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贊成藏家回購非法外流的文物

也正是在最近20年間，中國一步步成為世界最主要的藝術品交易中心，中國文物的集散地從美國、日本逐漸回到了香港、北京和上海。雄心勃勃的收藏家們到海外購買中國文物，這些行為，在特定時期，被敷上愛國色彩，為公共輿論所鼓勵，甚至為他們帶來實質上的好處。

但站在研究者的角度，段勇并不贊成藏家回購非法外流的文物。“如果不涉及非法流失，該買就買，這是個人意愿。但對于非法流失，作為贓物，問題就比較復雜。把被搶走的文物買回來，就是里外吃了兩次虧，情感上說不合適。而從法理上講，就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公約精神和國際博物館協會職業道德準則，也規定收藏家應當自律，不得購買來源不合法的文物。”

在清宮文物的回流上，令段勇頗感欣慰的是，曾在中國引起軒然大波的兩尊圓明園獸首終于在2013年回到國內。將它們捐給中國政府的是正計劃進一步拓展中國市場的佳士得大股東皮諾家族。兩件獸首是英法聯軍劫掠自圓明園的文物，2009年，佳士得將在巴黎上拍這兩件文物的消息曾觸動國人的神經，國家文物局也發表聲明，明確反對拍賣，后又對佳士得入境業務進行了制裁。“在道德上，我們阻止拍賣是站得住腳的。但在法律上，我們缺乏可以援引的國際公約和對方的國內法。”段勇說。

拍賣會依然如期舉行，中國藏家蔡銘超赴巴黎拍下了兩件獸首，又拒絕付款，文物最終流拍。“不知道蔡先生初衷如何，這是個人行為，我不能妄加揣測。”段勇覺得，此事引起的結果是好的，引起了法國輿論的廣泛關注，獸首很難有再次公開交易的可能性，這些都對藏家和拍賣行構成了壓力。令他稍感遺憾的是，當時對蔡銘超此舉的批評一度成為主流，人們認為他“不講誠信”，“丟了中國人的臉”。在段勇看來，“這樣的評論，似乎稍稍有些偏了”。

第一財經：你曾到美國美國博物館對追索問題一般抱什么態度？

段勇：2002年底曾有七國18家著名博物館發表了一個“普世性博物館宣言”，其中十家是美國博物館，如大都會、波士頓、克利夫蘭、芝加哥，基本態度就是認為他們收藏的外國流失文物是有歷史背景的，當時并不違法，他們為保護和宣傳這些文物作了巨大貢獻，現在這些文物與這些博物館已經融為一體分不開了，同時也表示對個別文物可以個案處理。

第一財經：各國收藏中國文物各有什么不同？這些特點與流失過程有著怎樣的聯系？

段勇：這些國家共同特點是收藏數量大、種類全，中國最有代表性的瓷器、青銅器、書畫幾乎在每個國家都是主要藏品。不同點在于：英國藏有大量敦煌文書，斯坦因是最早到敦煌的外國探險家。1935年在倫敦舉辦了中國藝術品國際博覽會，這批送上門來的文物也給英國的收藏提供了便利。除青銅器和瓷器，美國國會圖書館也藏有大量中國地方志和古籍善本，許多地方志我們在國內反而找不到了，許多古籍也都是孤本。日本則收藏了大量甲骨、書法。中日文化有共通之處，他們懂得中國文字，也對漢字藝術更感興趣。同時，他們和中國是鄰國，近水樓臺先得月。

第一財經：除了中國的博物館之外，美國收藏的中國古代書畫，尤其是宋元書畫數量很多，似乎是各國之中最多的，這是為什么？

段勇：美國財大氣粗，就像一個強大的漩渦，吸引了大批收藏家。也就是在這樣的時代條件下，才誕生了王季遷這樣的大收藏家。另一方面，相比于書畫記載，瓷器、家具、玉器、青銅器等文物的追蹤更難。因為書畫記載明確，流傳有序，一般都有確定的名字。但清宮檔案對那些器物并沒有一個唯一確定的名字，記錄和實物很難聯系起來。很多時候，我們只能框定，高等級官窯、高級硬木家具大都出自宮廷。

