蘇州大秀、小秀所造者，久藏蘇州庫中，正德時發出變易。既然值得一記，估計價格不菲。但具體數值闕如而不得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