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學在即,各大高校即將迎來又一批新鮮“血液”。上大學的成本除了學費,更多的就是生活費。家長擔心生活費給多了孩子學壞,但錢給少了又怕苦了孩子。記者近日在北京部分高校的大學生中進行了抽樣調查,結果顯示,近三成在京大學生每月生活費超過1600元。其中,餐飲伙食所占比例高達48.16%,是大學生開支的主要部分。購買穿戴和社交娛樂上的開支比例位于第二、第三。

三成在京大學生月生活費超1600元。對此結果,有人驚呼“太能敗家”,也有人感慨“真心不多”。其實非但在北京,各個城市大學生的生活費,近些年來都經歷了一個水漲船高的過程。尤其是相較于上一代人的消費水準,簡直可說是有天壤之別。就此而言,罔顧年代語境的縱向比較,實際上并沒有說服力。或許,爭論大學生生活費應該多少才合理,這本身就是沒有意義的。

大學生生活費是高是低,自然與所在城市的消費水平密切相關。也恰是以此為據,許多大學生為動輒數千的生活費作出了自我辯護。然而倘若深究下去,我們卻會發現,這其中的邏輯也許并不總是成立的。以占大學生生活費近半比例的“餐飲開支”為例,其就不純粹是市場化的:得益于財政專項補貼,高校食堂的定價普遍要低過市場行情一截。按說,這本該幫助大學生們省下一筆不小的花費。

大學生生活費走高,固然和物價上漲等市場化因素有關,但其背后的驅動機制,顯然要比這復雜得多。眾所周知,高校在很大程度上仍是帶有一定封閉性的特殊市場,其中的供求關系、消費模式等與一般的大眾市場還是存在很大差別。這意味著,客觀上存在著一個“緩沖帶”,可以保護大學生群體免受或少受“市場變動”的即時影響——可是,許多大學生,并沒有用好這一“緩沖帶”,反倒急于將自己置之于消費市場的大潮之內。

就此而言,大學生生活費的上漲,與其說是“被動上漲”不如說是“主動上漲”。其最核心的驅動力,就是大學生消費的“成人化”。通過對“社會人”消費偏好、消費習慣的仿擬,大學生們不斷拓展著自己的消費邊界。于是乎,諸如美妝花費、健身花費、交際花費等等,悄然間都變成了大學生消費的基礎選項。這一以“消費擴張”為表征的青春宣言,可謂凝結了新一代年輕人爭取自身權利的強烈意志。

關于此事,另一個值得注意的事實是,傳統意義上家長對大學生財務的“強約束”已在瓦解。這一方面表現為,大學生們借助社交媒體獲得了更為方便的發聲渠道,也更善于抱團為自己的切身利益“代言”;另一方面則體現為,他們借助網絡借貸等方式開拓了更多的資金源頭,這使得過去家長們“掐住經濟命脈”的殺手锏幾近失效……種種因素共同作用,在“生活費”這件事上,大學生群體業已從之前的“游戲規則”的被動接受者,升級成了“游戲規則”的制定者。

大學生生活費的上漲,到底是好是壞、是對是錯,這實則很難評價,也沒有必要去評價。真正需要去思考的是,在大學生客觀上已獲得更多財務自由和消費自主權的當下,與之相匹配的價值引導和風險控制機制,是不是真的足夠成熟和健全了呢?(然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