剛剛行完大婚之禮的溥儀和婉容愕然發現，皇后鳳冠上鑲嵌的珍珠、寶石、玉翠全都被換成了贗品。宮女、太監偷盜猖獗至此，溥儀不得不動用刑罰。但追查又導致更大的損失：對宮廷庫房的清點剛剛開始，一場大火就把存放著大量皇室珍寶的建福宮花園燒光，1157件書畫、數萬冊古籍以及2665尊金佛不復存在。諸多證據表明這是一場由太監制造的故意縱火案，目的就是為了銷毀罪證。家奴盜竊成風也就罷了，身邊那些“書生氣太多”的“帝師”更令溥儀意外。在自傳《我的前半生》中，溥儀慨嘆，這些原本被他認為“不會沽名釣譽”的人，也紛紛染指清宮文物，借而不還，甚至不經賞賜就取走。而這些文物大都流入北京的古董商手中。

主動或被動的，從留守宮廷到遷居長春，自溥儀之手流出的頂級文物數以千計。但他絕不是清宮文物流失的唯一出口。事實上，自1860年英法聯軍火燒圓明園直至抗戰，中國就像一個滿是槍眼的油罐，堵哪兒都沒用，根本阻止不了那些國之重寶傾瀉而出，流散民間或飄零海外。

長期以來，清宮文物的流散狀況就是一筆巨大的糊涂賬。2008年啟動的“清宮散佚文物調查”項目，歷時五年，終于形成一份相對全面可靠的“賬單”。在《國寶星散復尋蹤——清宮散佚文物調查研究》一書中，詳細列明了英、美、法、日、德、意、加等國的重要博物館所藏的清宮文物，作者之一、時任故宮博物院副院長的段勇，正是這一調查項目的負責人。

“項目成果建立在中外前輩學者大量研究的基礎上，楊仁愷、陳文平、鄭欣淼和日本的鈴木敬等都做了翔實的研究。我們如果從零開始，那工程就太浩大了。”接受第一財經采訪時，剛調任上海大學副校長的段勇反復強調。可即便如此，調查的難度依然“遠比之前想象的大”，因為“資料匯總容易，但甄別、訂正就很難，這些工作非常瑣碎、細微”。與起先以數據為主的調查報告不同，在此基礎上寫成的書，補充了大量文字，論述了文物散佚的歷史、海內外館藏體系、拍賣市場與文物追索等諸多議題。

就在溥儀一邊暗中將文物送出皇宮，一邊為家賊頭疼之前，距紫禁城不遠的恭王府里，末代恭親王溥偉已經準備把府內傳承幾代的文物賣給日本古董商山中定次郎。溥偉此舉，據說是為了籌措清廷復辟的軍餉。“這是山中定次郎一生的得意之筆。恭王府除書畫之外的所有古董都包銷給他了。”段勇說。像之前許多次流失一樣，沒有人確切知道恭王府究竟賣出了多少文物。如今，日本根津美術館收藏的大量中國清宮鐘表，都是創始人根津嘉一郎1912年以后從山中商會購得，一般認為，那正是當年從恭王府流出的文物。“無論哪個商人，這是一生不會再有的事情。”《山中定次郎傳》中，關于當年收購恭王府文物，有這樣一句評價。

山中定次郎創立的山中商社是當時世界上最大的古董連鎖店，在北京也有分號。段勇說，當時，只要他一到北京，城中古董商總不免一陣騷動。因為山中出價高，古董商們對他趨之若鶩。他一般總是花一個上午安坐店內，查看送上門來的貨物。到了下午，他便晃悠到京城幾家一流古董店看看，搜尋漏網之魚。當他打聽到遜位以后的清廷曾將許多文物抵押給北京各大銀行時，就開始緊盯不放。最后，這些抵押品也大多被他收入囊中。

當然也有正面的例子，用段勇的話說，“與溥儀相比，民國四公子之一的張伯駒對文物構成了一種反向流動”。新中國成立后，他將畢生收藏的絕大部分文物捐給了北京故宮博物院和吉林省博物院，“數量不是很多，大約一共幾十件，但件件都是鎮館之寶的級別”。其中包括《平復帖》、《游春圖》、李白僅存的墨跡《上陽臺帖》、宋徽宗《雪江歸棹圖》、南宋楊婕妤《百花圖》等頂級書畫。“文博界的人對張先生都十分尊敬。在特定歷史時期，有很多收藏家主動或被動地捐出了文物。從他一直以來的想法來看，我個人認為，他是主動的情緒占比更大些。”

