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法治軌道上解決糾紛

一方討債不成反被羈押,另一方被打傷未獲賠償,當事雙方都不滿意,多年到處信訪。湖南益陽將此案作為2017年執(zhí)法監(jiān)督和律師參與化解涉法涉訴信訪第一案,通過詳解各種法律程序的訴訟風險,陳清利弊,最終促使雙方調解結案,握手言和。

曾經,訴訟與信訪交織、法內處理與法外解決并存的情況長期存在,導致一些群眾“信訪不信法”甚至“棄法轉訪”、“以訪壓法”,最終損害的還是群眾自身的權益。

近年來,各地大力推進涉法涉訴信訪改革,不斷完善訴訪分離、程序導入、案件辦理、終結退出、司法救助、責任追究等機制；北京、山東、吉林等組織動員廣大律師積極參與涉法涉訴信訪工作,全面落實律師代理申訴制度,推動涉法涉訴信訪問題在法治軌道上解決,涉法涉訴信訪形勢不斷改觀。

湖北恩施精挑知名律師組建政府律師顧問團、處理涉法涉訴和重大疑難信訪問題律師顧問團,提升州、縣、鄉(xiāng)鎮(zhèn)各級部門管理決策的規(guī)范化；同時開展“律師進村、法律便民”活動,提供一對一法律服務,積極尋找化解矛盾糾紛和維護群眾合法權益的結合點。

隨著全球化的不斷發(fā)展以及我國“一帶一路”倡議的落實,涉外糾紛不斷出現(xiàn),如何依法化解成為重大課題。

針對糾紛數(shù)量多、增長快、標的大、法律關系復雜、涉案主題多元等特點,上海浦東自貿區(qū)法庭探索訴訟與非訴訟相銜接的商事爭議多元化解方式,引入9家行業(yè)協(xié)會、商會、專業(yè)調解中心依法獨立開展調解業(yè)務,專門成立商事爭議解決中心并聘請外籍調解員。近3年來,法庭共委托調解組織調解成功案件602件,標的5.48億元。

作為“一帶一路”重要節(jié)點,云南瑞麗口岸每天出入境人員4萬多人次,車輛1.1萬多輛次,社會治安綜合治理任務繁重。為此,瑞麗建立了6個涉外矛盾調處中心,中心由鄉(xiāng)鎮(zhèn)政府、司法所、邊防派出所、外事、邊境村社干部群眾等組成,建立翻譯、回避和公證人制度,已化解涉外邊境民間矛盾128起,成功率98.4%,調處中心被邊民譽為邊境線上的“國際小法庭”。

依法治理破解各類難題

交通擁堵、出行難,是很多大城市都有的“城市病”。上海堅持法治思維、法治方式開展交通大整治——市人大出臺“上海史上最嚴交規(guī)”；公安機關在堅持嚴格執(zhí)法的同時,加強交通基礎智能化、系統(tǒng)化建設；各地區(qū)各部門齊抓共管,廣泛宣傳,營造人人參與支持交通大整治、共建共享平安上海的濃厚氛圍。

經過近一年的努力,上海交通大整治效果顯現(xiàn),交通擁堵明顯緩和,道路交通事故數(shù)、死亡人數(shù)、受傷人數(shù)分別比整治前下降26.6%、16.9%和43.3%,“滴滴出行”將上海的擁堵排名從第8名降為第18名,群眾滿意度提高。

海南等地將征地拆遷納入法律援助范圍,暢通司法救濟渠道,依法保障被征地拆遷人員合法權益；江蘇、湖南等地建立交通違法與個人信用掛鉤制度,通過增加保險費、義務勞動等約束交通違法行為；甘肅、江西等地建立醫(yī)警聯(lián)動機制,依法打擊涉醫(yī)違法犯罪……各地將法治融入到社會治理的各個方面,破解各類難題。

當前,網絡犯罪已占我國犯罪總數(shù)的近三分之一,而且每年還在大量增加,特別是電信網絡詐騙犯罪,已成為危害社會的一大毒瘤,也是社會治理的一大難題。

為此,我國建立了由23個部門和單位組成的打擊治理電信網絡新型違法犯罪工作部際聯(lián)席會議制度,實現(xiàn)多方聯(lián)動治理。上海、吉林、湖北、深圳等地建立反電信網絡詐騙中心,實行防范、打擊、治理一體化,取得了較好效果。

產權制度是保護企業(yè)、公民合法財產的基礎性制度,對社會穩(wěn)定、經濟繁榮具有重要意義。最高人民法院出臺適用物權法的司法解釋,最高人民檢察院出臺依法保障和促進非公有制經濟健康發(fā)展的意見,不斷加大產權司法保護力度,得到社會各界充分肯定。

小智治事,大智治制。近年來,有關部門圍繞人、組織、物、網等基本要素,就建立公民身份證號碼、組織機構代碼、不動產登記、網絡實名制等制度出臺了一系列規(guī)定,為加強社會治理基礎性工作發(fā)揮了重要支撐。

善于從法律層面思考問題,在法律框架內研究解決辦法,全國政法綜治戰(zhàn)線維護社會穩(wěn)定工作能力更強、水平更高、效果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