第一財經：書中收錄了美、英、法、日、德、瑞典、加拿大等國的公立機構所藏中國文物，還記錄了文物的年代、性狀、大小和作者。目前，中國研究者從海外博物館得到這些材料是否有難度？

段勇：首先要說明，這些資料是中外學者長期收集研究積累的，比如日本學者鈴木敬及其團隊對世界各國收藏中國書畫的資料收集是最全面的，上海大學的陳文平教授也長期致力于研究世界各國收藏的中國文物，積累了大量珍貴資料。我們是在歷代學者成果基礎上繼續前進，在數據和照片方面也得到了中外博物館及其專家學者的支持和幫助。從學術研究角度，一般交流還是比較通暢的，但是對某些敏感文物，像圓明園流失文物，還是存在一些困難和障礙。比如法國楓丹白露中國宮，后來對接待中國人參觀就比較謹慎。

第一財經：2015年，甘肅大堡子山秦墓金飾片終于在被盜20多年后回到甘肅省博物館。你當時作為國家文物局博物館司司長，參與了與法方的談判。能否談談這個案例對海外文物追索的意義？

段勇：這件事說來話長，但我也確實愿意談談，因為這是一個典型案例，可以從中總結一些經驗。

1990年代初，大堡子山就發生了嚴重的盜掘，當時幾乎是全民上陣挖墓，人擠人。說句玩笑話，那情景就像是在開展農田水利建設。

1994年開始，就有中國學者在國外發現了部分被盜文物的下落。文物追索過程中，建立完整確鑿的證據鏈是十分困難的。中方必須證明文物確實在中國被盜，并流失海外。考古發掘為此提供了證據。2004年，國家文物局對被盜墓地開展了科學考古發掘，有一些收獲，發掘出文物，也采集了樣本。同時，公安機關也對盜掘立案偵查。

2010年，在建立完整證據鏈的前提下，我作為職能部門負責人得到了國家文物局的授權，正式致函兩家主要收藏大堡子山文物的博物館。其中一家是法國吉美博物館，另一家博物館因為正在追索中，暫時不提名字。當時這兩家博物館的態度都不積極，一家沒有回應，一家回函狡辯。后來，我們又再次發函駁斥。

在此之后，國家文物局啟動了制裁，中斷了國內博物館和這兩家博物館的業務往來。這兩家博物館都是以收藏中國文物為主的，和中國博物館的業務往來一向十分密切，每年都有人員交流和項目合作。所以，我們的制裁對他們影響非常大。尤其是法國吉美博物館，它們在中國的影響力與過去相比一落千丈。

直到2014年中法建交50周年，兩國決定互辦文化年。當時吉美博物館新館長馬卡列烏上任，她原來是盧浮宮的一位部門主任，對流失文物的態度比較明朗。她提出在中法文化年舉辦中國文物展覽的邀請。我們給出的回應是：在談判歸還大堡子山文物的前提下積極支持。

我陪同當時的國家文物局局長和分管副局長一同見了法國官員和專家。我們還特地邀請專家到大堡子山盜掘現場，查看當年盜掘遺留的慘狀。最后，法國政府和吉美博物館決定歸還這批文物。歸還過程中，他們也克服了來自法國許多古董商、官員和媒體的壓力。因為，按照法國的法律，國立博物館的文物屬于國家財產，不能外流。吉美博物館就采用迂回的方法，將32件文物退還當年的捐贈人，再請兩位捐贈人歸還中國。

吉美博物館把文物還給我們，起到了積極作用。那時，法國人已經了解到中國的追索決心，這批文物很難繼續公開交易，成了燙手山芋。在這種情況下，兩個月后，一位法國著名古董商將他收藏的24件文物以捐贈形式歸還中國。

整個過程中，我們都采取了積極主動的態度，首先是中國的學者們及時尋找到文物下落，隨后便開始全面搜集證據。因為交涉的同時，我們要做好訴諸法律的準備。之后，就是提出正式追索，持續施加壓力。最后抓住有利契機，在法方的配合下，促成了文物的回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