與山中定次郎一樣，盧芹齋也是當時這批古董商里的重要角色。他曾將大量文物賣到國外，其中有許多為非法流失文物。盧芹齋最為國人詬病的，是他曾將昭陵六駿中的“颯露紫”和“拳毛騧”倒賣到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博物館。“他比較復雜，一方面將海量中國包括非法獲取的文物賣到國外，另一方面他也出錢資助了辛亥革命、抗戰，還一直熱心在海外推廣中華文化。此人值得研究，他的大量檔案收藏在上海博物館。”

“這些古董商造成了國寶的大量流失，在我們看來是十分痛心的。但是收藏這些文物的西方博物館也有他們的觀點，他們認為，這些文物在他們那里得到了很好的保護和展示。如果不是在戰亂中流入外國，它們也可能被損毀。有些問題不是非黑即白，需要全面看待。”長期在文博領域工作，并頻繁接觸海外博物館，段勇的態度比較公允。不過他也指出，這里的“全面看待”當然要包含一個前提：這些商人“并沒有直接參加或是授意偷盜，與劫掠者和盜墓賊不同”。

面對所藏中國文物的來源合法性問題和追索問題，大都會博物館始終三緘其口。直至2016年，時任館長托馬斯·坎貝爾才在接受中國媒體采訪時做出回應：“這么多年來，大都會的收藏方式有許多改變，我們的法律以及道德標準也有許多變化。有追索問題出現時，我們總是按件處理，非常審慎地考慮每一個案例。”

清宮文物能追索回國的案例很少

《國寶星散復尋蹤》一書的誕生，也與一次海外文物追索有關。1990年代初，一批盜掘自甘肅大堡子山秦墓的文物流入海外，入藏兩家博物館。之后，中國展開了漫長的追索，文物主管部門也由此展開了一系列文物流失情況調查，其中包括對清宮文物去向的再次盤點。

關于流散海外的中國文物與清宮文物的具體數目，學界眾說紛紜，難有定論。一個極為流行的說法，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2010年引用過的一組數據：全球47個國家的218家博物館中收藏有中國文物163萬件。經過反復查證，段勇認為這個數據其實是“出口轉內銷”，出自國內學者的粗略估計，后被海外研究者采信。據他測算，流散海外的文物大約為1500萬件，清宮文物10多萬件。“不要認為流入海外的中國文物都是非法的，其實，其中絕大部分都是以商品和禮品的形式外流，非法的大約僅有十分之一。但清宮文物則相反，絕大部分都是非法流散。”

發生在英國軍官勞倫斯·約翰遜身上的故事，是當年文物流失的一個典型。此人將一件極為著名的文物、東晉顧愷之《女史箴圖》唐摹本從中國帶到英國。段勇覺得，勞倫斯并不了解這幅古畫的價值，只是沖著卷軸上的玉別子，才去向大英博物館兜售，后者最后以25英鎊的價格將畫買下。“此前國內很多人認為《女史箴圖》是英法聯軍火燒圓明園時搶走的，這一說法實為訛傳。火燒圓明園時，勞倫斯并不在場。1900年他恰好在北京，3年后，他就將這幅畫賣給了大英博物館。”

對1900年八國聯軍的暴行，聯軍總司令瓦德西也承認：“所有中國此次所受毀損及搶劫之損失，其詳數將永遠不能查出，但為數必極重大無疑。”可具體到勞倫斯個人，他究竟以何種手段得到了《女史箴圖》，卻難以確認。按照勞倫斯自己的說法，這幅畫是他在頤和園外執勤時，一位貴婦人贈送的。“我們認為，他這個說法，一沒有旁證，二不合情理。我們能夠知道的是，八國聯軍占領北京期間，他就在頤和園，”段勇說，“沒有確鑿的證據證明他直接搶走了《女史箴圖》，我們只能依靠合理推斷。”

在國際文物追索中，要找到確鑿的文物被盜證據，往往十分困難。而清宮文物的追索還面臨著另一重困境。中國分別于1989年和1997年才加入兩項重要的防止文物非法轉讓的國際公約。這意味著，在這兩個時間點之后非法流失的文物才適用這兩份公約，并且對非締約國沒有約束力。

“追索清宮流失文物比追索90年代以后流失的文物要困難得多。”段勇說，“能夠追索回國的案例相當少，大量清宮文物都是通過拍賣回到國內的。”段勇和他的同事也關注到公開市場中的清宮散佚文物。通過對雅昌數據庫和拍賣機構歷年的圖錄、目錄的整理，他們共搜集到1400余條清宮文物拍賣記錄，經鑒定、甄別，共收錄了1056條疑似清宮散佚文物的信息。數據所涉及的拍賣時間自1998年直至2016年。也就是說，就項目組搜集到的材料，這19年里，共有約1056件清宮文物進入公開市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