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職北洋，負責粵漢鐵路廣東段的建設

1902年，京師大學堂開始招生，父親黃嵩齡以廣東選派生的身份再次北上。兩年后，還在就讀的他，考取了清廷內閣中書。

任職內閣后，父親黃嵩齡上萬言書，請改革官制，變法圖強，并提議增設交通部和農工商部。不久，清廷采納他的建議，不過，因為慈禧不喜歡“交通”二字，所以“交通部”變成了“郵傳部”。郵傳部成立后，父親黃嵩齡又上萬言書于郵傳部，郵傳部尚書張百熙看中黃嵩齡的才能，將他調入郵傳部。1907年，黃嵩齡升任郵傳部電政司四品主事，1909年又擢升三品銜。

辛亥革命后，清王朝宣告覆滅，黃嵩齡并沒有選擇老師康有為的保皇之路，而是帶著實業救國的理想進入國民政府。此時，之前的郵傳部也經父親黃嵩齡建議而更名為交通部。

任職交通部期間，父親黃嵩齡最重要的工作是參與修建了粵漢鐵路。粵漢鐵路跨越廣東、湖南、湖北幾省，是一條貫穿南北的交通大動脈，戰略意義也非常重要，但早在19世紀末，粵漢鐵路的路權就被出賣給了美國合興公司。1905年，粵湘鄂三省民眾極力反抗，最終高價贖回路權，但此后工程進展遲滯，舉步維艱。

父親黃嵩齡長期關注粵漢鐵路的建設，對于如何整頓眼前的爛攤子，他有一套自己的想法。1914年，交通部總長周自齊決定委任黃嵩齡為粵漢鐵路公司總理，負責粵漢鐵路廣東段的建設。然而，父親黃嵩齡擔心，如果擔任總理，會有太多的應酬，反而無暇顧及具體的工程。于是，他以協理的身份挑起了粵漢鐵路廣東段建設的重任。黃嵩齡擔任協理期間，工程修建到了廣東韶關，這一帶是山區，受地形影響，工程很艱難，大家建議緩建。父親黃嵩齡力排眾議，推進工程，頂住水災兵亂，用3年時間實現了廣州至韶關鐵路竣工通車。

在粵漢鐵路協理任期內，為了節約開支，父親黃嵩齡自降薪水，只拿前任1/3的薪水；他還裁撤拿高薪混日子的洋雇員。努力終見成效，鐵路營業收入從第一年的70多萬漲到第五年的180多萬。粵漢鐵路廣州至韶關段通車后，父親黃嵩齡力主繼續推進工程建設，然而，因為種種原因，他的計劃最終擱淺。

1918年，父親黃嵩齡提交《任滿離職宣告股東書》，在該文末尾，他沉痛地表達了自己失望的心情：“庸醫殺人，庸才誤國，庸商誤路。因循坐誤，實此心痛也。”父親晚年回憶起那段歲月，發出這樣的感嘆：“以吾不居總理，無權辦事，諸事不舉，悔之晚矣。”

臨終遺言：“我子子孫孫全要自立自創”

1928年，父親黃嵩齡離開北京，經南京返回廣州。那時候，他對交通部非常失望，因為這個部門對全國的鐵路建設毫無建樹，而且長期拖欠職員工資。返回廣州后，他致力于公益事業，是多個民間組織的領導或會員，其中之一是全省黃氏公所及千頃書院董事會會長。千頃書院是廣東省各地黃氏族人集資興建的大宗祠，始建于清雍正十年（1732年），后多次增建重建。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黃氏族人在原千頃書院基礎上建立了千頃小學堂，后發展為千頃中學。父親擔任董事會會長的第二年，千頃中學的學生已經超過500名。

父親黃嵩齡回到廣東后，用積蓄蓋起了一座三層樓的磚木結構住宅，起名“春聲草廬”，讀書、寫詩、培養子弟，成為他晚年生活的重心。

安穩的日子沒過多久，全面抗戰爆發，父親將家中成年的孩子送到抗戰前線。1938年，日軍進攻華南，父親舉家避居香港。他本以為，一年半載就可以回到家鄉，誰知道，勝利卻來得太遲了。那幾年，父親的心情非常糟糕，密切關注全國各地的戰況，把對戰事的擔憂和關注，都寫進了詩歌當中。

日本人侵華，香港也未能幸免。日本占領香港后，父親帶著母親、我和弟弟返回廣州。當時，從香港開往廣州的輪船分男女艙，但因為父親年老、弟弟年幼，10歲的我陪父親在男艙，而弟弟則與母親在女艙。輪船抵達廣州上岸時，乘客攜帶的行李都要交給日本兵檢查。我們攜帶的行李被日本人看中，要拿走。父親自然不肯，和對方理論。對方兇相畢露，奪過他手中的鐵拐杖，對著71歲的父親照頭就打，鮮血直流。母親嚇壞了，再三哭求，這才有位人力車夫把父親送到醫院搶救。父親叮囑我們：“我這件長衫不要洗，留下來給子孫看，讓他們替我報仇。”

自那次頭部受傷后，父親就漸漸失明，但他仍然不忘抗爭。時常要我攙扶著，前往被日本人占領的千頃書院，據理力爭，想要回書院。可是，一介失國寒儒，怎斗得過手握武器的侵略者？1944年12月25日，父親在悲憤和不甘中去世。他未能等到抗戰勝利，也未能看到我的哥哥們凱旋回來。

父親生前曾寫有遺囑，叮囑我們黃家的子孫后代：“我子子孫孫，全要自立自創，若有一毫依賴之性，便是無志，便是無遠大之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