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到“五一”，梁家的房子沒有完工，左挪右借，沒湊夠彩禮。趙家放出話：“最多寬限一個月，蓋不好房，拿不出錢，別想結婚。”老梁咬著牙，一邊加快蓋房進度，一邊貸款付彩禮，還從商店賒了100箱禮品，裝上小貨車。

6月2日，終于要辦喜事了。梁家張燈結彩，準備娶親。凌晨時分，突然接到趙家的電話：“孩子生了！”

“丟人現眼！”老梁聞聽消息，氣得跺腳，只得取消婚禮，匆匆把娘倆接回。

過了倆月，小趙的哥哥添了胖小子，叫她回娘家辦喜事。張橋村離鹿邑縣有十多公里。小趙嫌路遠，半開玩笑對公公說：“進門前，您還答應給俺買輛汽車哩。”老梁一聽，沒理兒媳，頭也不回就走出了家門。當日凌晨，他用一根麻繩，無聲無息結束了自己的生命。死的時候，不到50歲。

“他爺爺走后，日子過得艱難。兒子、兒媳婦到外地打工還賬，到現在沒還完。”老田說，誰家不娶媳婦、不嫁閨女？那么多年立起來的老規矩，誰能挑頭捅破？

彩禮咋就長了翅膀

田艷，張橋鎮嶺子朱村人，說媒十多年。對“押帖”的規矩，十里八鄉沒比她熟的。

“七八年前，‘押帖’只要七八千，最多‘萬里挑一’，也就是一萬零一。3年前，彩禮像長了翅膀，變著花樣兒飛漲。”田艷嘴快，細數歷史，頭頭是道：2014年兩萬一千八(兩家一起發)，2015年六萬八(既順又發)，2016年十萬零一(十萬里挑一)、十五萬八(要我發)。禮金之外，還要買10萬元以上的小轎車，新蓋二層樓，不少還得在縣城或市里買100平方米以上的房子。

彩禮為啥一路走高？主因是男多女少。“在農村，整條街看不到幾個女孩，村村如此。”張橋村一位農民擔憂地說。到村委會，翻開張橋村的統計簿：全村適齡未婚青年80人，男青年有60名。女青年外出打工，不少嫁到了外地，加劇了男女失衡。

“前些年，都想要男孩，不稀罕閨女，現在問題來了。一到過年、麥收——相親說媒的旺季，誰家有個閨女，門口能排幾個小伙，一個挨一個‘面試’，跟‘選美’似的。”田艷說，去年春節假期的一天，她曾帶著4個小伙去同一家相親。

閨女金貴，彩禮不斷加碼。于是，男方外出打工掙的錢，全拿回村蓋樓。樓蓋好，娶了媳婦，再一起外出打工，把空房子扔在農村。偌大的二層樓，只有老人和小孩留守，“一樓住人，二樓養鳥。”

對近城區的農村小伙、經濟好的家庭，女方要得較少；越偏、越窮的地方，規矩越多，女方要得越狠。在偏遠鄉鎮，父母怕女兒嫁過去吃苦受窮，對男方“爹娘老的不考慮，弟兄倆的不考慮”；除了彩禮，外帶上轎禮、下轎禮、要“好”禮、改口費，以及牛羊肉、肘子、煙酒、果品。村里人調侃：“嫁個閨女，夠開一個小超市了。”

田艷說過一個媒：女孩的父親因傷殘不能勞動，家貧如洗；哥哥過了婚齡，仍沒對象。提親時，女孩的母親央求田艷，向對方要10萬元彩禮，好給自己的兒子蓋房娶親。男孩父母口頭上答應，但走后再沒有下文。無奈，女孩與男友灑淚分手。

在農村，面子看得比啥都重。相互攀比，推高彩禮。有一年春節，田艷保了兩個媒。趕巧，倆小伙兒同村，倆閨女同村。第一家先“押帖”六萬六，第二家后“押帖”八萬八。頭一家忽然覺得沒面子：“一塊長大的閨女，憑啥俺比她便宜？”要求追加彩禮。男方不同意，女方“任性”退親。

“不光女方要面子，男方也死撐面子。”柘城縣紅娘協會副會長楊鵬談起一樁婚事：姑娘比小伙大6歲，著急結婚，明確表示不要彩禮。男孩父母堅決不同意，非要送六萬六。是男方“不差錢兒”？并不是。男方貸款買房，借債送禮，塌了不少窟窿，之所以硬挺，就一個想法：娶媳婦是大事，不能讓人家看不起。“有些小伙的個人條件稍差，過了25歲找不到媳婦，爹娘都不好意思去別人家串門子、赴喜宴。為娶個媳婦，情愿勒緊褲腰帶，多出彩禮。”

因為拿不起彩禮，不少農村男青年長期單身，甚至成了“終身光棍”；不少農民家庭因婚致貧、因婚返貧，影響到脫貧攻堅。

讓黨員干部打個樣

記者趕到花馬李村，村支書李傳偉的妻子，趕緊出門，躲著不見。

李傳偉坐在板凳上，點著煙，狠吸了幾口：“移風易俗，俺媳婦支持。黨員干部不帶頭，群眾工作不好做。”

一旁的干部插話說，李支書嫁閨女，少要彩禮、節儉辦事，在家頂了不小的壓力。

年前，閨女定親。男方按“老規矩”，要送六萬六到李傳偉家。

“誰家閨女不出嫁？都要高彩禮，惡性循環。”李傳偉打定主意，降低彩禮，又怕妻子這一關不好過。

他先到鎮黨校，聽了一堂移風易俗黨課，回來給妻子傳達政策。妻子的臉一黑，不吭聲，給李傳偉來了個“悶頭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