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交媒體應承擔起社會責任，斬斷恐怖主義“精神紐帶”

梅建明：撒切爾夫人曾經講過，大眾傳媒是恐怖主義的氧氣。當前，社交媒體廣泛普及，恐怖分子極大地利用了社交媒體這種工具。互聯網反恐需要采取的措施主要是：第一，加強政府與互聯網企業之間的合作；第二，全球互聯網企業應當建立一種企業間的合作架構，就暴恐音視頻的標準、規范、舉報機制、跨國間的合作平臺等問題形成非政府的、行業內部的橫向合作體系；第三，國際社會應當加大技術研發與應用的力度，突破運用技術手段阻止恐怖主義傳播的障礙。

張家棟：社交媒體具有“監管的高門檻和利用的低門檻”，這使得恐怖主義勢力在網絡空間的活動，比在傳統媒體中更加活躍。打擊網絡恐怖主義，應該采取以下措施：第一，建立新型網絡監控體系，以解決網絡活動的跨國性與監管的國別性之間的矛盾，國際機構，尤其是聯合國機構，應考慮設立世界性的網絡監管體系；第二，協調各國、各國際組織的網絡立法；第三，建立網絡企業的反恐怖評估體系。目前，網絡企業的反恐活動，很難評估，也沒有相應的處罰和獎勵措施。這導致網絡企業的反恐積極性不高。可考慮建立相關評估體系，與網絡企業的形象等掛鉤，以提高這些企業的積極性。

亞當·克萊恩：社交媒體大大降低了恐怖主義組織宣傳及溝通的成本。對社交媒體而言，解決這個問題是一個嚴峻的挑戰。令人欣慰的是，越來越多的高科技公司開始建立恐怖主義數據庫，通過人工智能方式追蹤一些可疑的網絡行為。如果能夠根據恐怖分子在網絡、社交媒體上的行為提前防范，很可能避免悲劇的發生。希望高科技公司能夠與調查機構加強信息共享和合作，并在社交媒體上傳播正面信息，防患于未然，通過虛擬世界的追蹤，將現實世界的個人與恐怖主義的關系提前確認下來，從而阻止恐怖事件的發生。

安東尼·格萊斯：英國反恐怖主義立法獨立審查員馬克思·希爾曾表示：“隨著互聯網的迅速擴張，一些人變得極端化可能不是受到某個具體的人的影響，恐怖分子越來越受到他們所讀所看內容的影響。”曼徹斯特爆炸案嫌疑犯似乎在網上學會了制作爆炸裝置。有許多證據都證明，采取有效措施來遏制互聯網上的“圣戰”宣傳是非常必要的。例如法國宣布，將給互聯網科技公司施壓，如果這些企業不能刪除網絡上的極端內容，將面臨法律責任。

阿拉斯泰爾·里德：過去很長時間內，極端組織利用宗教場所、監獄或者一些地下機構發展成員，恐怖主義思想傳播的范圍和速度相對有限，但借助社交媒體的強大傳播功能，恐怖主義思想就像病毒一樣快速蔓延。很多恐怖分子都是通過社交媒體從極端組織獲得相關信息后實施襲擊的。社交媒體應該承擔起自己的社會責任，協助反恐機構斬斷極端組織和潛在恐怖分子的“精神紐帶”。

發展社會經濟、加強社群融入，鏟除激進思想滋生的土壤

張家棟：當今世界處于一個深度調整與沖突時期，恐怖主義只是問題的一個表現，并不是問題本身。當今世界，尤其是西方發達國家，普遍陷入政治、經濟和文化危機之中。傳統政治模式、經濟發展模式和文化傳統，都面臨嚴峻的挑戰。各種極端思想，從左到右，都呈上升趨勢。這是我們理解恐怖主義問題的主要時代背景。

梅建明：恐怖主義在當代的發展與全球化有關?？植乐髁x是一種對全球化的反叛，是對全球化的抗拒，是對后冷戰時代以美國為代表的世界經濟政治體系的一種挑戰。這種反叛、抗拒和挑戰，是一種尋求新秩序的過程與努力，但是這種過程與努力充滿了血腥的暴力、宗教的異變、國家主權的崩潰、民族認同的錯亂。

亞當·克萊恩：恐怖主義事件頻發的原因，是社會和政治上的不平等，而恐怖分子認為通過這種賺眼球的暴力行為可以帶來改變。這個原因可能很難被理解，因為聽上去好像很簡單。但看看那些被認定為“恐怖組織”的機構，就會發現，他們的故事都是建立在這兩個方面之上。經濟問題是一個方面，但實際上，很多“獨狼”恐怖分子家境并非貧寒，很多甚至是中產階層，本·拉登更是富甲一方。

卡維·鐘吉塔翁：經濟發展是造成人與人之間不滿情緒和收入差距擴大的關鍵因素。因此，在應對恐怖主義肆虐蔓延這一全球性問題時，各個國家和地區都非常有必要妥善處理好收入分配的問題，也應有效應對機會公平的挑戰。

