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期間,僅以上海而言,中外友好、互相援助、共同抗敵的故事就不勝枚舉。例如,上海人民在戰時救助了至少2.5萬名歐洲猶太難民,數量超過了加拿大、澳大利亞、印度、南非、新西蘭五國同時期接納猶太難民的總和,被人稱為“上海方舟”。與此同時,猶太難民和在華猶太人也采取各種措施支持中國抗日。上海猶太難民醫生羅生特和傅萊分別參加新四軍和八路軍,投身抗戰前線。猶太記者漢斯·希伯積極報道中國,特別是中共領導下人民軍隊英勇抗擊日寇的事跡,最后不幸犧牲,血灑中華大地。法國神父饒家駒在上海創立戰時平民救護的難民區,保護了30多萬中國人,被稱為“中國之友”,其創立的戰時平民保護模式于1949年8月被列入《日內瓦第四公約》。

又如,1932年4月韓國義士尹奉吉用炸彈炸斃“一二八”戰役日軍總司令白川義則、炸傷一批在滬的日本軍政要員。當時,中國軍民正處于戰役失敗的陰影中。這一事件極大地鼓舞了中國軍民的抗戰意志,也在心理上打擊了日軍不可一世的囂張氣焰。而上海作為韓國臨時政府長期所在地,也給韓國獨立運動提供了巨大的支持。再如,作為近代上海發行時間最長、發行量最大、最有影響力的西文報紙,《字林西報》在1937年淞滬抗戰開始后,以前所未有的姿態,贊揚中國抗戰“為人類文明增添了光芒”,對中國人民的英勇抗戰予以贊美,對日軍的法西斯暴行予以譴責,體現了當時國際友人鮮明的政治態度和政治立場。

此外,中國方面還在上海積極開展情報工作,為盟國提供各種重要信息。僅以中國和蘇聯特別合作機構——“技術研究所”上海組為例,1938年底就至少截獲日方20份重要軍政文件。中共情報人員還提供了有關德國即將入侵蘇聯的確切情報。

這樣的歷史故事還有許多,如中國遠征軍、美國飛虎隊、蘇聯援華支援航空隊、歐洲來華的國際縱隊“西班牙醫生”等。特別需要指出的是,在世界反法西斯陣線初步形成的背景下,1941年10月,在中國共產黨的倡議和主持下,東方各民族反法西斯大會在延安舉行。會上,不僅朝鮮、印度、菲律賓、馬來亞、緬甸、泰國、越南等東方民族參加,而且猶太民族也作為東方被壓迫民族之一應邀派代表與會,甚至還邀請了日本的反戰人士。這充分體現了中國人民與世界人民共同反抗法西斯的命運共同體意識。

在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今天,這些歷史上的共同經歷足以給世人以啟迪和昭示。但也要看到,集體的共同記憶從來都不是個體記憶的簡單加總,而與現實的導向密不可分。記憶不僅重構著過去,而且組織著當下和未來的經驗。記憶是需要現實引導的、強化的。歷史不應該被忘記,但有時常常遭到人為的遮蔽。例如,有些國家對二戰時期侵略和屠殺的歷史不肯承認,不予以深刻反思,反過來一味將自己塑造成戰爭的受害者與和平的倡導者。由此,在推進人類命運共同體構建的過程中,一方面要防止有意歪曲和篡改歷史記憶的反記憶現象,讓某些歷史記憶成為世界人民共同汲取的歷史教訓;另一方面,我們也應該通過建立一些記憶載體,如設立紀念日、紀念碑、歷史公園、紀念館等,讓中外人民之間友好互助的故事得以傳承和發揚,并最終轉化為人類命運共同體意識。

2014年,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決議,確定9月3日為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紀念日,將12月13日設立為南京大屠殺死難者國家公祭日。這兩個重大紀念日的設立,不僅有助于國人牢記歷史教訓、不忘苦難經歷,有助于讓那段不屈抗爭的歷史成為民族集體記憶和民族復興的力量之源,而且有助于中外人士重溫共同抗擊法西斯暴行,維護人類文明、和平和正義的艱難歲月,從而更加深切地體會到人類命運的休戚與共。

又如,一些紀念館的設立,不僅成為銘記歷史的記憶空間,而且演化為增進中外友好的重要紐帶。幾乎每位以色列和韓國領導人到訪上海,都會前往上海猶太難民紀念館和上海大韓民國臨時政府舊址參觀,述往思來,為國家間關系的現實發展不斷注入歷史的正能量。

我們還應該通過共同撰寫歷史教科書、聯合舉辦歷史專題展覽、聯合拍攝影視作品、聯合開展主題美術創作、建立公共網站、開展中國抗戰故事外譯工程等,將中國人民的抗戰記憶轉化為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二戰記憶,使中國抗日戰爭與世界反法西斯戰爭更加緊密地連接在一起,真正達至合為一體。但毋庸諱言,一個令人遺憾的現象是,當年納粹對猶太人進行的種族屠殺已經成為全球范圍內共同的文化記憶,而在中國發生的南京大屠殺,相對來說只是成了我們民族內部的記憶。這值得我們深思。