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只是讓他們認罪，更重要的是悔罪

認罪，卻并不悔罪。在和很多犯罪青少年接觸的過程中，康龍發現了這樣的問題，“表面上因為外界的壓力認罪，但事實上并沒有真心悔過，很容易導致二次犯罪。”在康龍看來，這是很可怕的事情。

在這個少年弒母案中，同樣也存在這種情況。

“孩子承認殺母，但我覺得讓其從內心真正認識到自己的罪責才是最重要的。”康龍說。

這一點，安徽警官職業學院心理學副教授、安徽省合肥市心理咨詢師協會副會長姚峰也注意到了。

姚峰也曾跟蹤走訪過犯罪的青少年，試圖剖析這些孩子犯罪的真正原因，“很多是因為父母的教育管理問題導致輟學，進而走上犯罪道路。他們本質并不壞，在跟他們交流的過程中，一些人能夠認識到自己的錯誤。但還有一部分人，認錯卻不是發自內心的，在與社工的交談中，可以看出來是出于功利的目的，希望能幫助講好話，盡量得到緩刑或者免于刑罰，而自己完全沒有負罪感。”

在姚峰看來，這樣的孩子光靠外界的法律制裁，顯得很無力。他覺得一個人格健全的人，做了一些傷害自身、他人、乃至社會的事情后，總會有負罪感，無論法律是否制裁。“但如果沒有負罪感，或是開脫后負罪感降低，不能真正悔罪，那么二次犯罪的幾率就會大了很多。”

讓這些孩子真正意識到自己的錯誤，這是康龍在平時的青少年心理問題矯治過程中要達到的最終效果。

“要做到這一點，首先你得能夠與他們對話，讓他們認同你，信任你。”這一點，恰恰是在他們和父母之間缺失的，很多孩子也正是因為這一點才漸漸在錯誤的道路上越走越遠。

他幫扶過一個早戀的男孩子。在發現其早戀后，父母的反應是：打！但這非但沒有解決問題，反而讓男孩更加逆反，最后干脆帶著女孩“私奔”到網吧好幾天。

康龍接觸這個孩子的時候，并沒有急于否定他，而是認真平等地與其交流，給予理解、陪伴和安全感，努力找到和他有共鳴的點，在心理學上，這被他稱作“合適的調頻”。

“我不跟他說早戀問題，而跟他探討以后的人生規劃，學習生活當中所面臨的困惑等。讓他自己講述，其實他會意識到哪些是對的哪些是錯的。”最終這孩子卸下了心理包袱，早戀也成為他自己口中“很傻的事情”。

傾聽，這是姚峰在與犯罪青少年溝通的過程中常用的“手段”。“不要去教育他們，要做好一個聽眾，給他們一些提示，讓他們自己去講述自己的成長歷程，包括為什么會走上犯罪道路，犯罪的時候是什么樣的念頭，然后再回過頭去看犯罪本身這件事。”他說。

在姚峰看來，一定要讓孩子們說話，理解他們，而不是進行單方面呵斥教育，避免“家長式”的單向溝通。“很多孩子最后都能反思，認識到自己的錯誤，說到自己犯罪，說到自己的父母，一些孩子會抱頭痛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