阿拉斯泰爾·里德：過去3年里，在西方實施襲擊的恐怖分子七成以上都是本國公民。受到極端組織洗腦是他們成為恐怖分子的主要原因，但為什么這些人那么容易被極端組織的意識形態吸引呢？這個問題需要深思。研究發現，很多恐怖分子一開始思想并不激進，但由于受教育水平不高、受到社會歧視、收入水平較低等影響，他們對生活現狀日益不滿，最終在極端組織所描繪的烏托邦里找到了自己。因此，要想從根本上鏟除激進思想的土壤，還需在發展社會經濟、加強社群融入方面下大力氣。去激進化是有效應對恐怖主義的必然選擇。

安東尼·格萊斯：事實上，英國被極端化的青年很大一批就來自校園，他們本可以為社會做出積極貢獻，卻被誘導加入極端組織。社會排斥感也助推了青少年的極端化，“伊斯蘭國”便利用這一點乘虛而入，向他們許諾社會地位及種種好處。

恐怖主義是全世界的公敵，應以人類命運共同體的視野進行全球性的綜合治理

梅建明：全球反恐合作需要超越傳統的國際合作視野，超越個別國家的利益考量，以人類命運共同體的視野對全球恐怖主義問題進行全球性的綜合治理。當下恐怖主義已成為全球性、普遍性、系統性難題，超越個別國家的局部利益，因而站在更高層次追求反恐目標就成為世界各國的必然選擇。世界各國無論大小強弱，都應享有平等的反恐權利，承擔共同的反恐責任，各司其職。

發揮聯合國的主導作用，倡導協商對話、公正合理原則。當前，恐怖主義在全球快速擴散的現實，以及“越反越恐”的局面，都深刻表明全球反恐應建立合理的制度框架和治理規則。全球反恐斗爭不能像過去那樣被個別大國作為棋子玩弄于股掌之間，尤其要反對在反恐問題上搞雙重標準，應站在人類社會共同安全和利益的高度，以公正合理為原則，維護國際法治權威，確立公平公正的全球反恐治理規則。

張家棟：加強反恐合作，一是要加強區域性反恐合作。區域內國家往往面臨共同或類似的威脅，利益和威脅的共同點比較多。如上合組織、歐盟、東盟等，都是較為有效的地區性反恐機制，其作用要被加強。二是要加強專業性反恐合作，如金融反恐、網絡反恐等。這些專業領域的反恐合作機制目前已經存在，但存在著決策不平等、參與積極性不平衡和總體實施效果比較低的問題。各國要加強研究，在操作層面解決問題。三是要更新安全觀念。傳統安全觀念對反恐問題重視程度不高。國際社會要推動超越主權國家概念的新安全觀念的形成，達成反恐怖主義安全共識。

亞當·克萊恩：恐怖主義并不是一兩個或者幾個國家面臨的問題，而是全球面臨的最緊迫威脅，因此，國際間的聯合反恐是非常必要的。各國之間的情報機構應該求同存異，更廣泛地分享相關情報，建立起反恐數據庫，在防范、處置恐怖事件中加深合作，從而真正根除恐怖主義存在的土壤。

安東尼·格萊斯：首先，必須更有效地規范互聯網。面臨恐怖主義威脅的國家之間需要更有效開展情報及安全合作。今年1月，英國首相特雷莎·梅特別強調與歐盟在安全領域開展情報合作的重要性，并暗示將投入更多資源在這一合作上。需要指出的是，雖然英國政府這一意愿是好的，但當英國離開歐盟時，英國也離開了支撐歐盟安全的所有機構，包括歐洲刑警組織、歐盟情報和情況中心、歐洲逮捕令制度、申根信息系統（英國當局在2016年獲得了5億個瀏覽信息）。雖然國家安全不是歐盟權力的組成部分，但根據里斯本條約第四十條，各國在布魯塞爾的協調下組建上述機構，使得開展安全合作更加便利。英國可能想要在脫歐后重新加入上述機構，但是一旦脫歐完成，只能站在門外敲門。

卡維·鐘吉塔翁：我認為當前全球反恐戰場上的國際合作還主要停留在雙邊層面，雖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我們仍然需要不斷加強全球合作，特別是通過地區合作的渠道，加強各國之間的信息和情報共享，相互支持并共同應對這一全球性非傳統安全威脅。

阿拉斯泰爾·里德：最近幾年，歐洲屢遭恐怖襲擊，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國際合作不夠。歐洲很多國家屬于申根區，邊界是開放的，但由于各國的反恐政策不盡相同，且相互之間在情報共享方面不夠密切，這就給恐怖分子留下了很多漏洞。即使有邊界，恐怖主義也不因邊界而停止。恐怖主義是全世界的公敵，只有加強國際合作，才能沉重打擊恐怖分子的氣焰，讓人們重獲安全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